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吧，来吧，云南人民欢迎你！”

每次跟老管通电话，电话那头都会传出这样热情洋溢的声音。仿佛我们是两国邦交，而老管就是他那个“夜郎国”的首席代表。

老管本名管郁达，原籍贵州，曾两度到北京求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于中央民族学院；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学。不过，两度辗转之后，老管都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回到了他自己的领地——西南，只不过后来从贵阳迁至了更加南端的昆明。

“我告诉你，这边好玩儿！”

老管用他那特有的西南普通话，在电话那头继续跟我絮聒……

我跟老管相识，是他“梅开二度”来北京大学学习时。那几年，他在北京大学帮助朱青生编辑中国当代艺术文献，所以，经常会出没于一些艺术现场。我们在这些活动中不断相遇，自然而然也就认识了。我还记得老管在北京艺术圈活跃时，正是行为艺术大行其道的年代；而每次有行为艺术的表演，人头怂恿的观众群里，必定少不了老管。他个子不高，但很墩实，往往能够从拥挤的人群下面脱颖而出，再加上他那耀眼的光头，置身于黑压压的队伍前面，就像某个山塞里走出来的“土司”，率领着芸芸众生。有时，我看见老管，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笑他不经意间的“行为艺术”，夺人眼球，抢了人家拼死拼活的表演现场。

一晃几年，在北京后来的艺术活动中，行为艺术退到了二线。与此同时，老管也突然间消失不见了。仿佛他的出现，就是一个行为，而北京所有的行为艺术表演，都是为了铺垫他的到来。

我跟老管近距离接触，反而是在他离开北京之后。《三字经》里有曰：“性相近，习相远”。大概就表达了我和老管之间的这种人生状态。有人说：“闻香可以识女人”。其实，男人也是一柱香。只要把真性情插到香炉里，千里之外的修行人，都能够闻得到。

记得是2003年的某天，我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我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久违的声音：“我是老管呀，你在吗？一会儿出来坐坐吧！”

仿佛就像一场梦！老管在云南的昆明，我在北京的通州，相隔千山万水，怎么能是一会儿？难道老管是孙悟空？会踩跟斗云？我带着几分疑惑，磨磨磳磳地往约好的饭馆走去。不承想，刚进门，便看见了在饭馆里正襟安坐的老管。

“哈哈，这几天我就住在你的后面……”

原来，老管来北京出差，寄宿在他的一个哥们家，而那个哥们住的小区，就在我后面。听老管这么一说，我倒很想认识一下他的那个哥们。于是，便张罗着叫老管把哥们儿喊出来一块喝酒。出人意料的是，老管说的那个哥们儿，竟然是与我在圆明园一起混吃混喝的小兄弟——民谣歌手洪启。

真是无巧不成书呀！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一书中说过：“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会迷失，相遇人的会再相遇。”通过老管再次见到分散多年的洪启，使我不得不相信命运的神奇。虽然每个人修行的庙门不同，但只要信仰是真挚的，上山和下山，都会走上同一条路。

这，就是老管于新世纪带给我的见面礼。

正是因为我与老管有着许多交叉的朋友，后来，我们的交往也就变得日益频繁起来。2007年，我邀他来宋庄艺术节策划了展览；而后，他也请我去昆明参加过活动。如此一来二往，我对老管也就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中国的美术批评家群体中，老管不属于躲到书斋里读死书的儒生。这是我们能够找到共同语言的地方。尽管我们都崇尚知识，却一致认为知识不能代替经验，尤其不能成为生命冲动的束缚。这使得我们都倾向于身体写作，重视文本与实践的结合；而对于思想史上的人物，我和老管也似乎有着共同的喜好，比如都喜欢西方的尼采和福科，偏爱中国的屈原与庄子……

意气相投，自然就容易擦出思想的火花。我跟老管正是因为有着几近相同的喜好与性情，所以，总是能够心有灵犀，产生南北呼应。

2009年春节刚过，老管又从昆明打来电话，邀我到云南与他和诗人赵野一起策划一个论坛——探讨“艺术史写作的可能性”。我不禁暗自叫绝。因为当时的我，正在展开中国新艺术野史的写作计划。不承想，我刚有写作的冲动，就被老管唤起了热情。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呀！对于我和老管而言，关于艺术史的写作，虽然充满了这样或那样的可能，但似乎都在彼此的思考与情理之中。

2009.4.1于通州

2022.9.3改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