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艺术评论》杂志2022年第10期 总第227期；作者：侯样祥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于雅昌侯样祥雅昌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中“秘色”，指唐、五代、北宋初的越窑“秘色瓷”。在我国古代陶瓷文化史上，“秘色”研究可谓是现象级的选题。究其原因至少有二：一、“秘色”之谜的探索已持续千余年；二、“秘色”的文化史地位不容小觑。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经考古发掘后，在文献与出土实物“双重证据”的互证下，“秘色”研究事实上已经跻身“显学”行列。然而直至今天，对于何为“秘色”，学界似乎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究其原因，恐怕与长期以来对相关历史文献缺乏细致梳理、认真甄别、深入挖掘等不无关系。本文试在法门寺等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从唐至清千余年间散布在诗赋、正史、文人笔记、陶瓷专著、地方史志等当中的代表性“秘色”文献，对正读文献与误读文献等做出一定的区分，进而助力“秘色”早日揭密。

【关 键 词】

“秘色瓷”；陶瓷文献；唐至清；“秘色”之谜；陶瓷文化史

有学者统计，在古代文献中，“秘色”一词至少出现有180次之多。其中，唐五代时期最少，两宋次之，而明清最多，约有 140次 [1]。可见，在中国古代陶瓷文化史上，“秘色”已然成了一个“热搜”词。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考古发掘的完成，唐代是否有秘色瓷的争论便尘埃落定。然而，由于未能在此基础上对从唐至清千余年间散布在诗赋、正史、文人笔记、陶瓷专著、地方史志等当中的代表性“秘色”文献进行梳理、研究与甄别，致使学界在“秘色”古文献征引时，真假不分、误读误引、以讹传讹等现象频频发生。对任何学术研究而言，失去了可靠文献的有力支持，都是不堪设想的。

一、唐五代“秘色”文献

在唐五代文献中，“秘色”出现的频率虽然很低，却有着两条可谓“一言九鼎”式的重要历史文献。它们便是晚唐诗人陆龟蒙创作的《秘色越器》诗，和唐五代诗人徐夤创作的《贡馀秘色茶盏》诗。前者是目前所知最早用“秘色”称呼瓷器的历史文献，后者则首次将“秘色”与“贡”联系在一起。几乎可以说，后来有关“秘色”的许多学术争论都可溯源至此。

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2]

《秘色越器》诗属于文学作品，却是“以诗证史”的好案例。因为它首次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唐代“秘色”之产时、制地、釉色、消费者等诸多重要内容：一、“秘色”烧造在晚唐时已很成熟；二、“秘色”属于越州之越窑器；三、“秘色”之色为“千峰翠色”；四、“秘色”最适宜文人雅士们“斗遗杯”。

应该说法门寺考古与上林湖考古成果已经证实该诗绝大部分是可信的。更准确地说，上述考古发掘和陆诗一起，在上述问题上成功实现了互证。

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13件青瓷器 [3]，以及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后者记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疊 [4]子共六枚”的铭文 [5]，正与上述 13件青瓷器对应 [6]。可见，在唐代晚期越窑已经能够烧造出十分精美的“秘色”了 [7]。这是法门寺考古与《秘色越器》诗共同的观点。

考古学家还在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大中”和“咸通”等唐代年款的窑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带有“咸通”铭的施“封口釉”的专门用于烧造高品质瓷器的瓷质匣钵 [8]。尽管在上林湖考古发掘中，并未出现类似于法门寺“瓷秘色”之类的铭文，但考古学家据此推断，“秘色”烧造于越州之越窑，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合理性的[9]。可见，在“秘色”属于越州之越器这一点上，上林湖考古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主张是一致的。

比较而言，“千峰翠色”到底何指，学界的分歧则显得比较大。根据“九秋风露越窑开”一句我们大致可知，陆龟蒙对越窑的烧造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他可能目睹过越窑开窑时的盛况，并知晓越窑青瓷器的釉色之丰富多样，犹如远视中层层叠叠的峰峦之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千峰翠色”的表达，虽然既浪漫又模糊，且颇具文学色彩，却增加了《秘色越器》诗的纪实性特征[10]。而据法门寺出土的 13件青瓷器有青绿、青黄、青灰等诸多釉色，可知“秘色”并非指某种固定的颜色，而是指以青色为基调的一个色系。由此可见，“千峰翠色”之所指其实并不神秘。

徐夤（又作徐寅）《贡馀秘色茶盏》诗云：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

巧剜明月染春水[11]，轻旋薄冰盛绿云。

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喷。

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12]

尽管徐夤没有像陆龟蒙那样对“秘色”与越窑的关系做出明确的表达，尽管学界对《贡馀秘色茶盏》诗的重视程度远不及《秘色越器》诗，但是该诗的文献价值同样不可低估：一、“秘色茶盏”之釉色为“捩翠融青”；二、造型为“巧剜明月”；三、胎体为“轻旋薄冰”之薄胎；四、当时的“秘色”已有“贡”与“贡馀”之分[13]；五、“贡馀”之“秘色”已经美不胜收。

据此，我们不难窥见，徐夤眼中乃至心中的“秘色”之美，不仅有釉色之美，而且有造型之美，还有薄胎之美[14]，等等。显而易见，徐夤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了不起的陶瓷鉴赏大家。值得一提的还有，如此美不胜收的“秘色茶盏”竟然为“贡馀”。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上“贡”“秘色茶盏”的审美境界应该更高。徐夤竟然在诗名与诗文中两度使用了“贡”字。“秘色”与“贡”的关系问题是“秘色”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之一。

关于唐五代时期的“贡”瓷问题，以及越窑烧造贡瓷之事，相关历史文献是能够给予有力支持的：一、据《唐六典》载，唐代土贡制度起始于开元二十五年（737）[15]；二、据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载，饶州刺史曾向皇帝进贡当地瓷器 [16]；三、据陆羽《茶经》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17]；四、据《新唐书·地理志》，“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18]据此我们不难推断，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代，越窑事实上已然成为“众窑之魁”[19]。固然上述历史文献都不曾出现“秘色”之字样，但作为“众窑之魁”的越窑中的精品[20]，“秘色”成为“贡”物，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从北宋建国到吴越国“纳土归宋”[21]，越窑向朝廷的“供奉”，无论频次，还是品质，抑或数量等都要大大超过前代[22]，可为上述推断提供有力的佐证。

▼五瓣葵口大内凹底秘色瓷盘 唐 法门寺博物馆藏▼

徐诗与陆诗一样，纪实性极强。“陶成先得贡吾君”对“秘色”之“贡”瓷身份的表达，以及“贡馀秘色茶盏”诗名对“贡”并非“秘色”之唯一功能的揭示等，皆表明此诗在“以诗证史”中具有不容小觑的文献价值。

但在唐五代时期，越器的知名度与普及率似乎要远高于“秘色”。对此，以下唐五代时期的诗[27]、赋、文等皆可作证，如“越瓯荷叶空”（《全唐诗·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越碗初盛蜀茗新”（《全唐诗·蜀茗词》）、“越瓶秋水澄”（《全唐诗·晨起》）；以及《茶赋》中“越泥似玉之瓯”[28]；《茶经》中“越瓷类玉”“越瓷类冰”“碗，越州上”“瓯，越州上”[29]；《乐府杂录》文中“武宗朝，郭道源……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30]；等等。

▼八棱净水秘色瓷瓶 陶瓷 法门寺博物馆藏▼

或许正如顾况、陆羽等人所言，“越瓷”因为具有“类玉”“类冰”的质感美，因而在唐五代时期成了文人咏题、赞美最多的陶瓷品种。如果不是因为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有精美“秘色”瓷，我们恐怕很难仅仅根据历史文献做出“秘色”是最精美的越瓷的判断。对此，清人早有越器乃“唐时韵物矣”[31]的表达。可见，在唐五代时期，越窑器的社会影响力，不仅大大超过了鼎州窑、邢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大邑窑等，更使“秘色”称呼显得十分小众[32]。从这个意义上讲，迷人的越窑器才是促成唐五代时期我国文人开启以诗、赋、文等形式咏题陶瓷之创作新时尚的重要因素 [33]。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完整理解唐五代时期“秘色”的重要历史背景，也是本文不厌其烦地征引唐五代之诗、赋、文的主要原因。不无遗憾的是，千余年来，人们似乎未曾具体研究与区分作为母概念的越器与作为子概念的“秘色”，以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细微差别 [34]，否则就不会出现“晚唐一批文人高士以诗赋赞美秘色越器”[35]这样笼统的表达，更不会出现将出土的唐五代及北宋初的越窑青瓷器一概称为“秘色”的学术判断了[36]。

二、两宋“秘色”文献

北宋欧阳修等人在编纂《新唐书》时，不提“秘色”，只提“越州”“瓷器”[37]；元代脱脱等人在撰修《宋史》时，也不提“秘色”，只提“越器”“金扣越器”“扣金瓷器”等[38]。莫非在欧阳修、脱脱等人看来，“秘色”在唐宋时期一直都是十分小众的称呼？然而，实际情况似乎并非这样。至少在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秘色”其实已然成为文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是普及程度并不低的一个称谓。这可从当时的文献中与“秘色”有关的内容骤然增多获证。两宋时期，有关“秘色”乃至越窑的代表性文献有：赵令畤的《侯鲭录》、叶寘的《坦斋笔衡》、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曾慥的《高斋漫录》、周煇的《清波杂志》、施宿等的《嘉泰会稽志》，以及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庄绰的《鸡肋编》、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和赵秉文的《汝瓷酒尊》诗，等等。

综合比较研究上述两宋“秘色”文献，学术价值最高的当数赵令畤（1064—1134）[39]的《侯鲭录》。该书卷六载：

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40]

文字虽不长，信息量却非常大：一、从生卒年上来推算，赵令畤应该是两宋时期第一个引用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来论证“秘色”称谓起源的人；二、据史载越窑最后一次进献时间是在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41]，因而作者可能见过“秘色”，从“今之秘色瓷器”的语气似可获得佐证；三、从“世言……比见……乃知……”的严谨行文格式推断，作者思维缜密，且擅长逻辑推理和学术考据；四、其考证结果非常明确，即“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即所谓的“世言”是不太可信的；五、他对“秘色”为“越州”所“烧进”的传统说法未有任何质疑。

此后与“秘色”有关的论述，绝大多数可溯源至赵氏的考证，有的甚至明显“因袭”。如果将《侯鲭录》的考证与前述徐诗相结合，我们对“秘色”与“贡”之关系的推断就更有信心了。由此可见，在“秘色”研究上，《侯鲭录》是一重要历史文献[42]。不无遗憾的是，不少研究在“贡”的基础上，将“秘”演绎成“秘密”“秘而不宣”等[43]。

值得关注的是，在南宋时期，关于“秘色”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学术共识。这从多部笔记“因袭”《侯鲭录》的考证内容即可获证。就学术研究而言，一定意义上，“因袭”便是认可，“因袭”即是观点。

▼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唐  法门寺博物馆藏▼

叶寘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在“秘色”表述上相似度极高，只有两处极细微的差别。叶寘约生于1190年，顾文荐的生卒年不可考。因此，我们很难断定二人的文字到底孰先孰后。本文只引《坦斋笔衡》，将顾书的两处不同之处注于括号中：

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负暄杂录》为“越州烧进者”），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负暄杂录》为“故云.”）。陆龟蒙诗：……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44]

对照《侯鲭录》，在论“秘色”时，叶、顾二人在“因袭”时都做过一些细微的改动：一、或许在他们看来，“越州烧进”与“为供奉之物”的意思相类，故删掉了后句；二、虽然他们将“世言……比见……乃知……”的句式简化成了“世言……乃知……”，但意思并未生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也为“秘色”研究提供了两条颇有文献价值的新材料：一、“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即“秘色”乃唐代“尚靡”之产物；二、“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即“秘色”在南宋末年事实上已难觅踪迹[45]。对此，还有两条历史文献似可作为佐证。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周纲尝知梁县，烧造假秘色瓷器，以事蔡攸。”[46]梁县为今河南汝州，蔡攸为蔡京的大儿子。明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则有：“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47]据此我们似可得出如此推断：“秘色”早在北宋晚期已经成为稀有、珍贵之物，否则何必要“烧造假秘色瓷器”？到了南宋时期，浙江余姚烧造的“秘色”已是“粗朴而耐久”，说明当时越州已经丧失了烧造精美“秘色”的能力。

曾慥的《高斋漫录》与施宿的《嘉泰会稽志》[48]则直接“因袭”《侯鲭录》。

对于赵彦卫（约 1195年前后在世）在《云麓漫钞》中论“秘色”的文字，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的解读，因此需要进一步辨析：

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49]

的确，赵彦卫的文字有点零乱，也不甚严谨。比如，他将唐代“青瓷器”笼统地等同于“秘色”，将处州之龙泉误成了“处之龙溪”等。但是，从他能以“粉青”与“艾色”区分南宋时期的处州窑与越州窑之釉色，以及“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的表述来看，他对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浙江地区的瓷窑烧造情况并不陌生。因此，有学者将“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理解为“秘色”“并不创始于江南以及五代吴越国王”[50]，本文并不以为然。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上述六人的生卒年来看，他们的活动时间差不多贯穿了整个南宋时期。当然，他们彼此之间的人生交集，以及师承关系等等，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仅据前述内容已知，在南宋时期，围绕“秘色”，六人之间不仅存在着“因袭”关系，甚至已经产生了学术共识。这个推理不会太离谱。

当然，在南宋文献中，对“秘色”的误读也已产生。周煇的《清波杂志》即是例证。其文载，“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51]。周氏是将“世言”当成事实了。这或许是他直接删掉“世言”两字的原因。就学术发展史来讲，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然而令人十分不解的是，《清波杂志》成为当今学界征引最多的“秘色”文献之一。有学者将其看法解释为“世人普遍认为”，进而认为在南宋时期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秘色”之争[52]，以致有“在宋人眼里‘秘色’是与钱氏供奉画等号的”表达[53]。

如前所述，如果说陆龟蒙的“千峰翠色”、徐夤的“捩翠融青”，在“秘色”之釉色的指向上，多少还都属于文学语言与模糊性表达的话，那么唐五代两宋时期的其他历史文献，在越窑及“秘色”之釉色的表达上，应该说多是比较清晰的。例如，《茶经》有“越瓷青而茶色绿”“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54]；《开元天宝遗事·自暖杯》有“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如乱丝，其薄如纸”[55]；《全唐文·王蜀答梁主书》有“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56]；《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有“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狻猊出香，亦翡色也……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57]；《老学庵笔记》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色也”[58]；《汝瓷酒尊》诗有“秘色创尊形……圆嗟碧玉荧……”[59]等等。尽管上述文献仍有许多表达不甚精准甚至错误之处，如王仁裕的“自暖杯”并未明示就是越窑、庄绰将越州与处州混为一谈、赵彦卫将青瓷器等同于“秘色”、赵秉文未能区分汝瓷与越瓷，等等。但在对越窑及“秘色”之釉色的表达上，总体上讲唐宋文献还是相当明确而清晰的，并非让人“费尽猜详，莫名其状”[60]。换个说法，即使没有法门寺考古发掘物为证，仅仅根据上述历史文献也可大致推测出越窑及“秘色”之釉色。遗憾的是，至今仍有学者不愿意承认“秘色”具有指示釉色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对于“秘色”产自越州之越窑，上述两宋文献，应该说都做了十分明确的认可与表达，与陆龟蒙的诗不仅实现了互证，而且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值得重视。

三、明清“秘色”文献

相较于两宋时期，明清文人谈论“秘色”的热情有增无减[61]。于是才会产生前述“秘色”一词在明清文献中出现约 140次之多的景象。就明清“秘色”文献而论，大致可以区分为四大类型：一是文人笔记中的“秘色”，如田艺蘅《留青日札》、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焦竑《焦氏类林》、徐应秋《玉芝堂谈荟》、顾起元《说略》、谢肇淛《五杂组》、胡震亨《唐音癸签》、王志坚《四六法海》、方以智《物理小识》、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袁枚《随园诗话》等；二是陶瓷专著中的“秘色”，如朱琰《陶说》、梁同书《古窑器考》、蓝浦和郑廷桂《景德镇陶录》等 [62]；三是地方史志中的“秘色”，如嘉靖《浙江通志》、雍正《浙江通志》、光绪《余姚县志》等等；四是清高宗即乾隆皇帝御制诗中咏题“秘色”的陶瓷诗等。然而，或许由于“秘色”停烧时间已长，或许因为南宋末“旧越窑不复见矣”[63]，或许明清之浮躁学术风气使然[64]……综观明清“秘色”文献，虽然在量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状态，但总体上看，其文献价值远不及唐五代两宋时期的高。

（一）文人笔记中的“秘色”

在明清文人笔记中，田艺蘅、王世贞、焦竑、徐应秋、顾起元、胡震亨等人的文字，可谓是误读“秘色”的典型代表。据《弇州四部稿》，“舜为陶器。迄于秦汉，今河南土中有羽觞无色泽者，即此类也。陆龟蒙诗……，最为诸窑之冠。至吴越王有国日愈精，臣庶不得通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或云制器者姓，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65]。在《玉芝堂谈荟》之《柴窑秘色》中，徐应秋一开始便有“王弇州《宛委余编》曰……”的表达 [66]，说明他的“秘色”文字直接“因袭”王世贞。而顾起元在《说略》中的“秘色”文字，竟然与王世贞的完全相同 [67]。明代末年，王世贞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为了减少重复叙述，本文对徐、顾的文字皆不载录。

综观这些“秘色”文献，不难发现有着这样几个相同的特征：一、不仅有明显的“因袭”叶寘《坦斋笔衡》或顾文荐《负暄杂录》的痕迹，而且互相之间也存在“因袭”关系；二、对陆龟蒙的诗采取了断章取义式的征引，只是为了证明越窑在唐代为“诸窑之冠”；三、似乎忽略了徐夤、赵令畤、曾慥、赵彦卫、施宿等人的“秘色”文献；四、认为“秘色”称谓起源于五代吴越国，其错误与南宋周.的误读颇为相似；五、除焦.未涉“柴窑”问题外[68]，其他人在不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便武断地将“秘色”演绎成了“柴窑”[69]。

方以智、刘体仁、袁枚等人对“秘色”的论述，也多以讹传讹之嫌。

客观地讲，明清文人笔记并非一无是处，如谢肇.《五杂组》与王志坚《四六法海》论“秘色”的文字，即值得称道。尤其是后者还通过征引唐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以弥补顾文荐《负暄杂录》之不足。例如，在《五杂组》卷十二中，多少已有了正读内容，指明“唐时已有秘色”[70]。

（二）陶瓷专著中的“秘色”

按常理讲，在“秘色”研究上，陶瓷专著应该比其他文献更专业、更可信、更有学术建树才是。然而，总体上看，朱琰的《陶说》、梁同书的《古窑器考》、蓝浦和郑廷桂的《景德镇陶录》在论述“秘色”时，都是错多对少。

朱琰的《陶说》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该著被我国学术界誉为“第一部陶瓷简史”[71]。在《陶说》中，朱琰在 4个地方论及越窑与“秘色”：

按：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陶说 ·说今·陶冶图说》）

按：唐越窑实为钱氏秘色窑之所自始。后人因秘色为当时烧进之名，记所由来。《负暄杂录》据陆龟蒙诗谓越陶唐世已有……（《陶说·说古·古窑考·唐越州窑》）

钱氏有国时，越州烧进。《高斋漫录》……按：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棱碗，……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陶说·说古·古窑考·吴越秘色窑》）

《六研斋笔记》：南宋余姚有秘色瓷。按：此即钱氏秘色窑之遗也。今未得见秘色窑器。岂《笔记》所谓粗朴耐久，似均窑者？前之秘色，亦如此与？（《陶说·说器中·宋器·秘色瓷》）[72]

从朱琰上述四个“按”基本可以推定，他对真正的“秘色”所知甚少：一、不知“千峰翠色”是陆龟蒙诗专门用来形容唐代“秘色越器”之釉色的；二、没有读懂《负暄杂录》中论“窑器”及“秘色”的文字内容；三、对《高斋漫录》中“秘色”文字的征引是断章取义式；四、“唐越窑实为钱氏秘色窑之所自始”与“南宋余姚有秘色瓷……此即钱氏秘色窑之遗也”的主张不可能成立；五、据“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将五代“秘色”解读成“瓷器之名”，有一定的学术见地。令人遗憾的是，他征引的目的只是增强“秘色”始于五代吴越国之错误主张的“说服力”。

将梁同书与朱琰、蓝浦、郑廷桂等陶瓷专业人士相提并论有点勉强。但其著以《古窑器考》命名，似乎又难以将他拒之门外。在《古窑器考》[73]中，梁同书论越窑与“秘色”的文字总共出现有三处，其中一条与《陶说》中关于吴越秘色窑的说法一致。另两条为：

越窑，唐代所烧。越州即今浙江绍兴府也。隋唐曰越州。宋曰绍兴。陶至唐而盛，始尚窑器。按：唐越陶实为钱氏秘色窑之所自始……如此……可知，越州瓷器为唐时韵物矣。（《古窑器考·越州窑》）

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古窑器考·陶器青为贵》）

显而易见，关于“秘色”，梁同书与朱琰有着基本相同的看法，至于《古窑器考》所谓的“考”则毫无踪迹可寻。值得一提的是，与朱琰、梁同书同时代的唐秉钧著有《文房肆考图说》，该著成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其中也有三处论越窑与“秘色”的文字，与梁同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74]。尽管我们很难断定朱琰、梁同书、唐秉钧三者的文字孰先孰后，但在乾隆时期他们关于“秘色”已经形成了共识则是不争的事实。有趣的是，这种共识对后世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景德镇陶录》频繁征引唐氏之书即是明证[75]。

总体上看，蓝浦论“秘色”的文字对《坦斋笔衡》和《贡馀秘色茶盏》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并不了解陆龟蒙诗最高的文献价值恰恰在于证实“秘色”始于唐；从“越窑”与“秘色窑”被分开论述等可知，他对“秘色”与越窑的内在关系并不知情；至于陶宗仪《辍耕录》在引用《坦斋笔衡》时并未发表个人的主张，蓝浦好像也不清楚。这或许正是导致其不厌其烦地征引“越窑实为钱氏秘色窑之所自始”，以及“秘色窑，吴越烧造者，钱氏有国时……”等的重要原因。

《景德镇陶录》共十卷，卷二至卷九为蓝浦原著，而卷一和卷十则是蓝浦的弟子郑廷桂的补辑[76]。关于郑廷桂，学界常将他与蓝浦混为一谈[77]。其实，仅从卷十《陶录余论》即可知悉，郑廷桂在论瓷上还是有相当独立性的。郑廷桂论“秘色”文字共有四处：

旧越窑自宋末已不复见。《辍耕录》载叶寘《坦斋》引陆诗疑为秘色。

而《肆考》越窑实另见，谓苐为秘色之所自始。殆其然乎？秘色古作祕色。《肆考》疑为瓷名。《辍耕录》以为即越窑，引叶寘“唐已有”。此语不思叶据陆诗并无祕色字也。按：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以禁臣庶用。故唐氏又谓蜀王不当有，不知祕字亦不必因贡御而言。若以钱贡为祕，则徐寅《祕盏》诗亦标“贡”字。是唐亦曾贡，何不指唐所进御云秘？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祕耶？《肆考》又载“祕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

《高斋漫录》亦载……似祕色窑又实起于吴越矣。

按：秘色窑青色近缥碧，与越窑同。[78]

与其师蓝浦相类，郑廷桂在论“秘色”时，也是错误连连。如，不清楚《坦斋笔衡》引陆诗的真正目的是证明唐代已有“秘色”；不了解陶宗仪在“秘色”上并未直接发表过看法；他对《高斋漫录》关于“秘色”之全文并不知悉，等等。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郑廷桂对唐氏之“唐越陶实为钱氏秘色窑之所自始”，提出了“殆其然乎”的质疑。他还试图从“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入手，对“秘色”及其与“贡”的关系等进行一番考证。客观地讲，郑廷桂的考证能力并不在赵令畤之下，在明清“秘色”文献中是首屈一指的。十分遗憾的是，像明清绝大多数文人一样，由于郑廷桂依然认为“叶据陆诗并无祕色字也”[79]。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导致他最后不得不回到“似祕色窑又实起于吴越矣”之原点的主要原因。当然，郑廷桂的“秘色特指当时瓷色”，以及“以瓷色言为是”等，显然与陆龟蒙“千峰翠色”和徐夤“捩翠融青”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颇有学术见地的。

（三）地方史志中的“秘色”

不同于文人笔记，也异于陶瓷专著，明嘉靖《浙江通志》、清雍正《浙江通志》、清光绪《余姚县志》等地方史志，在“秘色”的表达上，虽无创新，但亦无演绎，总体上是以“摘录”为主。这与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的做法颇为相似。就《浙江通志》而言，由于雍正本与嘉靖本的内容基本相同，都征引了《负暄杂录》《六研斋笔记》《玉芝堂谈荟》和《老学庵笔记》[80]；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则引用了（嘉靖）《浙江通志》《六研斋笔记》《玉芝堂谈荟》和《负暄杂录》之说。显而易见，这些地方史志所收集的有关“秘色”的文献是十分有限的，但总体上看，其所征引的大部分文献是可靠的。

（四）乾隆陶瓷诗中的“秘色”

在明清“秘色”文献中，乾隆陶瓷诗[81]与文人笔记、陶瓷专著、地方史志等都有所不同。因而本文将其单列论述。

清高宗乾隆皇帝一生以诗歌为伴，共创作有 43719首诗歌。其中，以陶瓷为咏题对象的诗歌有 258首。或许是受“越器龟蒙咏”[82]等的深刻影响，乾隆皇帝对越器算是情有独钟。据统计，在他的 258首陶瓷诗中，“越”和“越器”之称呼共出现 26次之多。从数量上看，虽少于官窑、定窑、哥窑等，却多于柴窑、汝窑、均窑、弟窑、龙泉窑、永乐窑、成化窑、嘉靖窑等，与宣德窑一起并列第四。而“秘”字则总共出现 18次，其中与瓷直接有关的“秘”有 17次。在这 17处“秘”字中，包括 5处“秘色”，12处“秘”或带“秘”字的词。

据乾隆《御制诗集》[83]中咏题越器的诗句，如“那寻越器唐”（《御制诗五集·咏官窑炉》、“李唐越器人间无”（《御制诗四集·成窑鸡缸歌》）、“越器惟名那见唐”（《御制诗四集·咏官窑盘子》）、“李唐越器久称无”（《御制诗四集·咏官窑双管瓶》）、“唐时越器只余名”（《御制诗五集·咏官窑碗》）等，我们不难推测，在乾隆时期的紫禁城，越器已经是无处寻觅之物了。

据乾隆咏题，含“秘”字或相关词语的诗句如“修内当时秘”（《御制诗三集·咏宋瓷枕》）、“坚贞成秘赏”（《御制诗三集·咏柴窑枕》）、“秘器见嘉靖”（《御制诗四集·咏嘉窑娃娃杯》）、“修内陶成供秘玩”（《御制诗三集·宋瓷骆驼》）、“秘器犹存修内遗”（《御制诗四集·题官窑碟子》）、“官窑秘器作珍留”（《御制诗五集·咏官窑盘子》）、“八笺几度传秘制”（《御制诗四集·咏龙泉窑碗》）、“雅具秘玩讵所尚”（《御制诗四集·题均窑碗》）、“秘器仍传古陆浑”（《御制诗四集·咏汝窑碗》）等可知，其“秘”更多的是指官窑，与越窑“秘色”无关。而“秘色真嚣矣”（《御制诗三集·咏陶尊》）、“秘色古稀有”（《御制诗五集·题贞观陶器瓶》）、“秘色陶修内”（《御制诗四集·咏官窑双耳瓶》）、“宋时秘色四称名”（《御制诗五集·官窑小瓶》）、“火色尽泯秘色全”（《御制诗四集·定窑瓷枕》）五句“秘色”诗句则显示，在乾隆的概念里，商代陶尊及宋代官窑、定窑、汝窑、哥窑等与越窑“秘色”一样，皆可称“秘色”。显而易见，越窑“秘色”事实上已经淡出了乾隆的视野。

值得关注的是，乾隆对《题贞观陶器瓶》中“秘色古稀有，越窑中末唐”的注文为：“世言秘色窑器，乃五代吴越钱氏有国日，越州制进，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不知唐《柳宗元集》有《代人进瓷器状》，又陆龟蒙有《秘色越器》诗，是唐中末之际已有之。”（《御制诗五集·题贞观陶器瓶》）据此可知，乾隆对越窑“秘色”的判断是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在没有实物支持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不无遗憾的是，对于乾隆陶瓷诗之“以诗证史”的文献价值，学界似乎察觉不够[84]。

结语

由于古代工艺文献极其稀缺，学界有不应轻易否定历史文献的主张。1987年法门寺唐代地宫被考古发掘之后，学界一直疏于对千年“秘色”古文献进行梳理与研究，其原因或许正源于此？本文在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从唐至清千余年间散布在诗赋、正史、文人笔记、陶瓷专著、地方史志等当中的代表性“秘色”文献进行梳理与甄别，发现唐、五代、两宋时期的正读“秘色”文献超八成，明清时期的误读“秘色”文献超八成[85]。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发现在正读文献中其实隐藏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对“秘色”的理解：“秘色”即“秘色瓷”，是指唐、五代、北宋初的越窑精品；“秘色”体现了当时中国制瓷业的最高成就；“秘色”既是瓷器名，也是釉色名，其釉色属于青色系；“秘色”虽为“贡”品，但也有“贡馀”“秘色”；“秘色”至北宋晚期已稀有，南宋晚期则“不复见矣”。

【注释】

[1]周少华等.秘色越器考释 [M]//闻长庆，闻果立著 .越窑·秘色瓷研究（下册）.杭州：西泠印社，2018：273-280.

[2][唐 ]陆龟蒙 .秘色越器 [M]//[清 ]全唐诗 .北京：中华书局，1960：7216；在千余年“秘色”研究中，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是被征引最多的文献。但是，在各种征引中，时常都会有细微的改动。如“九秋”也有“九天”，“翠色”也有“秘色”，“好向”也有“如向”，“中宵”也有“中霄”，“盛”也有“承”，“嵇中散”也有“稽中散”，等等。为了尊重不同时期的文献原貌，本文在后文征引中一概照录。

[3]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瓷八棱净瓶。该瓶虽未录入“衣物帐”，但其做工和釉色的滋润程度，比 13件“瓷秘色”碗、盘、碟等毫不逊色。考古学家据此认定，该瓶也应属于唐代越窑“秘色”。因此，法门寺出土“秘色”也有 14件说。参见禚振西等 .法门寺出土唐代秘色瓷初探[J].文博，1995（6）.

[4]“.”似为“碟”之误。

[5]参见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 [J].文物， 1988（10）；冯先铭 .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器 [J].文物，1988（10）；韩伟 .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 [J].文物，1991（5）.

[6]参见王仓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几个问题的探讨 [J].文博，1995（6） .有学者研究认为，“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至晚应是公元 872年，而不是 874年”。参见陆明华 .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 [J].文博，1995（6）.

[7]当然，这是“秘色”之称谓的产生时间。“秘色”烧造时间可能更早。根据陆羽的《茶经》，至晚在唐中期，越窑已经有烧造精美瓷器的能力。参见侯样祥 .两段被严重轻视的“秘色”古文献 [N].中华读书报，2022-08-10（5）.

[8]参见谢纯龙，厉祖浩 .上林湖越窑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9]2017年6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在《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之“前言”中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15—2017年，对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连续两年多的考古发掘。出土资料说明该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器的生产地。”

[10]事实上，别说 9世纪后期的唐代越窑，即使是 12世纪的浙江龙泉窑，都不可能烧造出统一的釉色。

[11]据《徐正字诗赋》“巧剜明月染春水”改正。参见[五代 ]徐夤 .徐正字诗赋（卷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12][五代 ]徐夤 .贡馀秘色茶盏 [M]//[清 ]全唐诗（卷七百十）徐夤 [M].北京：中华书局，1960：8174.

[13]与周.《清波杂志》所述北宋汝窑情况非常相似，即“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参见 [宋 ]周煇.清波杂志（卷五）[M]//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14]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之“大邑烧瓷轻且坚”诗句可为此佐证。[唐]杜甫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M]//[清 ]全唐诗（卷二百二十六）杜甫 [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448.

[15]成书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的《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有：“四曰河北道……厥贡……邢州瓷器。”参见 [唐 ]李林甫等 .唐六典 [M].北京：中华书局，2014；另参见王永兴 .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 [J].北京大学学报，1982（4）。而《新唐书》将此事确定为长庆年间，即 821至 824年间。

[16]参见[唐 ]柳宗元、[唐 ]刘禹锡 .柳河东集（卷三十九）奏状 [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17][29][54][唐 ]陆羽.《茶经》[M]//[唐 ]陆羽、[清 ]陆廷. .茶经续茶经 .北京：中国书店，2014：32-33，32-33，32-33.

[18][37]参见 [宋 ]欧阳修等 .新唐书（志第三十一）地理五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明清时期的文人多以“诸窑之冠”来形容唐代越窑的地位。见本文第三部分。

[20]周煇在《清波杂志》中有“越上秘色器”的表达。此即是指越窑上好（等）瓷器为秘色瓷器。参见 [宋 ]周煇 .清波杂志（卷五）[M]//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21]与此同时，随着北宋政府派遣赵仁济出任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则意味着北宋政府全面接管了越窑烧造。参见 [宋 ]周密 .志雅堂杂钞（卷上）诸玩 [M].北京：中华书局，2018.

[22]关于吴越国钱氏政权对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进贡情况，参见[宋 ]钱俨 .吴越备史（补遗）[M]//四部丛刊续编本；[宋 ]王钦若 .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九）帝王部·纳贡献 [M].北京：中华书局，1960；[宋 ]欧阳修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第七 [M]北京：中华书局，1974；[元 ]脱脱等 .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第二百三十九）世家三 [M]北京：中华书局，1985；[清 ]徐松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历代朝贡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清 ]吴任臣 .十国春秋（卷八十二）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 [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3]据法门寺出土“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和“大唐咸通启送真身志文”等碑文记载：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八月，得舍利子于法门寺塔下；咸通十四年（873）三月，唐懿宗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衣物帐”所记“恩赐”物品入封法门寺地宫时间是咸通十五年（984）正月；而唐懿宗于咸通十四年（873）七月死亡。因此，法门寺入封地宫“恩赐”物品，实际上由唐懿宗和继任者唐僖宗共同完成。故有“恩赐”与“新恩赐”之分。

[24]参见韩伟.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 [J].文物，1991（5）；陆明华 .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 [J].文博，1995（6）.

[25]此墓志罐于 1977年出土于上林湖吴家溪唐墓，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参见厉祖浩 .越窑瓷墓志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6]有学者研究：越窑“瓷窑务”的设立时间在唐乾宁三年（896）钱.消灭董昌、据有浙东以后；其地点在越窑中心产地上林湖窑场。参见厉祖浩 .吴越时期“省瓷窑务”考 [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3）.

[27]下文所引唐诗参见[清 ]全唐诗 [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8][唐]顾况 .华阳集（卷上）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EB/OL].爱如生四库系列数据库 .[30][唐 ]段安节 .乐府杂录（一卷）击瓯 [M].守山阁丛书本 .

[31][清 ]蓝浦、郑廷桂 .景德镇陶录 [M]//中国陶瓷名著汇编 .北京：中国书店，1991：51；[清 ]梁同书 .古窑器考·越州窑 [M]//周思中 .中国陶瓷名著校读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185-186.

[32]根据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一《隐逸 ·陆龟蒙传》和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中的“贡馀”两字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陆龟蒙，还是徐夤，其实都不太可能亲眼见过“贡”之“秘色”。

[33]侯样祥.乾隆陶瓷诗里的陶瓷文化 [J].文史哲，2021（4）.

[34]叶.民先生在论述“秘色青瓷”时就认为，“当时‘秘色’与‘越窑窑器’是同义词”。叶喆民 .中国陶瓷史 [M].北京：三联书店，2011：153.[35][60]王莉英、王兴平 .秘色越器研究总论 [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1）.

[36]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 [J].文物，2000（2）。事实上，在浙江、江苏、安徽、北京、河南、内蒙古等二十余处考古发掘遗址出土的唐、五代、宋初的越窑青瓷中，真正能达到法门寺出土青瓷之精致程度的并不多。

[38]参见[元 ]脱脱等 .宋史（卷四百八十）世家三·吴越钱氏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9]赵令畤，又名赵德麟，宋文学家。赵令.是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属于皇族集团成员，故其对上层社会的情况应该了解得比别人更多些。另，赵令畤与苏轼交往甚密，他的“赵德麟”之名便来自苏轼，由此可以推测他也应该属于文人集团成员。脱脱等《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第三·宗室一》有赵令畤的传。

[40][宋 ]赵令畤 .侯鲭录（卷六）[M]//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从赵令畤用陆龟蒙的诗证明“唐时已有秘色”可知，他虽然标示了《陆龟蒙集·越器》，但他对《秘色越器》诗名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41]参见[清 ]徐松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历代土贡 [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2]侯样祥.两段被严重轻视的“秘色”古文献 [N].中华读书报，2022-08-10（5）；侯样祥 .“秘色”研究的四段基础文献[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22（6）.

[43]如，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有：“越窑瓷器在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这称呼的由来据宋人的解释是因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命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95.196.

[44][63][宋 ]叶寘.坦斋笔衡·窑器 [M]//[元明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404；参见 [宋 ]顾文荐 .负暄杂录·窑器 [M]//[元 ]陶宗仪 .说郛（卷十八）.涵芬楼本 .

[45]叶喆民先生也认为：“过去曾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到了北宋时期已日渐衰落，有如强弩之末，所制器物传世不多。”叶.民 .中国陶瓷史 [M].北京：三联书店，2011：335.

[46]参见[宋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7]参见[明 ]李日华 .六研斋二笔（卷二）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EB/OL].爱如生四库系列数据库 .[48]该志撰修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被学术界誉为宋志中的佳志，即“一部内容可靠、资料翔实的方志”。

[49]参见[宋 ]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十）[M]//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50][53]参见李刚.“秘色瓷”之秘再探 [J]//浙江省博物馆 .东方博物（第十七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51]参见[宋 ]周煇 .清波杂志 [M]//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清波杂志》成书于 1192年，比曾慥的《高斋漫录》要晚，比施宿的《嘉泰会稽志》要早。关于“秘色”，该书最有价值的表达恐怕就是“越上秘色器”了。叶.民先生的解读便是：“指越窑上好（等）的秘色瓷器。 ”参见叶喆民 .中国陶瓷史 [M].北京：三联书店，2011：151注 1.

[52]周煇《清波杂志》之《题识》有言：“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时居都下清波门，目为《清波杂志》。绍熙壬子六月淮海周煇识。”可见，这只是周煇晚年的回忆性文字，并非发生了什么争论。

[55][五代]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自暖杯 [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6]参见[清 ]董诰等 .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九）王蜀答梁主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83；清初李宗孔（或潘永因）编辑的宋代小说笔记《宋稗类钞》也有类似的记载，该书至晚成书于 1669年，比《全唐文》约早 40年。

[57]参见[宋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三 [M]//笔记小说大观（第九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58][宋 ]陆游 .老学庵笔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19：2、27.

[59]参见[金 ]赵秉文 .汝瓷酒尊 [M]//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畿辅丛书本 .

[61]严格来说，元代“秘色”文献极少。唯有生活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有两部读书笔记《南村辍耕录》和《说郛》。前述两部宋人文献即叶寘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的《负暄杂录》都因陶宗仪而得以保存。因而，本文对元代“秘色”文献不做专门介绍。[62]在中国古代工艺文献中，陶瓷类专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但在论述“秘色”和越窑上，这三部的篇幅则是最大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64]梁启超曾有言“明代学术空疏”。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65]参见[明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七十）宛委余部十五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66]参见[明 ]徐应秋 .玉芝堂谈荟（卷二十八）柴窑秘色 [M]//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一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67][明 ]顾起元 .说略（卷二十三）浙江巡抚采进本 [EB/OL].爱如生四库系列数据库 .

[68]在《焦氏类林》中，焦.未涉柴窑问题，参见[明 ]焦竑辑 .焦氏类林（卷七）器具 [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69]关于柴窑，熊廖先生认为：“把唐宋的秘色瓷说成是柴窑的产品，欠妥。”熊廖、熊微编注 .中国陶瓷古籍集成 [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192.

[70]在明清时期，像谢肇.这样仍然十分明晰陆龟蒙诗最具文献价值之处恰恰在于证“秘色”始于唐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了。参见 [明 ]谢肇. .五杂组 [M].北京：中国书店，2019.

[71]熊廖、熊微编注 .中国陶瓷古籍集成 [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317注 2.

[72]参见[清 ]朱琰 .陶说 [M]//熊廖，熊微编注 .中国陶瓷古籍集成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6.

[73][清 ]梁同书 .古窑器考 [M]//周思中主编 .中国陶瓷名著校读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74][清 ]唐秉钧 .文房肆考图说 [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127-128、139.

[75]蓝浦八卷内容完成于乾嘉之交，即1795年前后。[清 ]蓝浦、[清 ]郑廷桂 .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录序 [M]//中国陶瓷名著汇编 .北京：中国书店，1991：3；[清 ]蓝浦、[清 ]郑廷桂 .景德镇陶录·书后 [M]//中国陶瓷名著汇编 .北京：中国书店，1991：84.

[76][清 ]蓝浦、[清 ]郑廷桂 .景德镇陶录·书后 [M]//中国陶瓷名著汇编 [M].北京：中国书店，1991：84.

[77]如王莉英、王兴平认为“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认为：‘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王莉英、王兴平 .秘色越器研究总汇 [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1）.

[78][清 ]蓝浦、[清 ]郑廷桂 .景德镇陶录·陶录余论 [M]//.陈雨前主编 .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2015：846-847.

[79]在千余年“秘色”研究中，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可能是被征引最多的历史文献。然而，人们在征引陆诗时，似乎只知其文，而不知其名。这可能是导致郑廷桂们“不思叶据陆诗并无.色字”之误读的主要原因。

[80]参见[明 ]（嘉靖）浙江通志 ·越窑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闻长庆，闻果立 .越窑·秘色瓷研究 [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109、171.

[81]关于乾隆陶瓷诗研究，参见侯样祥.乾隆陶瓷诗的文献地位 [J].艺术评论，2020（12）；侯样祥 .乾隆陶瓷诗与陶瓷审美 [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0（4）；侯样祥 .乾隆陶瓷诗里的宋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侯样祥 .乾隆陶瓷诗的考据色彩 [N].中华读书报， 2021-03-10（5）；侯样祥 .乾隆陶瓷诗里的陶瓷文化 [J].文史哲， 2021（4）.

[82]在陶瓷诗中，乾隆多次提到陆龟蒙。除《咏柴窑枕》（1764）诗中有“越器龟蒙咏”之外，在《咏古陶缶》（1773）诗中有“未经吴下诗人咏”，在《咏官窑贯耳瓶》（1774）诗中有“陆家越器未差讹”，等等。

[83]参见[清 ]乾隆 .乾隆御制诗文全集 [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4]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和叶.民著《中国陶瓷史》，为中国陶瓷史研究领域的两部经典之作。但他们在乾隆陶瓷诗的挖掘和应用上，几乎可以用“惜墨如金”来形容。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 .中国陶瓷史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叶喆民 .中国陶瓷史 [M].北京：三联书店，2011.

[85]由此可知，在中国陶瓷文化史上，“秘色”最终成为谜，并非像有学者所谓的那样“是五代以后的事”，而主要是明清尤其是明代的事，甚至是当代的事。参见李刚.“秘色瓷”之秘再探 [J]//浙江省博物馆 .东方博物（第十七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