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见到李晓峰，是在上海，时间为2003年。那一年，上海春季艺术沙龙特设了一个批评家论坛——“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李晓峰正是这个论坛的策划者。此前，我并不认识李晓峰，只是因为发表过一些零星的批评文章，他在选择参会嘉宾时，竟然把刚刚踏入批评圈的我，也考虑到了邀请名单之中。所以，令我十分意外，也感念至今。

人的自信，不是凭空而来，有时候也需要外在的肯定。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的接受，也是成就一个人的必要条件。对我而言，从先前的艺术创作转向后来的艺术批评，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蜕变，得益于批评界不少师友的提携。而这其中，就有先我入道的李晓峰。

李晓峰是天津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分配至上海工作，是中国美术批评界唯一一位在三个直辖市生活过的批评家(重庆后来才被列为直辖市)。大概正是因为辗转过三座不同的大城市，李晓峰身上兼有南北的包容性，既有天津人的豁达开朗，又有上海人的精明能干，当然也有北京人的哥们义气。我第一次见到李晓峰，就被他的热心快肠所打动，尤其是他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直吐胸怀，表达内心的坦诚，与许多上海人的谨小慎微与浅言絮语形成鲜明反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朝晤面，便结成友善，在于同道，具有一样的修行。我和李晓峰便是源于美术批评，在思想的交流与观念的碰撞中彼此相识，交上了朋友。

不过，那时候的艺术生态，还没有现在这么繁荣。所以，我和李晓峰虽然认识了，但他在上海，我在北京，远隔千山万水，故而实际交往并不多。我们之间的友谊，基本上是隔空相望，保持着某种心理的认同与思想的呼应。套用宋人李之仪的《卜算子》一词，就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只不过，李之仪笔下的长江水，被我和李晓峰化为了思想的源流。

我和李晓峰真正交往起来，是2007年我与贾方舟等先生策划“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以后。我还记得，在最初拟定的参会批评家名单中，组委会是以全票通过邀请李晓峰。可见，李晓峰的学术影响；也可见，他在业界的地位。

此后，随着“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一届一届的举办，批评家们一年一年地相聚。我和李晓峰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后来，李晓峰邀我去上海参加过艺术活动，我也请他来北京参与过文化交流。总之，我们之间通力合作、携手并进，一起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贡献了彼此的股肱之力。

说起“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我要着重介绍一笔。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社团，完全由批评家自发组成，没有任何固定的出资机构与支持单位。所以，每年的筹办，都要临时拉赞助，非常不易。为此，身为秘书长的贾方舟先生，四处奔波，付出了太多心血。2016年以后，由于贾方舟年事已高，他卸任秘书长一职，将其转给了我。因此，这个担子落到本就瘦削的我身上，让我如牛负重，倍感压力。不过，批评家们都没有袖手旁观。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保障年会的顺利举办，他们纷纷开始帮我跑赞助、找支持单位。这其中主动请缨的批评家，就有李晓峰。

那是2018年，上海艺术博览会举办，在李晓峰的穿针引线下，同意辟出一个学术单元，承办该年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于是，我们的年会终于跻登上海滩的绚烂舞台，完成了在“北上广”三座一线大城市巡回举办的历史夙愿。

不过，由于李晓峰引进年会，欠了上海艺术博览会的人情，他必须帮助完成博览会的一系列其他艺术活动。因此，李晓峰担任2018年“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轮职主席，为其忙前跑后的同时，还要为上海艺术博览会策划多个展览。这让李晓峰分身乏术，不得不忘餐废寝，日夜操劳。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李晓峰的倦怠表情，以及他穿梭于博览会上马不停蹄的疲惫身影。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动不已，为他的付出，为他的执着。我想，不仅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需要李晓峰，中国当代艺术也绝不能缺少他这样的中流砥柱。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思想的活跃，也有了艺术的繁荣。

2022.9.5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