《美术思潮》曾经试图成为新潮美术的思想库，可惜没有如愿。

　　 它突兀地出现，突兀地夭折，如同叫喊一阵之后迅速失声的婴儿。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文化转型和艺术变革的标志。

有人讲艺术是文化的先导，美术是艺术的先导。这是因为美术属于个体艺术，不像音乐、戏剧、电影需要合作。其实，比艺术更快捷地表达思想的载体，不是绘画而是言语和文章，是理论。1985年中国美术界十件大事，有五件属于理论。所谓八五美术新潮，首先是思想形成的潮流，是理论涌现的浪涛，所以人们称新潮美术是一场理论的运动。《美术思潮》正是顺应了这个趋向。

《美术思潮》为什么出现在武汉？追根溯源，至少有三大原因。

一是武汉的地理位置。武汉作为汉文化圈的地理中心，同京津沪宁杭穗成渝雍保持着大体相等的距离，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快捷。当年中山先生主张中国实行五都制，以武汉为首都，以京沪穗渝为副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二是武汉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武汉地区的文化一向属于非主流文化，很难形成文化茧房。早在两三千年前，楚国就不服从周王室的管制，典章制度和名目统统有别于周朝。不服周，至今仍然是武汉人表示叛逆心理的方言。

三是武汉的精英文化。武汉的大学数量仅次于京沪。1985年前后，《美术思潮》编辑同武汉中青年美学学会的成员形成重叠关系。当时年轻的哲学家、美学家、心理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诸如张志扬、陈家琪、邓晓芒、易中天、萌萌、方方、李明华等代表人物都曾是《美术思潮》的支持者或撰稿人。湖北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周韶华采取用人不疑的方式启用了我们这群年轻人，更是《美术思潮》以激进面貌获得美术界老中青三代人广泛认可的直接原因。当时，有人把崛起的湖北美术界比喻为纽约，把北京比喻为巴黎，正是《美术思潮》起到了喉舌作用。栗宪庭、黄永砯、张培力都曾表示要迁徙武汉，先后调进武汉的有舒群、任戬、王广义等人。

1991年北京西山会议，反思新潮美术和它的终结。众说纷纭，占压倒多数的判断是显而易见的时政原因。我却认为是隐藏在背后的经济。有近十位发言人赞同、反对或质疑我的意见，以致会场主持人不得不中止讨论。在人间，重要的不是政治，不是艺术而是经济，是被文人忽视或蔑视的经济杠杆。没有经济支撑，就不会有当代艺术的呈现，不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思潮，而思潮既会反哺经济和政治，同时会启迪当时和未来的艺术。经济一旦崩溃，一切都会走向反面，艺术创作会变得苍白无力、不足挂齿、无人问津。

十年前，原《中国美术报》社长张蔷从温哥华打来电话，邀请我和索菲合作，重新启动《美术思潮》《江苏画刊》《中国美术报》、即“两刊一报”，由他投资。可是人不可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我从媒体转换、作者群和读者群分析，指出两刊一报影响中国艺术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感谢立平总裁、鲁虹馆长和二位的伙伴们成全了这个会议！感谢各地的友人前往武汉助兴！千里之外，向你们祈福，为你们鼓掌！

　7月27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