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籍版刻书法

祁小春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1994年我在日本书论研究会大会上宣读了题为“版刻序跋书法试探”的学术报告，1997年又在学刊上发表了《中国古籍版刻书法例说》论文[1]，一年后又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日语专著《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2]当时我还是立命馆大学在读研究生。至于为什么会关注这一课题，我在《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序中有如下说明：

　　1984年至1989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馆员时，主要从事古籍整理与书法史两方面的研究工作。记得当时因编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3]的需要，几乎每天都在古籍书库中查找、翻阅、著录各种古籍，有时也和同事们一起走访北京各大高校图书馆调查研究。与此同时我也承担了《中国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4]词条的撰写工作，查找搜集历代书家名人的书法资料工作同时进行，此时我常常发现，已经亡佚失传的名人书家的书迹，有些却意外地在古籍中发现……如果对这些版刻书迹资料加以搜集整理，以书法史的角度而言，这无疑是一种书法新资料的发掘，也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其意义不言自明。“

　　这是古籍版刻书迹研究的缘起与契机所在。我当时想，古籍版刻书迹理应与古籍版画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为什么后者被重视而前者却被忽视？究其原因，无非是版刻书迹的学术意义尚未被认知而已。前举《中国古籍版刻书法例说》和《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其实就是在这种信念驱使之下写成的。后来出国，离开了人大古籍研究所，因而也失去了研究古籍的良好环境，不得已将这一研究搁置了下來，转向王羲之研究。

　　本研究是将古籍版刻与书法史二者结合起来做尝试性研究，笔者在《中国古籍板刻书法例说》与《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中首次提出”古籍版刻书法“的概念，并以古籍中所存大量书人手迹资料作为研究考察的对象，从书法史学角度加以研究探讨，同时还发掘出大量业已失传的历代名人书家的书迹，补充了书法史中的遗漏与空白。这一尝试也算得上是运用古籍版本目录学与书法史学相结合的一个跨域研究。总之，版刻书法的提出，也在学界內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一些相关的讨论也陆续出现，其中也有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5]。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著名学者范景中先生论及宋拓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时，认为其具有两种功能，既可以当成法帖，也可以当成书籍：

　　这来自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宋代金石学研究，既是研究也是鉴赏，如果是鉴赏它就是法帖，如果是研究它就是书籍。这意思就是说，书籍既是文献又是艺术，既是研究又是鉴赏的物件，既可以用学术的眼光又可以用艺术的眼光看它。

　　我以为，对待古籍中的版刻书迹亦当如是观，也可以把它当成法帖鉴赏！因为古籍版刻书迹本身就是书法艺术品！然而至今为止，却一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古籍当作书籍文献来看待，最多也只不过是当成赏心悦目的古董来欣赏而已，这是非常遗憾的！

　　1 、何为版刻书迹？

　　所谓古籍版刻书迹，是指在宋、元、明、清各时代刊行的古籍版刻中的书迹资料，它经过手写上板、雕版、印刷而成，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手写体，多为书中前后的序跋、题赞、诗词、歌赋，一般皆由当时的名人所撰，或撰文者自书，或委托当时有名书家代笔，然后上板雕刻；二是刻书体，多为楷书，主要用于正文部分。在宋、元本中刻书体的书写性很强，且风格多姿多样，如有些宋元版古籍的刻字直接取自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苏轼、赵孟頫等唐宋元名家字体，有些还是这些名家亲自手书上版者。古籍版刻书迹资料数量庞大，然而从书法史角度上看，实际上它是一个尚未开发的书迹资料宝库。

　　2、研究的对象、意义和必备的基本知识

　　第一，如果说书法史研究，实际上是以历代”书人“”书迹“和”书论“三个领域作为讨论对象而展开的话，那么对历代书迹资料的收集整理，应是书法史领域中最为基础的研究之一，而考察版刻书迹，则正属于这一基础研究范围。

　　首先，版刻书迹研究是以古籍中的”版刻书迹“及其书写者作为研究对象的，是围绕书法史研究中”书迹“与”书人“两个相关联的领域而展开的。更具体地说，就是讨论古籍中出现的版刻书迹，究竟是谁书写的？

　　当然，我们从古籍中寻找出了精美的”版刻书迹“本身，就具有发掘书法史料的学术意义，但是，如果能够进一步考察出它的书写者是谁，以及在刊刻印刷（包括后印、重刻、翻刻等）过程中，还保存多少原迹的面貌？是否为”下真迹一等“的上品？抑或是殆已尽失其形的下品？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讨论的。其实这点近似于书法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品复制的问题，比如讨论碑帖的模榻、石刻、法帖与临摹品与”原迹“的距离差异等问题，始终是研究的主题之一，因为我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书法史研究提供可靠的研究史料。

　　其次，书籍的出版刊行事业，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极为重要而且十分严肃的事。因此出版物上出现的诸如序跋、题赞、诗词、歌赋等等，往往都是邀请当时的名家撰文并书写，而这些人物的书迹，又是依赖出版物而保存下来。众所周知，由于历代收藏机构的保存环境条件所限，加上随着时代的变迁、王朝的更替以及战乱灾害等影响，很多名人书家的真迹虽然屡聚屡散，总体上是越来越少，有些业已亡佚不存。然而，其中有一部分却有可能凭借着古籍古书而幸运地保存下来，这也是研究版刻书迹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再次，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如果说版画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研究领域的话，那么版刻书迹当然也应当具有同样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因而二者虽然产生于使用，但是其中的精品都有从实用上升为艺术的可能。

　　古籍版刻书法研究是一项新型领域，尽管研究刚刚起步，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但是其价值却恰恰在于它的首创性，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版刻书迹中除了书家之外，书写者身份还包括各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人学者、诗人和画家等。从他们的书迹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书法风格及审美趣味，当然也是考察”书人“ 与”书迹“ 之间关联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三，一般而言，名人书家手书上版的序跋、题赞、诗词、歌赋等，往往都是他们的用心用意之作，他们自然会认真对待，绝不敷衍的。因而这类作品的创作质量之高，是可想而知的，其水平至少是经过书写者本人所认可的，并能反映出其真实水平的的代表之作。

　　第四，版刻书迹可以弥补书法史研究中文献记载与书迹作品不足。历代关于书人和书迹的文献不可谓不多，如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宋朱长文《墨池编》、佚名《宣和书谱》 、南宋陈思《书苑菁华》、明陶宗仪《书史会要》、王世贞《王氏书苑》《古今法书苑》和清《佩文斋书画谱》等，都属于这一类的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除此外还有正史、野史、文集、地方志和书画录等。然而，其中所著录的书人作品有不少已经失传，或即使有传世者也极为罕见，而这些又恰恰在版刻中得以保存，这一类的例子确有不少。毕竟历代传世的书法资料十分有限，除了一部分墨迹和碑帖外，很多书法资料并没有流传保存下来，而版刻书迹在古籍中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其不足。关于这一点，正如书法史学家刘恒先生[6]在为拙著撰写的序文中所论述的那样：

　　古籍中的版刻书迹如果单独来看，虽然有拾遗补阙的价值，但通常是个体的、零星的，而一旦将这些资料集中起来作全面考察，便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座书法”宝库“ 。除了其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书家、文人书迹，往往能令人有意外收获之外，版刻书迹还与书法史上的碑刻、摹搨、刻帖等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研究，可以大大补充有关书法史特别是书法复制传播方式的认知。[7]

　　关于本研究所必备的基本知识，如前所述，版刻书迹研究是以古籍中的书迹及其书写者作为的研究对象，是以书法史研究中”书迹“与”书人“相关联的两个领域而展开的，目的就是要为书法史研究提供可靠的研究史料。为此，古籍版本目录学以及书法史的相关基本知识，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的范围非常广，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古籍版本学的主要著述文献；二是古籍的书目题跋文献；三是古籍版刻研究方面的著作。

　　总之，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述：版刻书迹研究是在古籍版本目录学与书法史学的交叉跨界中所产生的一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版刻书迹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点：1、年代 2、内容 3、书风 4、著录 5、排除 6、比较 7、注意。

　　1、年代

　　判定古籍版本的年代，是考察版刻书迹的第一步。一般而言，如果版刻书迹的书人（书写人）与版刻的时代相同或接近，其书迹为其本人书写的可能性就较高。例如：

　　◎宋绍熙二年（1191）会稽郡斋刻本《鲍氏国策》十卷，（宋）鲍彪校注。

王信书序（图1）

　　卷末前有王信宋绍熙辛亥年（1191）书序（图1），落款署”括苍王信书“右侧钤”是斋“印，”是斋“是其斋号，他曾着《是斋集》，此书为王信去世前三年所刊，序文很可能是他手书上板，字迹为典型的宋人风格。王信[8]为南宋能臣，其书迹恐已无有传世，故此版刻书迹弥足珍贵。

　　2、内容

　　一般来说，被委托写序跋的人，通常会在序跋中帮助事情的始末原委，因而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有关序跋书迹与书写者的相关信息。因此，首先有必要通读序跋文内容，这样不但可以判定版刻书迹的书写人，还有助于判定古籍版本的刊刻出版时间。例如：

　　◎元刻本《周易集说》无卷次，附《易图纂要》一卷，《俞石涧易外别传》一卷，（元）俞琰撰。

俞桢写刻（图2）

　　《易外别传》卷末附俞氏之子俞仲温跋语：“儿桢（俞仲温之子，俞琰之孙）请以是槁缮写，同锓诸梓。”（图2）又有落款钤“南园”“俞仲温印”朱白文印各一。据此，可知刻本的书写人为俞桢，亦有书名[9]。此外，此元刻本的编撰者与书写者，是祖、孙辈关系。祖、孙二人撰文、书写的情况，在版刻书迹资料中是非常罕见的。

　　3、书风

　　依据书风来判定，这可以大致分为内证与外证两种判别方法，前者指的是利用古籍中出现的署名同一书者的版刻书迹加以比较；后者指的是利用同一书者的版刻书迹与其传世作品加以比较。因为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书家，大多有真迹或者碑版法帖传世，与之比较对照，我们便可以通过其特有的书风、书写习惯（如署名）等特征来判断书写者。以下举例考察。

　　◎元大德九年（1305）刻本《长春大宗师玄风庆会图说文》

　　卷首有张与材（？-1316）[10]、李道谦（1219-1296）[11]、宋渤（至正年1341-1370前后在世）[12]、赵孟頫（1254-1322）、杜道坚（不详。元初人）[13]、黄仲圭（不详。元初人）六人序文，此六篇序文应全部为手写书体，并且书风各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赵孟頫大德八年（1304）的手书序文（图3）。

赵孟頫书序（图3）

　　以书风来看，这篇序文与赵孟頫传世书法作品的书风一致、字体吻合，确为赵孟頫的笔迹无疑。赵氏序文为大德八年五十岁时所书，且此元刻本为次年大德九年（1305）刊行，时代相近。又赵序云：

　　长春道士路君道通，仆曩见于京师，今兹来会钱唐，出《玄风庆会图》示仆，俾题卷首，辄寓赞叹之意如此。

　　六人所处同一时代，且彼此相识，尤其在道教界中，赵孟頫对杜道坚是执弟子礼的。因此我们通过赵孟頫书风确定为其本人所书，在结合同时代以及彼此相识等方面综合考察，与赵孟頫一样，其余五人的序文也悉出自他们各自的手笔（图4）。

张与材书序

李道谦书序

杜道坚书序

（图4）

　　又一例。

　　◎宋绍定刻本《皇朝编年备要》三十卷，宋陈均撰。

　　此宋刻本刻印俱佳。前有作者陈均、林巴山、真德秀[14]、郑性之诸人序，皆为手书，以其精刻，故字迹应基本保持原有风貌。其中陈均、林巴山、郑性之三人情况不详，但真德秀的序最为引人注目。真德秀本人除了学术以外，还擅长书法，也喜欢谈论书法，遗憾的是他的传世书迹并不多见，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真德秀尺牍墨迹比较，尺牍虽是行草书，但真德秀特有的书写习惯特征，还是显露出来了，比如纵画粗重就是明显特征之一。如序中之“均”“国”“自”“司”与尺牍中的“阅”“并”等字相比较，特点十分接近。真德秀传世书迹不多，这件序文字数既多且书写工整的书迹，似乎应该更加少见。如能确定真德秀序文为本人所书，则举一反三，我们可以合理类推之序为他们本人手迹），而且三人书写风格特征各异，似非他人代笔（图5）。当然，这也只是在陈均、林巴山、郑性之三人字迹已不存世而无法比照的情况下，不得已所做此推测。

真德秀书序

真德秀尺牍墨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郑性之书序

陈均书序

林巴山书序

（图5）

　　4、著录

　　著录古籍的书目，自宋代以降尤为丰富，根据各家公私书目的版本著录、题跋，也可能找到判定的线索。尤其要注意那些比较关心爱好书法的藏家目录题跋，因为他们在经眼考证古籍版本时，往往关注版刻字迹，如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书林清话》以及杨守敬《日本访书志》《邻苏老人手书题跋》等等，皆有相关记录。例如前引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本一人手书”条提供了“宋刊本吴说编《古今绝句》三卷，后自跋云：手写一本，锓木流传，以与天下后世有志于斯文者共之”这条信息，我们可按图索骥找到此书加以考证研究。又比如杨次山、魏了翁、周伯琦等人的版刻书迹，皆是通过閲读清人瞿镛、陆心源的书目及题跋等，查找古籍原本，使之重现于世的。

　　藏书目录中尚有少数关于宋代版刻书迹的记录。例如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九十著录了宋刻本《玉楮诗稿》八卷，著者为宋代岳珂，书中后记有如下一段：

　　此集既成，请人誊录，写法甚恶，俗不可观，欲发兴自为手书，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无事，遂以日书数纸。至望日，访友过海宁，携于舟中，日亦书数纸，迨归而毕，通计一百零七版。萧之（岳珂字）记。

　　惜此宋刻本尚未能经眼，录以备考。

　　◎宋嘉定五年（1212）序刻本《历代故事》十二卷，宋杨次山编。

　　此宋刻本除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收录外，其他公私书目均不见著录。刻本以秀美工整的小楷书写上板（图6），书法精美，在宋刻本中亦不多见。书写者未知何人，第一种说法见于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四：

　　《历代故事》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宋刊宋印本，前有无名氏序。四库未收，各家书目亦未著录。序署“坤宁殿题”，则当为皇后所制。因以序中“老兄永阳郡王”一语求之，知为宋杨次山所辑，其序则宁宗杨皇后所制也。……其书乃次山手书付刊，书法娟秀可喜。嘉定壬申距今七百余年，完整如新，良可宝也。

　　杨次山事迹见《宋史》[15]，据之可知杨氏生年为宋绍兴七年（1137），此宋刻本为杨次山所编，宋嘉定五年（1212）刊刻，推其年龄约为七十五岁。若陆氏“其书乃次山手书付刊”之说可信，此宋刻本的版刻书迹当为杨氏晚年的精妙小楷作品，或许亦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杨氏唯一的一件书法作品了。然陆氏跋中并没有给出具体证据，尚不能定谳，姑且存疑待考。

杨次山写刻本

（图6）

　　又一例。

　　◎宋刻本《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一卷，宋魏了翁撰。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一记此书云：

　　前有端平三年（1236）南充游佀序及鹤山手札，后有淳祐改元王遂跋。……凡诸名贤作序跋时，有书翰与之，亦附刻于中，皆用手书真迹，古雅可爱。

　　瞿在宋刻本《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中提及的“鹤山手札”，与原书合刻，即《鹤山先生亲札别幅》。另外宋刻本《书苑菁华》卷前也有魏了翁[16]手书序文，将两者相比较，书法风格基本一致，如“了翁”的“翁” 字署名落款特点尤其相像，故可据此判定二者均出自魏了翁手笔（图7）。

　　关于魏了翁的书法，同时代的真德秀有一段文字：

　　李忠定公跋临江萧君所藏了翁帖，谓其不循古人格辙，自有一种风味。今观此帖，信然。“（《西山题跋》卷一”了翁帖“条）

　　尽管现今传世的书迹不多，但与宋刻本书迹比较，彼此书风还是比较接近的：

《书苑菁华》魏了翁书

《鹤山先生亲札别幅》魏了翁书

魏了翁墨迹《文向帖》

《提刑提举帖》（均上海博物馆藏）

（图7）

　　5、排除

　　在多部书中出现同一个人书写序跋时（名人尤其多），如果没有其他旁证材料可资参照对比（如传世书迹、其他版刻书迹等），则可以排列对比，如果存在共同特点，则本人书写的可能性高，反之则可排除。

　　◎元刻本《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四卷，（元）胡一桂撰。

　　◎元刻本《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元）胡一桂撰、《史纂通要后集》三卷，（元）董鼎撰。

　　◎元刻本《韩鲁齐三家诗考》六卷，（宋）王应麟撰。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胡一桂序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胡一桂序

《韩鲁齐三家诗考》胡一桂序

（图8）

　　此三部元刻本中均出现胡一桂[17]序，皆作手书体（图8）。我们运用排除法，认定《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与《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二序很可能是胡一桂自书上版。因为，第一，《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均为胡一桂撰，并在同位置钤同样的”一桂“”庭芳“”双胡“印，这因该是胡一桂自己的书写落款习惯，而且后者落款特意写上”自序并书“以表示序为自书也未可知。一般来说，自撰书里的自序，字迹大多为自书，加上《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又是胡氏家刻本（因外编末刻”男思绍校正“），因而自书可能性更大。第二，两序字迹风格彼此十分接近，且个性特点明显，结体均取纵长势，颇见唐欧阳询书意，应出自一人手笔，不同二人所书偶合致此的可能不大。而《韩鲁齐三家诗考》中所见胡序，字迹风格则与上二序大不相同，虽然写的也不错但个性特点不明显，应是他人代笔，所以可以排除后者胡本人所书的可能，反之排除了后者，则前者为胡本人所书的可能性更加大了。总之，因未见胡一桂传世书迹，无从比较，故只能运用排除法，做如上推测。当然，如果幸运能找到胡一桂存世字迹，两相比较，则比较容易做出判断。

　　比如宋刻本《东观余论》楼钥序，通过比照楼钥传世墨迹而断定为本人亲笔。然元至正间吴郡庠刻本《通鉴总类》里也有一件手写体的楼钥序（图9），与宋刻本《东观余论》楼钥序以及传世墨迹字迹相比（图10），完全不符，且风格明显是受了元赵孟頫书风影响，据此也可以排除楼钥所书字迹的可能性。

《通鉴总类》楼钥序（图9）

　　◎宋嘉定三年（1210）刻本《东观余论》二卷，宋黄伯思撰。

《东观余论》楼钥书序

　　此嘉定刻本为楼钥[18]、庄夏校本，卷末有嘉定三年攻愧斋楼钥序，系楼钥手书，其中说到校书缘起：

　　云林子妙于考古，是书久行于世，余尤所笃好，惜其讹舛尚多，每欲手写以传好事者，未暇也。著作庄子礼，欲得善本传后，再为详校而寄之。

　　可知原本为楼钥提供，请庄夏校订，其中”每欲手写以传好事者“这句话值得注意。今以故宫博物院藏楼钥《题徐铉篆书帖》墨迹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楼钥尺牍字迹与之比较，尽管版刻字迹工整，墨迹字迹率意，但字迹风格大致相同，尤其是落款”攻媿斋“写法非常接近，基本可以判断此楼钥序是其手书上板。

　　举上例意在说明，考察版刻字迹时，情况十分复杂，当慎之又慎。

楼钥《题徐铉篆书帖》墨迹（故宫博物院藏）

楼钥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0）

　　然而问题是，我们发现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吴郡庠刻本《通鉴总类》也有一篇楼钥序文，也是手写体。但观其字迹风格流美遒劲，书写十分熟练，也很精美，能感觉得出此元刻本明显是受元人赵孟頫书风影响，与上举楼钥书迹相比，当非楼钥所书。尽管如此，如果没有诸多旁证材料比照参考，恐怕就会误认此为楼钥所书了。

　　6、比较

　　名人或书家经常会被邀请为各种书籍写序跋文，然而，署同一人名的序跋文笔迹也有不一致的情况，这就有由代书人而不是本人书写的可能。因此，通过比较对照那些不同的笔迹，可以确定书写人。可分两种情况来帮助：

　　甲、版刻书迹的相互比较

　　此姑且称之为内证法，即以古籍中所见相同书者的版刻书迹相互比较。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有些书者也许已无作品传世，无从比较，或者即使有传世作品，但因书体不同等原因（如篆、隶、草、楷行诸体）也无从比较。如前所举，宋刻本《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中收魏了翁《鹤山先生亲札别幅》，宋刻本《书苑菁华》也收了魏了翁所书序文，二者皆为行书，两相比较，可以基本断定皆出自一人之手。

　　又如明刻本《程氏墨苑》中频出朱之蕃字迹（图11），但是否他本人所书？不好臆断，以之与明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王氏书苑》的朱之蕃[19]代笔所书的两篇序文（王世贞撰文，朱之蕃代书，皆有标明，所以没有问题）（图12）作笔迹比较，更以故宫博物院藏朱之蕃跋《唐虞世南临兰亭帖》墨迹对照，根据书风、特点等方面综合判断，不难得出这些书迹均为朱之蕃所书的结论。

明刻本《程氏墨苑》所见朱之蕃书（图11）

朱之蕃跋《唐虞世南临兰亭帖》墨迹

（故宫博物院藏）

明万历刊本刻本《王氏书苑》朱之蕃书

（图12）

　　乙、版刻书迹与现存书迹的比较

　　姑且称此为外证法，即以版刻书迹与传世作品相互比较。一般来说，如果著名书法家、学者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多，那么判断版刻书迹是否为其本人书写的困难则相对较少，前述赵孟頫的元刻本版刻序文，就是其例。尤其在各明刻本的序、跋、题、赞中，可以发现许多名家书迹，他们的传世真迹比较多，可资比较。现仅举董其昌[20]草书（图13）和张凤翼[21]行书（图14）各一例如下：

明刻本《震泽先生集》董其昌书

董其昌《试笔帖》墨迹（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3）

张凤翼《七律和宗和仲侯绣球花页》墨迹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明万历刻本《程氏墨苑》张凤翼赞

（图14）

　　7 、注意

　　注意点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通常古籍的序跋文多用”匠体字“，在这种字体的序跋文末端，常常可以见到”某撰并书“ 之类的语词，这显然不是序跋文撰写人的亲笔书写，而是出自”匠人“（刻工）之手。例如：

　　◎明末刻本《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四卷本（二种）

　　此二种版本的内容、刊刻时代、版式、行款和字体都基本一致，比较检验的结果，可以判定二者分别为初印本和后印本。其依据是，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卷首都附上了袁宏道[22]的序文，而字体有异（图15）。初印本字体为手写体，后印本为”匠体字“。这大概是因为后印本在印刷时，初印本序文部分的板片已经遗失或损坏，故改用新板片，以”匠体字“补板重刻。袁宏道序文后面”公安袁宏道中郎父书“还保留了原样，故有以上推测。我们再通过与天津博物馆藏袁宏道《行书诗扇页图》传世墨迹（图16）比较，不难发现其风格的相似性，故初印本很可能是用袁宏道手迹上板刊刻的。

《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初印本（右）与后印本（左）

（图15）

袁宏道《行书诗扇页图》墨迹（天津博物馆藏）（图16）

　　另一种情况是，古籍正文字体为”匠体字“，但在书的序跋中，却说是某人手书上板者，如果仅仅依据这些旧序做判断，就会出现错误。因为古籍但凡经过再刻、重刻或翻刻，也都会保留原刻的序跋内容，例如宋刻本《古今绝句》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宋刻本《古今绝句》三卷，吴说编。

　　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本一人手书“条云：

　　宋时刻书，多欧、柳、顔体字，故流传至今，人争宝藏。然当时有本人手书以上版者。瞿《目》有宋刊本吴说编《古今绝句》三卷，后自跋云”手写一本，锓木流传，以与天下后世有志于斯文者共之“。

　　叶德辉认为是吴说[23]手写者。检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三”《古今绝句》三卷宋刻本“条，并未断定为吴说手书上板，唯考证成书以及版本和作者情况，引吴说自跋文字而已。故仅据吴跋似不能定论。此宋刻本今尚有流存。

　　吴说是著名书法家，楷、行、草及榜书均佳，小楷有”宋时第一“ 之称，他的书法自宋代以来评价很高。如宋高宗赵构《翰墨志》：“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周必大《跋吴说千字文》：“虽未至颠张醉素之雄放，而圆美流丽，亦书家之韵胜者也。”赵希鹄《洞天清录》评吴说书：“深入黄太史之室，时作钟体”。周密《癸辛杂识》：“杭之北关接待寺，寺额乃吴傅朋书‘敕赐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殊乏书体。其右庑有古观音殿，亦傅朋所书，极佳。”明陈继儒《妮古录》：“吴说傅朋为宋人小楷第一，世亦不传。”等等。

宋刻本《古今绝句》所见吴说跋（图17）

吴说《垂喻帖》墨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18）

　　被誉为“宋人小楷第一”的吴说楷书作品，在明代已十分罕见。清《三希堂法帖》卷十六有吴说三件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吴说作品，不过都是行书作品。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游丝书宋诗》后行楷书跋、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垂喻帖》和故宫博物院藏有《门内星聚帖》，可一睹其行楷面貌。经过比较，虽然《垂喻帖》确有与刻本书迹相近处，但二者的书体并不相同，故难于做风格比较。因为《古今绝句》的书体毕竟不是书写体楷书，也不具备写刻本书写性的特征，反而更像“匠体字”。当然书法家用“匠体字”书版之事并不罕见，况且自跋也称“手写一本，锓木流传”，说明他至少曾经写过一部。但究竟这是原版还是又经过再刻的？仍无法确认。因为古籍但凡再刻、重刻或翻刻时，都会保留原刻的序跋内容，故叶德辉所言未必可信。

　　第二，即使序跋文是手写体，也可能不是本人亲笔所书，而是作者或刻书人请人代笔，而署名不改，依旧是序跋作者。

　　最简单的判别方法，就是数人序跋字迹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请一个人抄写了数人的序跋。比如：

　　◎元天历平江路儒学刻本《玉灵聚义》五卷，(元)陆森撰。

　　前有范濂、陆森、骆天祐、赵孟暄诸人序（图19），但书法风格却基本相同，这时候就要考虑是否有人代笔了。反之，如果诸人各自的序跋字迹不同，则为他们亲笔书写的可能性就很大。范濂、陆森、骆天祐、赵孟暄诸人事迹不详，也未见传世书法可资比较，故只能运用这一方法推测了。

骆天祐

（图19）

　　还有一种情况与之相反，即在不同的古籍中找到同一人的书迹，如果两者风格面貌笔法特征十分相近，即使没有存世字迹可资参照，也可以作为确定是书写者字迹的一个推论证据。因为在不同的古籍里出现了同一人的而且个性明显的书迹，且二者风格接近，这种巧合并不多见，他人代书的概率较低，而本人所书的可能性较高。例如：

　　◎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四卷，晋陶潜撰，宋汤汉等注。

　　前有宋淳祐元年（1241）汤汉[24]自序，为手写体，自然雅致，且个性特征明显。而在宋开庆元年（1259）福州官刻元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中，也发现了汤汉书序。经过二者相比较，可初步断定二者应出自一人手笔，都应该是汤汉的亲笔。《陶靖节先生诗》版虽经递修，刻印字迹也已略模糊不清，但其书迹的书写特征都大致保留下来，似较《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略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汤汉序

《陶靖节先生诗》汤汉序

（图20）

　　一般来说，宋元刻本序跋请人代笔，很少注明代书人名，到了明清情况略有改变，如明之《王氏画苑》《方氏墨谱》（图21），尤其是《程氏墨苑》最多，皆标明了代书人名（兹不详列）。所以对于宋元刻本，如果是本朝刻本出现前朝人的跋序，或同朝晚期刻本出现本朝早期人序的时候，需要仔细考察。

《王氏画谱》中所见代书人

《方氏墨谱》中所见代书人

（图21）

　　第三，版本的刻印佳否？是检证其能否为善本标准之一，也是检证版刻书迹佳否的条件之一。版刻书迹在多大程度保存了原迹的面目？前者可通过刊刻时间、印刷状况（初印、后印、翻刻及递修、补刻等）等传统版本学的方法加以考察，而后者则可借助于印章做间接检证。

　　印章只有方寸之大，又是古文字，镌刻不易；再就是因为版刻书迹中印章只是装饰摆设，一般不太重视。因此反映刻工的镌刻是否认真或敷衍，印章就成了一个判定手段。比如元刻本《王荆文公诗笺注》与《朱子成书》均有刘将孙书序，并且刘将孙用印“须溪刘氏” 也分别出现在其中（图21之1-2），通过检证二印之间的细微处，即可判明这两种明刻的版刻书迹印孰优孰劣。

《朱子成书》刘将孙序

《王荆文公诗笺注》刘将孙序

（图21之1-2）

　　又如明刻本《程氏墨苑》中所见的名人书迹，下面的署名落款印章，皆一丝不苟，如真迹一样刻得非常精致（图22），据此即可知其书的刻印水平绝非一般了。

明刻本《程氏墨苑》中所见的名人书迹的署名落款印章（图22）

　　第四，使用版刻书迹与传世墨迹做比较，鉴别版刻书迹是否为其本人书写时，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即必须区别正式场合的书写（如版刻书迹）与日常性书写（如尺牍书札）的性质不同。因为这里除了书体不同之外（前者多为正楷，后者多为行草），还因书写功用与目的的不同（前者多经意认真之作，后者多随意草率之作），一个人往往会写出风格截然不同，甚至判若两人的字迹来，从而使得二者不可相比，因而不能以其作为断定版刻书迹非本人书写的证据。这方面例子很多，兹不详举。

　　古籍版刻书迹资料汗牛充栋，尤其明、清部分可谓浩若烟海。其实对于熟悉古籍者而言，古籍中存在大量版刻书迹是极其常见的现像，津津乐道者不乏其人，但真正去从事这方面研究者却不多见。我相信，以书法史和古籍版刻研究为切入点研究古籍版刻书迹，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本文的意义并非其研究价值，而是以向人们展示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非常期望这一研究领域能够受到关注，并期待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原文载《艺术工作》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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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立命馆文学》五四九号，(京都)立命馆大学文学部，1997年。

　　[2]（大阪）东方出版株式会社，1998年。

　　[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4]（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5]例如2012年南京艺术学院刘元堂撰写的博士论文《宋代版刻书法研究》，对宋代的版刻书法做了详细讨论。

　　[6]刘恒，著名书法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泠印社社员。著名书法史学家。

　　[7]《古籍版刻书迹例说》刘恒“书法史研究的新视角”序。（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

　　[8]王信（1137-1194）字诚之，丽水人。字诚之，丽水人。绍兴三十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给事。着有《是斋集》（已佚），《全宋诗》卷二五五0录其诗五首，《全宋文》卷六0六五收其文。事迹见《括苍金石志》卷六《王给事墓志铭》等，《宋史》卷四百有传。

　　[9]俞桢（1331-1401）又名贞木，字有立，苏州人。《续书史会要》评其书法：“善小楷，长于用笔，短于结构，但功力未就耳。”

　　[10]张与材（？-1316）字国梁，号广微子。道教正一派第三十八代天师，成宗元贞二年（1296）授「太素凝神广道真人」。大德二年（1298）奉诏建醮于杭州佑圣观，投铁符以治潮患。《元史》列传第八十九释老：「八年（1304），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籙。武宗即位，来觐，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锡金印。仁宗即位，特赐宝冠，组织文金之服。延祐三年（1316）卒。四年，子嗣成嗣，爲三十九代，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籙如故。」云云，可见其道教界地位之高。张与材曾爲道士杜道坚《玄经原旨发挥》作序，亦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善诗文，工竹画。《丹青志》记载：“人有绢素，辄呼曰：画龙来，顷之，忽一龙飞上绢素，即成画矣。”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评其书：“作大字有法，草书亦佳。”

　　[11]李道谦 (1219-1296)字和甫，开封人，金末元初全真教道士。天兴二年(1233)出家为道，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元年 (1242) 西游到陕西，拜全真道祖庭重阳宫住持通玄广德洞真真人于志道 ( 善庆 ) 为师。四年后李道谦随于志道在陕甘弘扬全真道。蒙古海迷失皇后称制二年 (1250) 于志道羽化，李道谦不负师教，勤勉弘道。翌年，全真道掌门真常真人李志常以李道谦代理重阳宫提点。后经历京兆路道录、京兆道门提点、诸路道教提举、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宫事，至元三十一年 (1294)元成宗即位，封李道谦为玄明文靖天乐真人，赐号崇玄大师。有《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三卷，《七真年谱》一卷，《终南山记》三十卷，《甘水仙源录》六卷（后收入《道藏》为十卷） ) ，《简溪笔录》十卷，诗文五卷。李道谦工书，《石墨镌华》卷六“元重阳教祖碑”：“李道谦书，书亦模仿平原。”又“元重修说经台碑”条云：“道谦正书教祖碑虽近墨猪，而亦颇遒伟。”

　　[12]宋渤字彦齐，至正年（1341-1370）前后在世。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曾官集贤殿学士。

　　[13]杜道坚字处逸，号南谷子。元初茅山道士。赵孟頫似与此人关系不一般，据赵孟頫《松雪斋全集》卷三所收《寄题杜尊师白云庵琼秀亭二首》及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南谷帖》皆称杜爲「尊师」可知，在道教界中赵孟頫对杜是执弟子礼的。

　　[14]真德秀（1178-1235），始字实夫，后字景元，又更爲希元，号西山。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他是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与魏了翁齐名，学者称其爲「西山先生」。庆元五年（1199）进士及第，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理宗时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后起知泉州、福州。端平元年（1234），入朝爲户部尚书，改翰林学士、知制诰。次年拜参知政事。去世后赠银青光禄大夫，謚文忠。真德秀一生著述甚多，《宋史》称其着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江东救荒録》《清源杂志》《星沙集志》等，今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读书记》《四书集编》和《大学衍义》等传世。《宋史》卷四百三十七有传。

　　[15]《宋史》卷四百六十五：“杨次山，字仲甫，恭圣仁烈皇后兄也。……次山能避权势，不预国事，时论贤之。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一。”

　　[16]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人。南宋著名学者、思想家。号鹤山，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历任国子正、武学博士、召学士院，出知嘉定府。后知汉州、眉州。嘉定四年(1211年)，擢潼川路提点刑狱，历知遂宁、泸州、潼川府。嘉定十五年(1222年)，召为兵部郎中，累迁秘书监、起居舍人。宝庆元年(1225年)，遭诬陷后黜至靖州居住。绍定五年(1232年)，起为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端平元年(1234年)，召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之职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嘉熙元年(1237年)知福州福建安抚史。卒，赠太师、泰国公，谥文靖。有传世宋开庆元年（1259）刻本《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一十卷以及《鹤山题跋》等，著述极多，堪比其同时代的杨万里。魏了翁参考文献：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宋史新编》卷一百六十七、《宋元学案》卷八十、《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八、《皇宋书录》卷下、《书史会要》卷六等。

　　[17]胡一桂（1247-？）字庭芳，徽州婺源人。宋景定五年（1264）十八岁时乡荐礼部不第，退而讲学于乡里，远近师之，号「双湖先生」。其学源于其胡方平，治朱熹易学。胡一桂是元代知名学者，其学师从胡方平，尤精于易学，是朱熹易学的传人。有《易本义附録纂疏》《易学启蒙翼传》《朱子诗传附録纂疏》《十七史纂古今通要》等。胡一桂参考文献：《宋史翼》卷三十四、《新安文献志》卷一、《宋诗纪事》卷八十等。

　　[18]楼钥(1137-1213)字大防，旧字启伯，自号攻愧主人，明州鄞县人。少好读书，潜心经学，融贯史传。隆兴元年（1163）进士。初任教官，后调温州教授。光宗继位，为起居郎兼中书舍人。后改显谟阁直学士，出知婺州，移知甯国府。告老归家，家居13年。后又起用为翰林学士，升为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迁端明殿学士。嘉定初年，同知枢密院事，升参知政事，又授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赠少师，谥宣献。通贯经史，文辞精博，善写大字榜书，高宗时太学落成，曾奉敕书匾。有《攻愧集》一百二十卷，使金时有《北行日记》。楼钥参考文献：《宋史》卷三百九五、《宋史新编》卷一百四十七、《宋元学案》卷七十九、《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书史会要》卷六等。

　　[19]朱之蕃字符升，又作元介（价），号兰嵎、定觉主人，金陵人，原籍山东聊城。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状元，官终礼部右侍郎，任上曾奉命出使朝鲜。后以母丧，不复出仕。工书法，善画山水花卉。卒赠礼部尚书。着有《奉使稿》，文集有《纪胜诗》《咏物诗》《雨山编》等。朱之蕃参考文献：《状元图考》卷三、《列朝诗集》丁集小传、《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四。

　　[20]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是明代最著名的书画家和理论家，善诗文，又擅山水画，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导“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代表人物，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有“颜骨赵姿”之美，书法能巧用画法墨色，营造古淡玄远意境，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存世书画作品极多，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刻《戏鸿堂帖》传世。董其昌参考文献：《明史》卷二百八十八、《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四、《书林藻鉴》卷十一。

　　[21]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苏州人。与弟献翼、燕翼并有才名，时人号为“三张”。嘉靖四十三年(1564)与燕翼皆中举人。晚明戏剧家，有传奇《红拂记》、《祝发记》、《窃符记》、《灌园记》《扊扅记》、《虎符记》等，合题《阳春集》。亦善书，《书史？要》载其“晚年不事干请，鬻书以自给。”

　　[22]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荆州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郎中、国子博士等职。明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由于三袁是荆州公安县人，其文学流派世称“公安派”或“公安体”，合称“公安三袁”。代表作品有《袁中郎全集》《徐文长传》《初至西湖记》《叙陈正甫会心集》《虎丘记》《满井游记》《西湖游记二则》《戏题斋壁》《游虎跑泉》《东阿道中晚望》《戏题飞来峰》《袁中郎集笺校》《瓶花斋杂录》《破研斋集》。传世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广陵集》《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

　　[23]吴说（生卒年不详）字傅朋，号练塘，浙江钱塘人，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尚书郎，官知信州，绍兴年间为尚书郎，后任上饶太守、崇道观主管，其他事迹不详。吴说参考文献：《宋史翼》卷二十八、《皇宋书录》卷下、《书史会要》卷六、《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八等。

　　[24]汤汉（生卒年不详）字伯纪，饶州安仁人。宋淳佑四年（1244）甲辰科进士，南宋末期著名理学家。历任华文阁福建运判、甯国府知府、江西常平兼吉州知州、江东运判兼隆兴知府，工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等。去世后谥号文清，追赠正奉大夫、饶国公。有《东涧集》《陶诗注》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有传。

　　文章转自：巽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