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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稿|“镇馆之宝”宋刻本《长短经》展出!上海图书馆东馆中的碑帖名品

2022-11-01 08:25:55 未知

在上海图书馆的所有馆藏中,碑帖或许是最为耀眼的那一个门类。25万件历代碑帖拓片中,善本有3000余件。收藏品种几乎囊括了整部“中国碑刻史”。其数量之丰富,质量之高超,堪称“碑帖博物馆”。

在新馆落成后,上海图书馆便辟出许多展厅用以陈列馆内收藏。在五楼的“石不语——碑帖艺术与建筑文化”的主题展区分为两间陈列室:里屋的碑帖传达了祈福为民的高远理想,外屋的碑帖则关注民间日常的生活。庙堂与江湖,高远与日常,远与近的切换,将观者拉入到历史的回流,窥探到碑帖的两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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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厅现场

此外,上海图书馆还在七层“馆藏精品馆”,首展以“典册琳琅”为主题,系统展示从纸间书写到勒石传拓,从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代的铅印、石印等技术更迭下的文化传播之路,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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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厅现场

东馆庞大的展出阵容中,在五楼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古籍与碑帖史上都十分重要的作品,包括隋碑第一《龙藏寺碑》、不同版本的《九成宫醴泉铭》、北宋蔡襄《万安桥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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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厅现场

当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七楼展出的,堪称上海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的宋刻本《长短经》。

● 宋刻本《长短经》的递藏路

频繁的战乱,加上纸张不易保存,使得宋代刻印流传下来的书籍极少。因此,在古籍收藏中,“宋版本”地位十分重要,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而在“宋版书”里,则又以北宋刻印的书籍最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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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长短经》所在展厅现场 ©上海图书馆

此次展出的“镇馆之宝”《长短经》便是来自宋代的刻本。人们或许对《长短经》的作者赵蕤不太熟悉,但一定知道他的一个朋友——李白。李白对他极为推崇,曾跟随他学习纵横术,二人并称唐代的“蜀中二杰”,当时有“李白文章,趙蕤术数”的说法。

不同于好友李白的积极入世,博于韬略、长于经世的赵蕤避世隐居,唐明皇多次想征他去朝廷里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赵蕤甘愿过着著述立说地平静日子。这部《长短经》便是他撰写的一部经世致用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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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长短经》在展览现场 ©上海图书馆

《长短经》是一部借鉴先秦至隋兴衰存亡,纵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的杂家类书,多涉及权谋与驭人等内容。全书分文、霸纪、权议、杂说、兵权五类,汇集了儒家、法家、道家甚至阴阳五行等各家的说法,与战国纵横家的思想颇为类似。卷端题“长短经卷第一”。卷首有赵蕤《儒门经济长短经序》,署“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赵蕤撰”。全书共九卷六十四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该书“原出于纵横家,主于因时制变,综覈事功,不免为杂霸之学”。

那么,这部经卷为何称之为《长短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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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长短经》内页 ©上海图书馆

古人将古籍按内容区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经”为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史”为史书,即正史;“子”为先秦百家著作;“集”为文集,即诗词汇编。《长短经》,顾名思义,便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按照《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说法,其“长短”之名的由来,是因为“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纵横家与长短说自西汉时便密不可分。西汉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十分贴近现实。也就是说,《长短经》中的内容便包含了不同层面的致世哲学。

此次展出的《长短经》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版本,也是宋刻孤本。为避宋真宗的“恒”字,书中镌有“杭州净戒院新印”、“净戒院印”的刊记。虽然曾在宋代被刊刻,但这部书在元、明代很少现世,几乎未曾出现翻刻及抄本,直到清代才有人将它刻入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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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长短经》乾隆御题 ©上海图书馆

《长短经》曾在清初为徐乾学传是楼旧藏,后传至励守谦,当时正值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作为《四库全书》的编修,励守谦以馆臣的身份进献书籍,这部书就是他所献书籍的其中之一。我们这位十分喜爱“盖戳”的乾隆帝,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本稀世孤本。他于乾隆三十九年在《长短经》上题下了四首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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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页中,翰林院编修励守谦字样 ©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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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长短经》内页 ©上海图书馆

清光绪十三年,《长短经》为翁同龢购得。他赞叹这本书“宋刻之极佳者”,但书商却开价八百金,翁同龢最后以三百五十金“巨资”购得。此后,这部书便一直珍藏在翁氏家族之中。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翁同龢后嗣翁万戈旅居美国,将包括《长短经》在内的一批古籍善本也带了过去。2000年,翁万戈转让这部书,《长短经》才落叶归根,回到了祖国,入藏上海图书馆。

千年流传,辗转漂泊,《长短经》重回故国,想必亦算是得其所吧。

● 隋碑第一《龙藏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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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藏寺碑》在展览现场

本次展出的《龙藏寺碑》是清初黄云旧藏的明初拓“张公礼未泐本”,是传世年代最早、存字最多之本。该碑于隋开皇六年(586),隋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而刻立。张公礼撰,无书者姓名。碑现存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关于此碑的作者,历代文人曾展开过无数的猜测和想象,欧阳修便认为撰者即碑末署名的张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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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藏寺碑》局部

它不仅高大庄严,而且书法艺术上被誉为“隋碑第一”,是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碑文从崇佛下笔,既谈了修行的途径,又驳斥佛乃虚妄之说,最后还描写了恒州刺史王孝仙奉命改建龙藏寺的故事。全碑阳30行,行50字,约1500字,碑阴题名五列,左侧题名三列。其书法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具有生涩古朴之美,古拙幽深之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曰:“《藏龙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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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藏寺碑》局部

《龙藏寺碑》它上承南北朝余风,下开初唐书法诸家先河,被康有为誉为“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隋朝保留至今的石碑,在中国只有3块,以这块记录了历史的碑最完整。 隋朝虽较短,可是在文化上作出了新的成就。隋朝承袭了魏晋的馀风和六朝的风格,理清了书法用笔与结体之理,作了一番大加工,篆、隶销声匿迹,惟独楷书盛行于世,楷书成为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它开创唐朝正书的先河,对唐朝写正楷的一派影响最深。有人说它为《九成宫》、《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作了铺陈。可以说唐代书风在此已初露端倪,唐代书法是隋朝书法的直接承传。

●“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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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宫醴泉铭》在展览现场

唐贞观五年(631),太宗皇帝李世民命令修复隋文帝之仁寿宫,后改名为九成宫。第二年,太宗皇帝来到九成宫避暑,在游览宫中台观之时,偶然发现一汪清泉,欣喜之余,便下令由魏徵撰文,欧阳询书写,于贞观六年(632)刻碑。当时的欧阳询已经76岁了,书法功力十分深厚的他又是奉敇而作,自然十分用心。《九成宫醴泉铭》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或“天下第一正书”。此铭笔力刚劲清秀,结体险绝瘦峻,既得北碑方正峻利之势,又有南帖风姿秀雅之韵,故历代推为学书之正途、初学之典范。诸如“正书第一“唐楷之冠”“翰墨之冠”“楷书之极则”等美誉纷至沓来。后世科举考试写字的取法都以欧体为考卷之准绳,足见此书影响力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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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宫醴泉铭》全碑拓片

值得一提的事,《九成宫醴泉铭》不仅是一部书法碑帖,它叙述了“九成宫”的来历和其建筑的雄伟壮观,歌颂了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节俭精神,介绍了宫城内发现醴泉的经过,并刊引典籍说明醴泉的出现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盈”的谏诤之言。此外,九成宫的建设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建筑方针和设计理念。“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虽然尘封已久,九成宫醴泉铭所记载的工程建设理念在现代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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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令人遗憾的是,立碑未久,即为爱好欧书者捶拓,拓本当时已不易得。其后年经代远,捶拓者纷至沓来,碑字乃损泐漫漶。所以,碑石因年久风化,加之捶拓过多,断损严重,并经后人多次开凿,浅者深之,疲者肥之;久而久之,几乎无一笔不凿,以致笔画枯疲,锋芒全失。现碑座已经破损,碑首与碑身一体,存于陕西麟游县博物馆。

《九成宫醴泉铭》有许多拓本,除了此次展出的拓本外,还有宋拓明驸马李祺本,清初高氏重新装裱。1956年,张明善将其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 北宋蔡襄《万安桥记》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横亘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洛阳镇洛阳江上。由于洛阳江入海口过去称为万安渡口,所以当地人又称洛阳桥为万安桥。洛阳桥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倡建,于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开始动工,历6年8个月竣工。桥建在江海交汇处,水阔浪急,工程非常艰巨。当时的劳动人民创造“筏型基础”来建造桥墩,并发明了“殖蛎固基”,以固桥基。使往来行旅“去舟而徒,易危为安”(碑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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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蔡襄《万安桥记》在展览现场

洛阳桥规模宏伟,原长1200米,阔5米许,桥墩46座,桥栏柱500根,石狮28只,石亭7座,石塔5座。现存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船形桥墩31座。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桥南的“忠惠蔡公祠”内,蔡襄自撰亲书的《万安桥记》碑,此碑不仅书法端庄沉着,而且文字精炼,工刻细致,誉为文、书、镌“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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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桥记》局部

此次展出的《万安桥记》便是这件。《万安桥记》全文共153字,用楷体书写,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分刻在两石碑上,每碑高2.89米,宽1.46米,厚0.3米,碑字分为6行,每字长18厘米,宽15厘米,现存碑刻有二,一为损毁后,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另一为北宋原刻,原露天崖刻于岸左,宣和间(1119-1125年)由在泉州任市舶司后为知州的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祠内。《万安桥记》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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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桥记》局部

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键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

尽管蔡襄书法宋朝举国上下都十分珍惜,但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 ,所以传世作品较少。今日能在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展览中一睹真颜,不得不说是一件幸事。

【后记】“石不语”,那些在历史中被刻印在石头上的文字,以无言的姿态,在千百年中无言地诉说着。在其中,我们看到那些亘古不变的朴素日常,看到身居庙堂的高远理想,看到碑帖那由黑与白演绎出的动人心魄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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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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