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喜欢把一些德高望重的媪妪，统称为“先生”：一来表示尊重；二来表明她们的学问早已做透，超越了性别之分。在中国美术批评界，也有一位公认的女先生，那就是陶咏白。

陶咏白1937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市，为书香门弟，祖父做过大官，告老还乡后，仍然造福一方，为家乡做过许多功在千秋的善事。2014年秋，我在苏州开完第七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后，曾受陶咏白之邀，与邓平祥、徐虹、王端廷等批评家一起赴江阴雅游，其间不仅参观了陶咏白的出生地，而且还看到了她祖父当年出资修筑的石板桥。尽管时过境迁，石板桥早已失去了实用功能，但其作为一座功德桥，被当地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可见，当地人对陶咏白祖父的敬仰与热爱，已将其融入了江阴的历史记忆之中。

陶咏白成长于这样的家庭氛围，自然是冰清玉洁，既有闺秀之媚，又有大家之风。

陶咏白从小喜欢文学，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本来，她可以沿着自己的兴趣，在文学方面发展，但命运的阴差阳错，却使她后来与美术发生联系，最终走上了美术批评之路。说起来，也是人生的宿命。

1958年，陶咏白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今南京师范大学) 毕业，之后分配至南京某中学任语文老师。1965年，陶咏白的丈夫黄稻从部队转业后，转入文化部工作，陶咏白也随之调到北京，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教语文。追溯起来，这便是热爱文学的陶咏白，与美术结缘的开始，源于工作环境的变化。

陶咏白一家迁入北京后不久，动乱开始，黄稻蒙冤入狱，陶咏白也因此受牵连，一度下放到农场参加劳动，经历了九死一生。但百折不挠的陶咏白，以顽强的毅力与坚定的信心，不仅一个人撑起了家庭，而且还在此期间学会了画画。她身上的这种坚韧与顽强，赢得了周围不少人的钦佩，其中也包括同在农场劳动的原中央美院副院长罗光达；后来，罗光达恢复工作，调文学艺术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副所长时，便想到了敏而好学，且吃苦耐劳的陶咏白。

1975年，黄稻平反出狱，重回文化部工作；次年，陶咏白调文学艺术研究所，任资料室资料员。

据陶咏白自述，她走上美术批评之路，正是得益于在文学艺术研究所资料室的工作经历。因为当时文学艺术研究所的资料室，囤积了大量历史资料，陶咏白正是在整理这些资料时，看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民国美术文献。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陶咏白萌生了挖掘这段历史的冲动。于是，她一边整理这些文献，一边按图索骥、采访在世的一些老艺术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一系列艺术家评传，为其日后编著中国油画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陶咏白的理论专著《中国油画：1700—1985》，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中国油画史的奠基之作，弥补了中国早期油画研究的空白。

正是因为陶咏白显示出了艺术史研究的天赋与才能，文学艺术研究所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美术研究所时，便把她从资料室调入，成了美研所的专职研究员；而后，《中国美术报》在美术研究所创刊，陶咏白又被聘为该报的责任编辑之一；再后，她专注于女性艺术，开了中国女性艺术研究的风气之先……总之，陶咏白的美术批评实践，贯穿着改革开放的历史，不仅促进了美术界的创作繁荣，也弥补了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

我认识陶咏白，是新世纪以后。此时的我，也由美术创作转向美术批评，成了批评界的一名新兵。为了向老一代批评家学习，我通过不同渠道结识了一些批评界的前辈，这其中就有陶咏白。后来，我和贾方舟等先生一起策划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陶咏白作为资深美术批评家，自然成了我们首邀的对象；而陶咏白虽然年事已高，且腿脚不好，但只要时间允许，她都会不远千里来赴会。这让我看到了老一代批评家的学术公心，在其鲜明个性的背后，又有一种同道相益的价值认同。

在我和陶咏白的交往中，有一事让我颇为感动，也获益匪浅。那就是她曾将自己保存的大量专业书刊，赠予喜欢收藏文献的我，从而丰富了我的研究资料。我知道，陶咏白就是从整理文献资料走上美术批评之路的，其学问的扎实与深入，都得益于此。因而，此举对我而言，不只是得到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更是承接了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我想，艺术史之所以风筝不断线，大概正是因为有老一代不断给新一代输送能量吧！

正所谓“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其实，在我辈登临美术批评界之前，早就有陶咏白这些先生们留下了精神的印痕。

2022.11.28于北京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