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讨论约定俗成的概念，是一件困难的事。即要弄清概念定义内涵和外延间的关系，还要明白内涵所指的本质属性特征，及外延所指的与内涵之间相关的某一独特性关联，并达到非此即彼的逻辑要求，最终实现阐明概念的内涵。面对如此严肃的命题，作为章友芝的昔日学生，本着感恩之心，尝试对“芝隶”书法概念进行学术梳理，绝对不是轻易的决定。

章友芝在创作中

　　所谓“芝隶”，它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江浙沪和东南亚地区的书法专业人士，针对章友芝隶书风格提出的书法概念。它是对在“伊隶”基础上抽取隶书共同特点进行概括后形成的章友芝隶书风格的肯定。40多年来，章友芝采用独特自学方法，丰富了清人伊秉绶隶书字体的风格，即对伊隶“字体结构在方正”上再求变，及“奇肆”、“恣纵”上的意境建构，笔法“减省”上的意到即止的处理技巧。还有章友芝善用笔画穿插的横线、直线、弧线、圆点之间的排列与重整，形成了高低、长短、错落、曲直、枯润、虚实、疏密、肥瘦等字体与笔画互动上的“凝神”表达，甚至刻意拉高、压扁等造奇、求险、问拙上的字法追求。章友芝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文人书画家，他深刻意识到伊秉绶隶书创作上讲究“凝神、造意、莫可忘拙”的真知所在，更潜心研究书法创作上“四法”的各要素。故有能力综合隶法文字学知识，于隶书、行书及隶行书结合上创造出书法表现上的人文意境，建构属于自己的系统且完善的书写技巧与章法风格，逐渐有别于“伊隶”的约束。从传世的章友芝各种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章友芝的书写技巧，已渗透于“芝隶”风格的布局中，完全形成对“伊隶”固有成果的巧妙转化与合理拓展。我认为，章友芝经历四十多年对“伊隶”探索研究，早已积累了自己成熟的实践能力及书学理论观点，逐步积累了新的字体建构、取舍、假借及文字意趣表现上的处理技巧和经验。他的许多实践心得散见于给弟子的书信中。这些心得较全面地体现了“芝隶”书法概念中的书学思想。再用这些书学理论观点回视创作实践，又形成了新的推动力，最后实现更高层次隶书、行书及隶行书结合的创新目的。更重要的是，他运用篆隶、隶行字体在绘画题跋的布局上，有自己独到的空间处理技巧，实现了字体与画体形态间的相融，更实现了画面上行距规矩而字距随意的字体笔法表现，随物形上下左右变化而自由发挥，其生动性、随意性使字体与画面相得益彰，增添了作品光彩。这些就是章友芝四十多年探求“伊隶”后的成果体现，更是社会专业人士确立“芝隶”概念的根本。

章友芝  隶书中堂

章友芝 横幅 “伊秉绶诗句” 赠周哲文

　　章友芝，本名章沅（1913-1983)他的人生经历福建境内能全面了解者甚少。从民国十七年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社科政治系求学至毕业，并获法学学士学位，到民国二十九年于闽北将乐、南平等地担任地方公职，后对民国政府的失望。还有与中共地下党人王秀樱夫人所演绎的凄婉爱情故事，他身上有着无尽的感伤。当我独自坐在福建省档案馆认真查阅章友芝的各种档案文献时，工作人员感慨地对我说，您的老师是个“有故事”的人啊！我恭敬地回应他，如果没有故事，就不必从北京跑回来研究他了，所以此行不虚，也增加了我对“芝隶”书法概念研究的兴趣与决心，如今提笔写来，有如神助。在福建文艺界，章友芝名望很高。一是民国旧官员、文人；二是书画名家。他生平以字行世，故人称“友芝师”，弟子们简称“芝师”。

章友芝先生线描像    姚舜熙绘

章友芝  隶书《橘颂》

章友芝  《黛色参天》

　　我与芝师相识于福州第十五中学北峰“红寮分校”。后拜其为师，学习书画艺术。在他认真的教学与引荐下，我认识了许多与他平辈的闽籍书画名家，开始在“书画江湖”中行走，也得到众名家的关怀与指导，书画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人称吃“百家饭”长大，足见当时众名家的育才态度。1978年我到福建省林业厅知青点插队，有一天收到芝师寄来的重要信件，督促我回城报考专业美术学校。因为芝师心中存有“门内为虫，出门为龙”的传统意识，他认为，有志的人要走得越远越好。从此我开启了“先南下（福建省工艺美术学校）后北上（中央美术学院）”的求学之路。屈指算来，至今已过去了四十六年。如今重回故里，自觉有义务将芝师书画艺术的贡献力求完整地说出来，让更多人了解章友芝书画艺术的特色所在，尤其从“伊隶”是如何形成变化到“芝隶”风格的，这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命题。芝师作为福建省人民政府立项的“闽籍书画名家抢救工程”中推出的第一位名家，他的书画作品于2011年在福建省美术馆公开展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他的艺术成就与学术地位，在福建艺术界早有官方定论 。如今重启“芝隶”书法概念的专题梳理，目的是让世人对芝师隶书、行书及隶行书结合创新特点进行新的探讨，分析其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密码。这就是我写---《论“芝隶”》一文的初衷与目的。现以“寻伊”、“研伊”、“脱伊”三个阶段展开分析：一、民国时期“寻伊”的自学与摸索民国时期，是芝师仕途向上、经济有保障的阶段，故有精力与财力收集名家书画进行学习研究。1923年初冬，年幼的芝师在父亲章绍庵指导下学习篆书、篆刻。1928年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法科政治系，求学期间，又随刘墨犀研习颜体书法，为日后的书法学习与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34年开春，芝师于福州偶得伊秉绶隶书真迹四幅，不胜喜悦，遂把书斋命名为“怀伊庐”，并刻下闲章“私淑伊墨老”、“学伊书”、“平生低首拜汀州”等印以示敬师态度及自学恒心，开启对“伊隶”的潜心研究。芝师明白研习“伊隶”必须追本溯源，遂对《郙阁颂》、《衡方碑》……展开学习与借鉴，汲取前者在字法结体上外紧内松、外挺内弧的特点，使字体呈现出方鼓、圆鼓、扁鼓的特征，又显雍容大度。对于后者的理解，芝师深知它集汉碑众隶之美，笔法上圆劲周到，笔笔达意：结体上方正严整、凝重宽松等，他因此始用长锋羊毫笔进行训练。所书字体，笔姿呈现郁勃顿挫之势，兼有篆籀之气。因其早年学习唐楷，故习作呈现出颜体的端庄大气、中正沉雄、不滞不板、遒劲奇伟、茂密大方等特点，加强了芝师在“寻伊”上深入自学的信心。

《墨卿题嵩阳三阙初钩本》封面   谢义耕题   章友芝藏本

《墨卿题嵩阳三阙初钩本》内页

伊秉绶“示儿隶诀”双钩本

　　1948年11月是芝师“寻伊”自学上的重要转折，他无意中得悉宁化伊公府后人藏有《伊默庵嵩阳三阙文帖》一部，每字径十厘米见方，全册共计四百三十四字。芝师欲出重金购藏未果，最后恳求以二十块大洋由夫人王秀樱（字小茜，晚清重臣沈葆桢的后人）赴伊府，用十天时间双钩临摹下整本字帖带回将乐学习研究。据芝师《伊墨卿嵩阳三阙初钩本》题跋中所言：“予得此本迄今，垂二十年，临写几近百次，媳亦仅得皮毛，人事沧桑，本无足慨，每念珍秘真迹，是吾完璧，亦难臆断，而小茜（1952年病逝）逝世距今已有十有五年，钩本虽存，抚之弥痛。窃思私淑汀州，追念小茜，姑以册中”怀伊庐“三字刻石，意有双关也。”可见芝师“寻伊”道上有许多感悟与心酸往事。如此境遇，诗人张子仲题《伊墨卿嵩阳三阙初钩本》时也吟出了“兹书法妙绝古今，章君拜倒倾心深”诗句。帖中的“示儿（伊念曾）隶诀”：“方正、奇肆、恣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乎腕下，应知凝神造意，莫可忘拙。”此三十二字成为芝师平生自学“伊隶”的方法与指路明灯。由于社会动荡与变迁，芝师早期书迹多散见各地的收藏家手中。福建将乐玉华洞石壁上的“多难登临”，即为1948年芝师所书。

章友芝  《**诗意图》

章友芝  《香溢寰宇》

　　二、“**”时期“研伊”的意志与决心中国的“*****”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浩劫。有的人因某些事，在这个特定年代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或被打倒或命丧黄泉。比如芝师，他1950年4月奉***第三野战军第44师部之命，协助将乐县新政府，上山瓦解国民党军卢兴邦残部，属于有功起义人士，后发回原籍分配工作。但芝师也没跳出“**”***造反组织的冲击，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好在“**”后期，芝师被福州十五中学革命委员会发配至北峰“红寮分校”进行劳动改造。白天当猪倌，晚上则自由进行书画研究与创作，过着没人问、也没人管的“神仙般”苦日子，友人戏称他“因祸得福”。其实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文人选择书画创作是“最好的逃避”。因为芝师每晚研究与书写的内容，都是伟大**的诗词，已不存在政治问题。但他的着力点在于诗词内容之外的字法、字体的变化规则及书写规律上的探究，其中“乐趣”，只有芝师自己知道。有幸的是我当年“恰恰也在场”，因我是“红寮分校”的“牧牛仔”，又是饲养组芝师同事，按芝师的口气属于“战友”。对于芝师此阶段的书画创作情况，我因“零距离”接触，有许多共同的回忆。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大量芝师手书《***诗词三十七首》、《鲁迅诗》、《杜鹃山》唱词等隶书、篆书、行书、楷书字帖，都是这一时期的独特产物，达百余部之丰。当时书法作品的尺幅形式以中堂、册页、条屏、横披为主。当年的“红寮分校”，位于深山老林的半山腰处，距离公社村庄还有一段山路。平时一个人、一盏煤油灯，独自住在猪圈的二层阁楼上，每天面对着山风鬼火、蚊虫蛙声，无定力的人是难以承受的。芝师当年已过半百，又患有哮喘病。那他因何能坚守？我推想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是远离了“***”的批斗，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书画研究与创作。舒心时可以书写各种字帖给弟子们。部分字帖中还包括对某些篆字、隶字演变进行重新归纳、分析与论证的记录，以及自主进行汉字“简体篆字”和“简体隶字”的营造尝试 。所写简体书法作品，自称为“试篆”或“试隶”。为了这类简体书法字体的营造，芝师托省城亲友寄来了许多书学文献与古文字工具书。他常说：“简篆”、“简隶”，属于古文字学之外的书法文字，虽然书法是艺术创作，但也不能“生造”文字，它须对接传统造字的“六种构形法”，同时也须对接现代简化字，不但需要审美感，还要让人认识它、承认它、使用它。可想，在“**”中，一位年过半百者，凭一己之力自设命题，进行书法新字法与新字体的研究，足见芝师的人生理想并未泯灭，独居猪圈二层阁楼上作冥思苦想。当时芝师常将“简篆”、“简隶”的研究心得，整理成信件文字邮寄给弟子们 。因为芝师清醒地认识到要突破“伊隶”书风的约束，就必须对篆书、隶书中字法、字体等进行重新“洗牌与扩充”，这样才能实现字与字、单字与整体布局安排上形成新字法、新章法，才会产生作品图式上新的审美变化。此阶段，芝师探索并概括出了许多“简篆”、“简隶”新字法及新字体表现，增加了以往“伊隶”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书法文字。在我印象中，芝师案头那几部被翻烂的字典，正是为书法文字研究所需工具书。因为书法字体创新，要以古文字学传统法则为根基，一切变化都应该符合传统造字规则为主线，不可乱写、胡抹是芝师研究的底线。芝师活学活用了《康熙字典》、《缪篆分韵》、《隶辨》、《说文解字》等文献古籍。尤其对《缪篆分韵》一书特别重视，他常说：“书中之缪篆及楷书，均为伊公所书，希望你们要记住书中字体变化规律与特征。所谓”缪篆“，系金石篆刻中使用的篆体结构，因为适应篆刻作品的文字为方正，故形成缪篆 。其结构容易引进隶书。”当时，芝师隶书风格以“简隶”字体最有特色，拉开了与“伊隶”书风的距离。芝师独创的“简隶”字法，是以国家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为蓝本，巧妙地融入《说文解字》中的偏旁部首及汉碑众隶中的笔画进行演化，奇趣中不失唯美，唯美中不失高雅。字体笔法遒劲有力，且喜用左右、上下开弓的笔划，进行纵横交错的穿插，构成了一目了然的“芝隶”字体风格，打破了“伊隶”过于“方正”的局限。个别字体采用某种微斜取势写法，使“芝隶”字体有一种＂画意“的感觉。这类新字体书法作品，在其弟子常平、侯国宝等人的藏品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章友芝   隶书”千字文“字帖

章友芝   简体隶书

章友芝   简体篆书

　　二是全国流行的京剧《杜鹃山》，让孤独困境下独居生活的芝师，有某种热闹相伴的存在。芝师对演员柯湘的京剧唱腔，更是百听不厌。偶尔，我放牛归来去阁楼找他时，还能听到他也会低声吟唱那种凄凉又自得其乐的韵律节奏，这种韵律节奏渗透入芝师书法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节律感“。足见收音机中红色唱腔的音律，是芝师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点，帮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凡当年去过”红寮分校“劳动的同学，每每回忆时均以泪眼收场。

　　总之在”**“中，芝师开始了”伊隶“转向”芝隶“的推进。从印语”人老书不老“到”人书俱老“的过程来说：“人书俱老”是指书法创作达到天然通会的境界。它出自孙过庭《书谱》：“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可见芝师十分清醒，这个“老”，不是由书家年龄大小而定，而是以长期临池积累所达到的境界来决定，故芝师坚持“书到老年惟有辣”再向“凝神造意莫可忘拙”上追求。这又是指向书法创作上的线条境界美与作品意境美的高度。

章友芝  隶书对联

章友芝  隶书中堂  自作诗《郑乃珖百花画》赋

章友芝书伊秉绶“示儿隶诀”

　　三、改革开放初期“脱伊”的信念与决心

　　“**”之后，芝师的哮喘病更加严重。本该长期静养治疗，但他常常不顾病体，毅然参与各种社会公益艺术活动。因为芝师意识到国家改革开放将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省会，福州与海内外的文化学术交流已逐步展开。1979年5月，芝师受福州文化局邀请，参与筹建福建省第一家书画文化机构－-“福州画院”的成立工作，并担任秘书长，主持处理画院日常事务，接待了来自中央、新加坡、印尼、日本、江浙沪等地领导及同行专家、收藏家，亦开展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他成熟的隶书、行书及隶行书结合的作品，更是引起江浙沪及海内外地区专家学者的注目，始称章友芝老师书法作品为“芝隶”，肯定了芝师在隶书继承创新及隶学研究上的成果与贡献。如伊秉绶书法研究专家连长生在其专著中对章友芝隶书进行了评价：其书法师承伊秉绶，其书斋名“师伊室”，其书作，常钤 “学伊书”之印，足见其书法出处及敬师之心。其学伊隶之同时，亦将《郙阁》、《衡方》之厚重方整融为一体，尤其是其隶书有意将字高写长，体现出高拔昂扬之势。章友芝的隶书其妙处不仅于此，他刻意突出了笔画的粗壮厚实，强其筋骨，壮其体魄，写出了一种浑厚苍老之境，实是难得。尽管如此，章友芝对伊秉绶仍十分恭敬，且自谦是：“人老书未老，如与伊公相较则腿自软矣。”的确，连长生的评价是客观且平实的，较准确地概括出“芝隶”书法艺术的特点。在我珍藏的1981年前后芝师研究“伊隶”时的“友芝隶课”字帖，其中“渊明不求甚解，少陵转益多师”、“江山丽词赋，冰雪净聪明”、“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等隶字临写训练，无论是字法还是字体结构，其分析与临写都相当准确到位。

章友芝  《白梅图》

　　其次，芝师在“芝隶”创新道路上，坚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1983年应香港《书谱》主编梁披云（民国时任福建省文化厅厅长）之约稿，在《书谱·伊秉绶专辑》上，将自己几十年来对“伊隶”及学习的心得撰文发表，文中对伊秉绶“示儿（伊念曾）隶诀”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读：“我对它揣摩体会，以为”方正“是隶书结构的基本，但”方正“不等于”平板“、”呆板“。在方正的基础上进而苍健遒劲，必然会发展到”奇肆“、”恣纵“，”肄“与”纵“都是从意境中表现出来的。”更易“、”减省“是指字形的更换、笔划的省略而言。例如一幅字中有二三个”山“字，如果更换不同的写法便可写成”凶“等，笔划的减省是指一个字的写法，如”臺“作”台“、”灑“作”洒“，”蠟“作”蜡“等等。”虚实“则既指运笔要虚实相辅，也指字的结构、布局要有虚实。”肥瘦“则是指字划和结构了。这些都可总结到运腕，运腕是书法的关键，腕指挥毫端来表现以上的种种变化，在临池时，绝不应心猿意马，或是浮躁轻率，企图一蹴而就，而应该”凝神造意“，聚精会神地去构思。在隶书的造意中，不应单独追求”巧“，而要刻意从”拙“这方面去下工夫，这仅仅是我肤浅的体会。

章友芝  隶书《鲁迅诗句》

　　上述，芝师深刻剖析了”伊隶“的书法内核，对许多学习”伊隶“的后学者而言，它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平实的字眼下，可窥见芝师学习”伊隶“书法的奥理所在。1981年，芝师创作的隶书对联”风迟蝶弄蘤，景丽鸟和春“入选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在沈阳、北京等省市展出并出版，引起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但是，芝师对”**“中所进行的”简篆“、”简隶“的研究继续进行，他深知”书法文字学“是一门深学问，它是为艺术创作服务的新工具，它的构成需要突破传统古文字学框架才能实现。故芝师常常反省自身创作得失，对弟子们作诗言志，提出期许：“峄山溯篆隶师伊，多宝兰亭亦援之。故纸堆里耽到老，功夫深浅自家知。”对于书法艺术的追求，芝师将其视为“千秋功业”，他这样写下：“学伊逾四十年，今老矣，仍难望项背。此四字（干秋功业）似伊非伊，虽凝神造意，而功力莫及也。芝又记。”此中“似伊非伊”，道出了其创新求变的路径心迹。此时芝师心中明白，他的“芝隶”书风已完成对作品整体布局，字体结构创新，以及对缪篆、隶变、楷俗、碑别、行略、草讹等字体处理技巧的借鉴，笔法技巧上接近了提、按、顿、挫、绞、转、翻各种要求。虽然此时已被江浙沪、香港、新加坡、东南亚一带专家学者誉为“海内外隶书第一人”，但芝师乃是谦虚地吟唱出：“伊书妙奥确难承，信笔涂鸦岂足称，多事惹名殊自悔，问它补益有何曾。”足见“人书俱老”时的芝师是多么自悟自律的。

章友芝  隶书横幅

章友芝  隶书条幅

章友芝  《松鹤延年》

章友芝  隶书《鲁迅诗句》

　　结论：通过“寻伊”、“研伊”、“脱伊”三个阶段对“芝隶”书法概念的梳理，我认为“芝隶”书法艺术的贡献，体现在如下四点：1.“芝隶”书法中的字法变化，是大量汲取了传统隶变、碑别、篆俗、隶俗、楷俗、碑别、行略、草讹等字法处理的技巧，重新整合并书写出大量前人未涉及的书法汉字，极大丰富了书法文字的字库内容，这与他在“红寮分校”期间大量书写碑帖、字帖有关。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大量的书法摹写经历，是难以取得字法拓展的成果。2.“芝隶”中的行书字法创造，是在“伊隶”行书风格上的继续推进。“芝隶”的行书大胆汲取了篆行、隶行、颜行、楷俗、碑别等写法中的字法笔意及字形变化原理，巧妙地将字体中的“方折笔法”转化为“圆浑笔法”，使字法中的疏密变得丰富，字形圆润飘逸，十分流畅凌利，且书写过程中笔尖中正不偏，行书牵丝连笔的处理恰到好处，这些书写技巧独到且突出。3.“芝隶”在章法上的表现，除在隶书、行书、隶行书结合上的特点外，在绘画题跋上亦能巧妙结合画面中的高低形象，使题字呈现出错落有致的章法变化，化解了题跋中行距与字距间的各种矛盾，增添了画面章法的光彩。4.“简篆”、“简隶”字法的创建，是芝师建构“书法文字学”架构中的具体字法改革与创新的贡献。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前无古人，这方面的成绩，是“芝隶”书法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1975年，在中国政治文化的“极左”时期，能产生这么大胆与前卫的学术思想，足以让后人向芝师致敬，这个贡献将被永久记录。芝师晚年谨慎低调，因病自知天年将至，又言许多不足需要改进，许多愿望还没实现。比如芝师想整理出版他精心创作的“芝隶”《干字文》字帖，及他的《“简篆”与“简隶”的研究书简》、《隶书“四法”新解》等书学方面的著作。由于特定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身健康状况的制约，上述愿望均未能实现，这是历史的、也是芝师的遗憾。

章友芝  隶书《辛弃疾诗句》

章友芝  行书中堂

　　作为当年芝师“朋友圈”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兼“通信员”，我的经历独一无二 。那时我常常往返于“朱门”、“铁门”、“木门”之间传递各种艺术信息。弱冠时的我，偶尔也能听到众名家口中闲聊几句芝师的“江湖往事”，讲述他在上海滩如何地“见世面”惊奇，以及他失去双肩上“金豆”时的淡然，“**”抄家时烧毁了珍藏几代人的名家书画时的绞心之痛······这些似乎都是为了成就“芝隶”书法的形成而度的劫。作为芝师的学生，他曾经送我两幅特别的隶书作品：一是“南下求学”时的“学海无涯苦作舟”；二是我准备“北上求学”时的“胆大心细、智圆行方”。这两幅警语内容的隶书珍品，一直挂在我的书斋中，时时提醒我读书与思考、再读书与再思考。在努力进取同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功在不舍。所以，当我遇见热心学习“伊隶”与＂芝隶“的后学者，不免有一点点提示：不要只专注挖”井口“，以为”井口“挖得越大越好，要知道没有水的井依然是废井。这样的”井口“，对社会、对自己的学业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对此，我期待更多学习”伊隶“与”芝隶“的后学者将其发扬光大。

　　注：我于2022年2月7日前往福建省档案馆，查阅了中华民国公务员政干档案，虽然章沅（字友芝）老师大部分档案乃属于管控档案，不能对外公布。但通过核对原始文件，我解决了以往感到困扰的四大问题。一是查阅到章老师的正确出生年月，将以往认定的1919年7月更正为1913年7月；二是章老师系（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法科政治系（1928年9月～1932年6月）本科毕业，而非福州三中高中毕业；三是章老师于1947年参加了中华民国中央考试院福建省县长考试，获第一名；四是章老师在四十年代末任福建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将乐县长任上，于1950年受***三野44师之命，上山瓦解国民党军残部而获得有功起义人士，后发回原籍分配工作。

　　通过对历史档案的上述了解，我更加了解到章老师作为一介文人弃教从政的过程，以及他在特殊岁月中的立场与作为，因此还原了他真实的早期历史。对此，感谢福州画院和福建省档案馆的支持，以及章友芝老师的弟子董家樵、侯国宝、常平、张琦等人提供了大量资料和帮助，特此感谢！

　　姚舜熙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教授、博导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本文刊登于福州画院院刊第107期中

　　转自：郭嘉宁艺术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