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林，我总不由自主地想到西北的秦腔。这是因为王林说话的嗓门，非常特别，不仅高亢，而且嘶哑，常常能够在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增加音律，提升气氛。后来，我有机会读到王林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那独树一帜的声音，并非天生，而是青年时代为救落水儿童呛水所致。王林的这种舍己救人之举，体现了一种高尚的品质，让我敬佩有佳。我甚至想，他的声带因此而提高，也是天造地设，命运之使然。因为一种崇高的向往，也同时需要有一种高唱入云的嘹亮声腔。

在中国美术批评界，王林的确是一位高风劲节之士。他崇尚人格的独立，尤其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民主与自由思想倍加推崇。王林的这种人文信念，常使他站在潮流的对立面，而对文化中心主义嗤之以鼻。我最早知道王林，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当代艺术界敢于唱反调。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于绝处逢生，正逐步打开海外市场。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都为之庆幸不已。而王林却突然间背过身去，不断地向其泼出凉水，提醒我们要警惕艺术的后殖民主义。他的这种沉着冷静，在当时来说，有些一意孤行。然而，今天看来，却是远见卓识，切中要害。

说起来，王林的批评，还一度牵扯到我。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从事艺术创作，并与圆明园的一些艺术家一起，共同制造了一个艺术潮流——艳俗艺术。尽管对于“艳俗艺术”，我们找了许多学术理由为其正名，比如回归日常生活，比如关注流行文化，等等。但是，王林从我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还是看到了某种犬儒主义倾向，因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这么说，我后来放弃“艳俗艺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林的批评。

正是受王林的提醒，使我知道了“为学不作媚时语”的古谚，也明白了“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道理。因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传》）

对我而言，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堂堂君子，重于义，行于道。所以，我后来才步王林的后尘，转到了艺术批评。

我跟王林开始接触，实际上也是在我从事艺术批评之后。大概是因为我转入批评后勇于直言的缘故，没过多久，王林便注意到我，并邀我参加了2002年他在上海主持的“首届青年美术批评家论坛”。那是我第一次以批评家身份在美术界出场。说起来，领路人还是王林，是他把我引进了批评的山门，有了以启山林的志向。

再后来，我常去重庆参与一些艺术活动，而那里正是王林生活与工作的地方。因此，我们不时会在重庆见上一面，喝喝酒，聊聊天。如此三番五次，我与王林便成为了忘年之交。

当然，我跟王林真正产生心理契合，还是因为共同合作过一些事情。首先是与他和贾方舟等先生一起策划“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其间，王林的细致与周到，让我看到了他顾全大局的一面。其次，是2007年的第三届宋庄艺术节，我请王林进京策划“底层人文”当代艺术展，王林的折节下士，又使我看到了他的恻隐之心。可谓是既着眼于上层的思想启蒙，又不失底层的人文关怀。似乎正应了孔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界，王林是真正把学术当成社会公器的严肃批评家之一。

不过，尽管王林在学术上喜欢仗义执言，甚至有些得理不饶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是个率性随意的人，尤其喜欢与年轻一代推杯换盏，于酒桌上打成一片。说起来，王林也是我见过的酒坛高手之一，划拳行酒令，更是一流。只要有他在的酒局，总会拳来拳往；而觥筹交错之后，也总会有人喝醉倒下。每每那个时候，唯有王林独清独醒，保持着先前的镇定。这使我不由得联想起柳宗元的《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010.3.15于通州

2022.9.3改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