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教师节。作为媒体人，参加各种展览常常被“老师老师”地叫着，此刻想来，分外惭愧。“老师”一词的异化，起初源于尊敬与自谦，滥用与泛化之后，也不免看到权力的阴影。手握晋级权的娱乐节目嘉宾、走过场发通稿的记者、直播镜头里掌握流量密码的达人……都被成为老师。当我们屈从于话语权、曝光量和控制力，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题中之意便被遮蔽起来。

我之所以热爱艺术、尊敬那些优秀的艺术家和理论家，愿意发自肺腑地称他们“老师”，是因为他们在知识生产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彰显着一种自由精神，对抗权力的规训。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刚刚过世，除了悼念，艺术行业流行着有关女王的事迹，是她多次邀请艺术家弗洛伊德为自己画像，据说6年求了72次才终于得到一张23厘米高、15厘米宽的小幅肖像。过程太戏剧性，很可能是段子。但那张肖像的确算不得通常意义的“美”，弗洛伊德在女王肖像上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胆敢把女王“丑化”，女王也接受并尊重艺术创作的自由，本身就是一段佳话，这样的创作氛围令人钦羡。

除了显性的坚持，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乃至整个美术史的发展脉络，就包含着继承与颠覆的母题。就像利奥塔所说，“塞尚挑战的是什么样的空间?印象主义者的空间。毕加索和布拉克（Braque)挑战的是什么样的物体？塞尚的物体。杜尚在1912年与何种预先假定决裂?与人们必须制作一幅画——即便是立体主义的画——的想法。而布伦（Buren）又检验了他认为在杜尚的作品中安然无损的另一预先假定：作品的展示地点。”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放在中国水墨的发展中，明代王世贞评论中国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如果再继续考察四王与四僧的分野，以及近代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等大家的作品，会发现求变也是中国水墨面临的重要命题。

这种颠覆与发展并非线性的，即使丹托抛出艺术终结论，但那种自律的高级艺术终结后，对既有体制的颠覆便扩大了艺术的范畴。正如彭峰老师所说，“科学与管理强调普遍性和同一性，艺术强调个体性和非同一性。”这种个体性与非同一性，使得艺术天然有对抗规训的基因。

这种对抗并非是一味破坏，仿佛砸碎旧世界才能创造新世界，而是因为对非同一性的强调，实现对既有知识谱系的延伸、纠正或扩展。艺术史的发展有迹可循，但并非单向度，也便没有所谓标准答案和终极目的。无论市场还是学术，都基于艺术史的脉络，但又足够开放。再具体到艺术个案，则呈现出更大的自由度，甚至说，如何巧妙地呈现这种自由的独立思考，已经成为欣赏艺术的重要标准。

我在北大社会学系读书时，跟着导师杨善华老师做田野调查。他反复强调价值的悬置，警惕自以为正确的价值判断，造成对调查对象行为动机的肆意解读。他对我说，“未来你很可能不会从事社会学的研究，但这种方法会培养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的能力。”如今想来，这种实证层面的自省，与艺术的非同一性构成某种奇妙的对应关系。

艺术不仅在白盒子里产生影响，也不仅在生活中赋予人们审美体验，更在于艺术提供一种思想层面的方法论。在过分强调同一性与服从性的时刻，让我们有对抗驯化和奴役的智慧与力量。

正因如此，我格外感念那些给予勇气和引导的老师，祝他们教师节平安喜乐。也在中秋节之际，祝大家风月同天、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