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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 | 张辉:汉代以前的“非跪坐”-中国家具史⑰

2022-11-01 16:55:44 张辉 

家具史是身体解放史,是人之秉性与礼教的对抗史。

“跪坐”作为礼教的法定体态,主流而强大,由周代至汉代,延绵千年。算到唐代,竟然两千年。跪坐是“礼坐”,需要训练,很痛苦,很伤害,也很残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叔向御坐,平公请事,公腓痛、足痺、转筋而不敢坏坐。”“腓痛、足痺、转筋”,就是久跪之后腿肚子、足部麻痹疼痛。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亦云:“危坐一时,痹不得摇。”

“非跪坐”体态也一直存在,有箕踞、盘腿坐、垂足坐(倚坐),都是人类自然而然的姿势,是本能,代表人性的自发而为,不教自会,难以克制。经验告诉人,自然的坐态更舒服,虽然有违礼教,却是身体自我的需要。天性的潜行,比任何社会规则更本质和重要。

本文试着说明汉末之前的“非跪坐”体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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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 箕踞陶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一、蹲踞与箕踞

在秦始皇帝陵七号坑,出土了一件陶俑,臀部着地,双腿前伸,经过考古学家考证推测,陶俑可能表现琴师在演奏。这种体态称为“箕踞”“踞”。箕踞是屁股落地、双腿随意前伸的体态,因腿微曲的形态像簸箕而得名。它自然舒适,就是像今人放松地坐在地上。

礼制中,箕踞被视为“无礼义”。在夷夏之辨观念中,它又被视为是东夷之俗。

史学典籍中,挂一漏万,并且努力矫饰主流观念。但是其中仍能看到箕踞记录,多以谴责面貌出现。最著名的与孔孟庄子相关,《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夷俟就是以箕踞接待孔子,圣人怒而动手,“杖叩其胫”。孟子的故事是其见妻箕踞,欲休之。“孟子妻独处,踞。孟子入户视之。向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

庄子当众箕踞,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跪坐历史幽暗隧道中算是一缕幽光。“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至乐篇》:)这貌似任诞放达,实为公开反对礼法,“换以庄子的立场,儒家对于个体身体姿态的规定,则显然太过严苛,大悖于人之性情自然。”“儒家和庄学对箕踞之态所持的不同看法,其实质是两种迥异的思想价值取向的对立和冲突。”(邓联合:《“箕踞”的思想文化解析》《中国哲学史》2013年02期)

尤好老庄的晋代阮籍,以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回应了庄子。“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世说新语 任诞》),今天的学者赞美这是“对抗礼教的一种方式”,“裸袒箕踞这样的洒脱之举可以得到高妙的哲学解释。”(宁稼雨:《《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帝王诸侯也时有箕踞,《吕氏春秋》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於堂而与之言 。”《史记·田叔列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后汉书•章帝八王传》:“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论衡·率性》:“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五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

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中,更有成群结队而踞者,《后汉书·郭林宗传》:“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谈到一群人在树下避雨情景。东晋葛洪说到汉末:“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暑夏之月,露首袒体。……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

《史记·游侠列传》说:“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可见,生性放达的人也会在他人面前箕踞。《三国志·蜀志·卷八·简雍传》:“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言简雍在刘备旁,也随意箕踞。

应该注意,礼制要求,人与人在一起,要跪坐。但是一个人独处时,可以大大方方地箕踞。实例如孟母,有同理心,设身处地地理解孟妻一人在家(“妻独处”),责备孟子“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饮食男女独处,都可以伸开两腿休息,不违教条。还好,礼制没有赶尽杀绝。两人之上共处时,箕踞才成为失礼和罪恶。

这样,舒服的箕踞以及其他舒适的坐法一定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家内家外,各个角落。日常生活中,人放松下来,会自然选择伸开两腿。下肢舒适的体态,适合人类自然的休息。

除孟子妻独处而踞之外,这类实例,史书上着墨极少。倒是将屡屡将独自在家跪坐视为道德楷模,树碑立传。《后汉书·向栩传》:“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言向栩恒读《老子》,跪坐长久,木地板上留下了膝盖、脚指的摩擦痕迹。还有,裴注《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引自《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长期跪坐,膝盖把老木榻板都坐穿了。以上“板床”“木榻”都是指木质坐榻(床)。《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说陶侃:“终日敛膝危坐”。《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讲萧藻:“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

这些人似乎不愧礼教楷模。跪坐楷模的在场,表明伸开两腿做法“不在场”。反向证明,社会上,芸芸众生,独处时多是箕踞。当然,他们悠然舒服地坐着时,突然有人过来,应该马上改成跪坐,心理、生理瞬间经历变化,由自然到克制,由为自己而活到为礼制而活,由人的需要改变为社会需要。可能长期习惯后,他们可以淡化不适感。

二、盘腿坐

屁股落地、两腿弯曲相对或交叉平放,为盘腿坐。佛像上称为双跏趺,俗称双盘腿。这个坐态,也自然舒适,在汉画像石表现上,人物正面跪坐时,腿部窄小。而盘腿坐,腿部宽大,两端上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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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山东省微山两城镇小祠堂出土西王母画像石

专业人士说:“到东汉中期(公元90年左右),西王母画像已经盘腿。”山东省微山两城镇东汉西王母画像石、陕西绥德东汉墓门楣汉砖上的西王母画像,都是盘腿坐。 当然,西王母画像更多见跪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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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陕西绥德墓门楣汉砖上的西王母画像(左侧)

山东省安丘县王封村东汉墓画像石《拜谒图》上,男女主人盘腿而坐,与来宾一同欣赏表演,家庭宴会中一派富贵幸福。山东省东汉武梁祠西壁《曹子劫桓》画像中,曹沫拿刀要挟齐桓公,齐桓公盘腿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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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山东省安丘县王封村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上的盘腿坐

画像石画像主要表现,当然是礼制,当时的主旋律。但是,偶然地会折射、反映现实。人性的坐盘腿坐常有,而画不常有。以上诸类资料,史上所记毕竟太少,常常是不经意的记录。而在文献中,它们还被视为违礼害俗,起码是随意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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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山东省武梁祠西壁《曹子劫桓》(复原图)

一般认为,盘腿坐是佛教文化的产物,随同佛教传到中国,其实,佛教传入之前,坐盘腿已经使用,这个本来就是人的姿势,天性使然。佛像仿人而人佛共用。此后,在佛教文化外的许多场合,坐盘腿一直伴随着古人,《韩熙载夜宴图》中,韩熙载盘腿坐在椅子上。《雍正帝画像》中,雍正帝盘腿坐于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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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雍正帝画像》

三、垂足坐

臀部坐在物体上、腿放松向下的姿势为垂足坐。又要说一遍,这是人的自然休息体态,而且它比箕踞、盘腿坐更舒适,还方便站立而起。垂足坐并非等到汉末胡床传入后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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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河南唐河县针织厂墓画像石《聂政自屠》图

河南唐河县针织厂西汉墓南北主室西壁上部,各有一幅《聂政自屠》,为聂政刺韩傀场面。两图中,被刺的韩傀都是坐于栅足几上。有人认为,是表现“倒于榻上”,不确。所坐器物明确为栅足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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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河南唐河县针织厂汉墓画像石《聂政自屠》图之二

栅足几为坐具也见于其他画像,如河南唐河县阳湖辛庄汉墓画像石《厅堂人物》上,两个女子跪坐在栅足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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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 河南唐河县阳湖辛庄墓画像石《厅堂人物》图

《聂政刺韩王》是另一个刺杀故事,与《聂政自屠》版本不同。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聂政刺韩王》图上,韩王一腿垂下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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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山东武梁祠画像石《聂政刺韩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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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聂政刺韩王》图 (复刻本)

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董永侍父》图中, 董永之父垂足坐于独轮车把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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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董永侍父》图

东汉以后,四川出现西王母龙虎座画像,四川彭山东汉一号石棺上的西王母图、四川郫县新胜 东汉石棺画像上,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上,下肢很长。也有学者认为是西王母倚坐在龙虎座上。神仙坐法一定是人间现实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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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四川彭山一号石棺上的西王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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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四川郫县新胜 2 号砖石棺上的西王母图

徐州陆井乡庞口村墓画像石《牛车会友》图中,儿童坐在直腿小凳上逗牛。此图让人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直腿凳子的起源,二是老幼病残是否要跪坐,有何样坐姿。器物何时起源重要,但是否普及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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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徐州陆井乡庞口村墓画像石《牛车会友》图

(张道一:《徐州画像石》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末以前,箕踞、盘腿坐、垂足坐(或倚坐)一直存在。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其基础逻辑是人性的必然。在其他文化圈,这都是正常的坐姿,近有东夷南蛮风俗,中有西域民情,远有古埃及、希腊文明。

汉代之前,尽管礼制跪坐绝对是主导,但是发乎自然、人性的休息姿态一直存在。跪着与坐着,两条主线一直纠缠。一个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性、后天附加;另外一个代表着底层边缘、人性、身体自然的需要。

本文还要说明,尽管舒服的箕踞和垂足坐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但是,最终,它们没有催生出普及的垂足姿势、普遍使用的高座坐具,没有完成向舒适坐具的转化。如儒学无法催生现代文明。

舒服的体态与礼仪化、神圣化的跪坐相抵牾,是礼制的对立面。它在礼教逻辑中徘徊,无力穿透、超越那悠久而厚重的门槛。

激荡和突破来自汉末的胡人胡风胡床。大时代之胡族进入、佛教空前的传播,馈赠给华夏生活的礼物之一是坐具及垂足坐,并导致千年的礼制规训一步步失效。这也喻示任何文明的发展都需要从其他文化圈获得到养分,包括中国。

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上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40页,中信出版社)这次器物的引入,殊为重要,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破坏和重建。

那些生生不绝、人性和生理要求,也是胡床进入华夏后一步步发扬光大的潜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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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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