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见高名潞，是1996年春。那一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的高名潞，回国省亲，受艺术家刘彦之邀，光临了我们位于清华北门的驻地。我还清楚地记得，高名潞到我工作室的情形，他言辞不多，也不怎么看画，而是镇定自若地坐在我的房间里，问了我一大堆理论问题。那时候，尽管高名潞已经不做大哥有些年了，但他的威严还在，以至于让我回答他的问题时，禁不住有些紧张。

高名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曾利用自己在《美术》杂志担任编辑的身份，大力推动新艺术，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蓬勃兴起，做了许多开渠引水与推波助澜的工作。众所周知的“85美术新潮”，就是由他最早提出，并推演成了一场波及全国的艺术运动；而1986年的“珠海会议”，以及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也都是由他牵头得以落实，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所有重要的现代艺术活动，几乎都与高名潞的理论思考和组织策划有关。正因为如此，高名潞一度成了中国现代艺术的旗手，为众多艺术青年所敬仰。

然而，1989年，高名潞受到了巨大冲击。因为支持现代艺术，他被《美术》杂志扫地出门，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由此，身份的落差，使高名潞萌生了去意。恰逢此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发来一个邀请，高名潞也就借此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漂洋过海去了美利坚，不惑之年又重返校园，成了哈佛大学艺术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1996年，我初见高名潞时，正是他赴美留学后首度回国探亲。尽管高名潞离开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的社会转型，早已物是人非，令他感到了某种“乱红飞过秋千去”(宋•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失落。大概是为了追忆曾经的盛景，重拾过去的辉煌，高名潞回国后，搞了一场盛大的见面会。我没有参加那次群英荟萃的雅集，不知道那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唐·刘禹锡《陋室铭》）的盛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后来刘彦带高名潞到我工作室参观，我还是领略了他作为“大哥”的风范。

我还记得，在此之后，艺术家王迈还邀请高名潞到五道口的一个酒吧，搞了一场隆重的学术演讲。那是我听过的所有演讲活动中，最为特别的一次。因为坐在下面的听众，大都是披头散发、不修边幅的摇滚青年；而高名潞的演讲主题，却是极为严肃的后现代理论。这种语境的错位，如同秀才遇到兵，显得格不相入。然而，面对语笑喧阗的酒吧环境与情绪激昂的摇滚青年，高名潞却从容自若，不但严肃认真地讲完了他的理论，而且还发表了一通关于人文素质的感概。这也让我看到了高名潞的处变不惊与坐怀不乱，确有一种正容亢色的威严。

1996年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没见过高名潞。因为他又回了美国，主要的学术活动都在海外。我再见高名潞，已是21世纪初。此时的高名潞，已经取得博士学位，成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教学之余，他开始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担当起文化交流的重任。

2002年初，北京的几个民营资本家共同集资，成立了一个名为“犀锐”的艺术中心。为了扩大中心的艺术影响，他们招贤纳士、广募英才，把我和远在美国的高名潞等人都请到一起，成立了最初的学术班底。高名潞是顾问，指导工作；而我是执行，介入具体事务。这期间，我与高名潞有过一些接触。总的印象是：他整整截截，不苟言笑；知人论世，喜欢取俯瞰的角度，高层建瓴。

可惜，犀锐艺术中心的好景不长。因为只出不进，亏空太大，引发了股东间的矛盾，最终不得不关门大吉。此后，我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参与创办《艺术评论》杂志；再之后，我离开《艺术评论》，又帮宋庄艺术促进会做了不少事情……总之，是游走于艺术江湖，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而高名潞，则仍然是学术权威，后来被四川美术学院聘请，到该院兼任美术学系主任。

到四川美院兼职，是高名潞离开国内体制多年后，再次复归正位，获得某种体制内的话语权。尽管高名潞到川美只是兼任，但“主任”的身份，还是为他换回了失去的荣光，且赢得了不少做事的便利。正是利用美术学系的这个背景，高名潞后来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建设工作。譬如成立“高名潞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譬如从学理上提出所谓“意派”的原理论……

不过，无论是“高名潞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还是“意派”原理论，后来都遭到了国内美术界的不少质疑。业界似乎并不认同高名潞的原理论，对他以个人名义成立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也是议论纷纷。但我却认为，这就是高名潞的性格，与他一贯的精英立场与宏大叙事相吻合。只是有些遗憾，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快，早已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倘若还能够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相信，高名潞的理论也好，中心也罢，一定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也一定会形成文化的聚合效应。

2009.12.17于通州

2022.9.30改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