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平祥是湖南当代艺术的肇始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便开始了新艺术的探索，并与贺大田、刘采等画家一起共同组织成立了湖南最早的现代画会——磊石画会。可以这么说，湖南艺术界的思想解放，邓平祥立过拓荒之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湘籍年轻艺术家对他都倍加尊重。

我知道邓平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正潜心学画，满世界寻找学习资料，邓平祥就是在我如饥似渴地知识搜索中相遇的。不过，我最先看到的并非邓平祥的绘画，而是他的文章，是他撰写的有关“第三代画家”的评论。在此之前，我虽然知道陈丹青、罗中立等画家，也很赞叹他们的画技，但对他们的作品所折射出的时代精神，以及在艺术史中的价值并不清楚。经邓平祥的理论分析，我才幡然明白，在艺术家的感性冲动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理性文化背景。艺术作品的价值呈现，就是因为关联着这样一个背景，并将其有意义的部分昭示出来，成为了某种时代象征。

正是通过邓平祥对“第三代画家”的评论，使我逐渐意识到了，在艺术史的转型过程中，理论介入的重要性。如果说在一个价值相对完整的传统社会，理论尚可以退而次之，艺术家的创作只要吻合那个社会形态，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被人接受；那么，在一个价值动荡的年代，理论的阐释，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没有这种思想的清除与理路的铺垫，任何超前的试验和探索，都会给观者留下一种“乱弹琴”之歉。这，就是我当年读到邓平祥对“第三代画家”论述时的感受，让我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多年以后，我从艺术创作转到艺术批评，如果追溯起来，邓平祥也是我的领路人之一。

我跟邓平祥认识，是通过中央美院的邹跃进，那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了。此时的邓平祥，已是响誉国内的美术理论家；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步入当代艺坛的后生崽，漂泊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城。我至今还记得与邓平祥初识的情形，就在邹跃进的宿舍，我们三个湖南佬席地而坐，用地道的湖南话相互攀谈，确有一种“久汗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温暖，让我一扫离乡背井的苍凉感。

人生就是如此，虽然孤独让人沉思，催人奋进，但也需要知音，需要温暖的慰藉。所谓“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东晋·陶渊明《咏荆轲》）可见，他乡遇故知，也可以化为前行的动力；惺惺惜惺惺，更是能够转换成创造历史的能量……

后来的邓平祥，从湖南迁入北京，也跟我一样成了“京飘一族”。再之后，他在北京昌平区的上苑村购买了一户农舍，基本上把家落在了北京。这使得我们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尤其是后来我也转到艺术批评，常与邓平祥一起参加某些学术活动，聆听他做思想报告，从而对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总的来说，邓平祥是一位忧患意识很强的理论家。这可能跟他出生的年代，以及经历的历史变迁有关。即作为解放前出生的“民国人”，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经过浩劫，目睹了一幕幕残酷的现实，生于忧患，也就更加痛切心骨。因此，邓平祥的批评实践，不在理论方法，而在价值诉求，在于如何抓住人性、自由等普遍价值。这也使得某些侧重于方法论的后现代理论家颇为不屑，认为邓平祥的方法论缺失，是知识老化的结果，是落伍于时代的表现。但我却不这么看，知识并不等同于知道，方法也不是思想的终点。如果只是把知识当作技能，将方法视为“圣学”。那么，我们永远只能徘徊于“现实王国”，而无法抵达“价值王国”，也就不可能将其转换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的理性”（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康德早就说过，人类有两个东西思考的越多，思考的越久，就越显得崇高：一个是天上的星星；一个是人类心灵深处的道德律令。这是康德沉浸在知识领域最后总结出的结果。他告诉我们，方法不能解决一切，更重要的是仰望星空的能力与遵从心灵的召唤。邓平祥像康德一样向往崇高、追求终极价值。尽管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这种向往与追求，已经显得越来越孤立；但我相信，他在星空下的仰望，一定会抬高认知意识、突破历史局限。

2010.3.5于通州

2022.8.31改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