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四观文化

　　按：《诗说中国》是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陈超群绘制《董仲舒目不窥园》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

​　　己丑岁咏董子七律

　　垂帷讲习兴无穷，受教非徒太史公。

　　目不窥园窥造化，心唯向学向苍穹。

　　天人三策申元命，儒术孤标奏大功。

　　灵变气机玄莫测，仲尼亦罕论神通。

　　张红星教授注解：垂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借指专心读书或写作。语出《艺文类聚》卷五五引晋束晰《读书赋》：“垂帷帐以隐几，披纨素而读书。”南朝梁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结虑司契，垂帷制胜。”唐王维《送高道弟耽归临淮作》诗：“自尔厌游侠，闭户方垂帷。”

　　讲习：讲议研习。《易·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孔颖达疏：“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于此也。”唐张说《大唐祀封禅颂》：“讲习乎无为之书，讨论乎集贤之殿。”

　　兴：此处指兴致。《晋书·王徽之传》：“乘兴而来，兴尽便返。”唐杨巨源《答振武李逢吉判官》诗：“近来时辈都无兴，把酒皆言肺病同。” 宋王安石《海棠花》诗：“巧笔写传功未尽，清才吟咏兴何长。”无穷：无尽，无限。 指事物没有穷尽。《孙子·虚实》：“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復，而应形于无穷。”《史记·田单列传论》：“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通典·选举五》：“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受教：接受教诲。《战国策·魏策四》：“信陵君曰：‘无忌 谨受教。’”南朝梁任昉 《到大司马记室笺》：“况昉受教君子，将二十年。”明刘基 《郁离子·千里马》：“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非徒：不但、不仅。《孟子·公孙丑上》：“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南朝宋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诗：“非徒不弭望，览物情弥遒。”明李东阳《永嘉县学奎光阁记》：“积书数千卷，庋置其中，以资讲诵，博见闻，非徒为登临眺望之具也。”太史公：汉司马谈为太史令，子迁继之，《史记》中皆称“太史公”。其说不一：(1)太史公为官名，汉武帝时置，因位在丞相之上，与三公相等，故称。 (2）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迁尊其父，故称。 (3)太史令掌天文图书等，古代主天官者皆上公， 故沿旧名而称之。参阅《史记·太史公自序》“ 谈为太史公”三家注。 综上当以第三说较为可信。后世多以“太史公”称司马迁 。目不窥园：汉语成语。《汉书·董仲舒传》： “（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后遂以“目不窥园”形容专心致志的苦学精神。《歧路灯》第一○八回： “ 篑初白日在碧草轩目不窥园，黄昏到自己楼上课画谈帖。”窥：本指暗中偷看。《礼记·少仪》：“不窥密，不旁狎，不道旧故。”郑玄注：“嫌伺人之私也。密，隐曲处也。”《孟子·滕文公下》： “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恐不得当也。”也泛指观看。汉王充《论衡·别通》：“开户内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楼臺，窥四邻之廷，人之所愿也。”唐韩愈《感二鸟赋》：“过潼关而坐息， 窥黄流之奔猛。”同时也指看透；觉察。《汉书·季布传》：“夫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 臣恐天下有识者闻之，有以窥陛下。”颜师古 注：“窥见陛下浅深也。”唐韩愈《顺宗实录四》：“人莫能窥其意，有怀刺讥之者。”清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高下相形例》：“后此记载之家，但有簿领而无文章，莫窥斯祕。”造化：自然界的创造者。 亦指自然。《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鑪，以造化为大冶， 恶乎往而不可哉？” 晋张协 《七命》：“功与造化争流，德与二仪比大。”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窃谓心居中虚，治五官，心当属土；肺在上为华盖，庇覆五脏，当属火；始应天地造化。”清恽日初《观王石谷画山水图歌》：“灵想寂与造化通，幽襟独写溪山照。”也指创造化育。《汉书·董仲舒传》：“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虖当世之务哉？”晋葛洪 《抱朴子·对俗》：“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向学：立志求学；好学。宋曾巩《襄州到任表》：“伏念臣素坚向学之心，幸遇好文之主。” 《元史·康里脱脱传》：“脱脱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明唐顺之《信丰训导殷君墓志铭》：“翁始向学，即慨然发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无继其业者。 ’”向：此处指仰慕；归向。《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今西伯昌，人臣也，修义而人向之。” 宋沈作哲《寓简》卷二：“朝者君子所会，市者小人所集，义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 苍穹：苍天。《梁书·邵陵王纶传》：“唯应剖心尝胆，泣血枕戈，感誓苍穹，凭灵宗祀，书谋夕计，共思匡復。”唐李白《门有车马客行》： “大运且如此，苍穹宁匪仁。”清黄遵宪 《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搔首我欲问苍穹，倚栏不寐心憧憧。”清陈天华《猛回头》： “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天人三策：《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 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 以“天人感应”说为其对策要旨，所对凡三，世称“天人三策”。说明“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仲舒所对，为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中华民族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申：此处指表明；表达。《礼记·郊特牲》：“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文选·古诗〈今日良宴会〉》：“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李周翰注：“谓未达也。”《新唐书·崔湜传》：“玄宗在东宫，数至其第申款密。”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元命：天之大命。《书·多士》：“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孔传：“其惟废其天命，下致天罚。”孔颖达疏：“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废其大命，欲绝夏祚也。”《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竞竞，不遑假寝。”宋曾巩《进奉同天节银绢状》：“元命在躬，方启龙兴之运。”儒术：儒家的原则、学说、思想。《墨子·非儒下》：“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史记·封禅书》：“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唐韩愈《石鼓歌》：“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 丘 轲 。”孤标：本指山、树等特出的顶端。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涑水》：“东侧磻溪万仞，方岭云迥， 奇峰霞举，孤标秀出，罩络群山之表。”唐李山甫 《松》诗：“孤标百尺雪中见，长啸一声风里闻。”后引申形容人品行高洁。《旧唐书·杜审权传》：“沖粹孕灵岳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尘外孤标，云间独步。”此处喻指儒家受到独有的尊崇。奏功：亦作“奏工”。收效；成功。唐韩愈《南海神庙碑》：“公遂陞舟，风雨少弛，櫂夫奏功。”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词采》：“作文之事……专则易于奏工，散者难于责效。”奏大功即成巨大之功。灵变：神奇莫测的变化。三国魏阮籍《答伏义书》：“灵变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 明刘基 《蛟溪》诗：“蛟乃龙之徒，隐显异凡质。屈蟠深弯环，灵变不可悉。”气机：谓天地有规律运行的自然机能。明王守仁《传习录》卷上：“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明王廷相《慎言·乾运》：“天乘夫气机， 故运而有常。”清周亮工《书影》卷九：“土若鼻，水若涕；水于海升降，犹涕于鼻出入，非气机之推盪，固不能升降而出入也。”严复 《论世变之亟》：“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玄：深奥；玄妙。《老子》：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南朝宋·颜延之 《五君咏·向常侍》： “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明·高启 《夏夜起行》诗：“欲推理乱象，天道幽且玄。”莫测：没法揣测究竟高深到什么程度。语本《易·蒙》“利贞” 唐孔颖达疏：“言人虽怀圣德， 若隐默不言，人则莫测其浅深，不知其大小。”仲尼：孔子的字。孔子 名 丘，春秋鲁国人。《庄子·人间世》：“颜回见仲尼，请行。”《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 丘 云，字仲尼。”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铭箴》：“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 革容于欹器。”唐张说《大唐祀封禅颂》：“仲尼 叙帝王之书。”明顾绛《述古》诗：“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神通：指预见，先见之明。唐杨炯《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又上疏陈请备塞垣，未几而 匈奴背诞，公有神通之鉴也，不亦明乎！”后泛指神奇高超的本领。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通。”宋朱敦儒《减字木兰花》词：“超凡入妙，游戏神通随意到。”清袁枚《新齐谐·白石精》：“现在缠汝者是西山白石之精，神通绝大。”黄德劲先生评：

　　廖彬宇先生咏董子的诗，给了董仲舒传奇一生一个极其中肯的评价。面对中华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巨人，彬宇先生没有一味褒扬，而是褒扬处高度褒扬，白玉微瑕之处则厚道地指出，留无尽诗意，给人咀嚼思考。垂帷讲习兴无穷，受教非徒太史公目不窥园窥造化，心唯向学向苍穹

　　咏董子初始两句，彬宇先生便指出了董仲舒终其一生未曾须臾而离的“事业”：“垂帷讲习”。

　　年轻时，董仲舒一身学问，“垂帷讲习”；年老时依然专注学问，“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因此董仲舒是真正“科班出身”而又终身以学问为追求的大儒，弟子满天下。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

　　古人言简意赅，词简义丰，短短一段话，包含了大量信息。首先，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人，现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据说家资优厚，有大批藏书。这也是董仲舒不同于同时代诸多大人物之处：有家学，有童子功，自小学有根底，而非半路出家。与那些靠其他本领获致高位大名者，性情风格，迥然不同。

　　其次，董仲舒是《春秋》的专家，在汉景帝时已是博士。孝景是汉景帝的谥号，即西汉第六位皇帝刘启。

　　《春秋》，又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等，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据传由孔子修订而成。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后来对《春秋》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作品，被称为“传”。代表性的是“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董仲舒的代表作品《春秋繁露》，即被认为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唐代儒学家、经学家、“三礼学”学者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说：“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

　　《汉书》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现存《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附录》：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世所能依托也。

　　再次，董仲舒志意讲学，而讲学的方式，有类似“垂帘听政”，“下帷讲诵”。也就是讲课并不直面学生，而是拉一块帷幔，自己在里面讲，学生在外面听。同时经常让学生递相传授，有的学生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他的面。

　　在董仲舒的诸多弟子之中，就有后来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十六段：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非常清晰地表明太史公曾经就教于董仲舒。而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则非常清晰地写明了文化传承的脉络：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简译之，即：“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王臧等人深明儒学，而皇上也心向往之，于是朝廷下令举荐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文士学者。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固生，在燕地则有韩太傅。讲《尚书》的有济南伏生。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讲《春秋》的在齐鲁两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他废弃道家，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

　　由此可知，汉武帝时期，儒学大兴，一批人因此被朝廷重用。而作为讲述《春秋》的代表，在赵地便是董仲舒。这得益于董仲舒自幼便开始，长期以来“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学习。

　　“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董仲舒传》）

　　颜师古注：“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虽然家里有园子，有可以游玩的地方，但是董仲舒专心学业，三年都没有去园子里转一转。传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酷爱读书学习的董仲舒，自幼便常常废寝忘食地日夜攻读。其父董太公害怕把儿子累坏了，就在自家宅院修了一座花园，以便孩子休息时可以到园子里游玩散心。

　　第一年修园子时，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但他手捧竹简，目不转睛。继续研读《春秋》，背诵先生布置的《诗经》。

　　第二年，花园里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心无旁骛，研读诗文。

　　第三年，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都夸董家花园建得精致。父母叫董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中秋节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可就是不见董仲舒的踪影。原来董仲舒趁家人赏月之机，又去研讨诗文了。

　　虽然故事未必精准，但是“三年不窥园”的精神流传千古，却实实在在说明了董仲舒一心向学，专心致志，精益求精，勤耕不辍的治学精神。“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抛却一切私心杂念，为了学问与梦想孤注一掷的精神，又如何能寂然凝虑，心鹜八极？又如何能格物致知，求得真理？又如何能得真学问，获真智慧，有真本领？

　　《论衡·儒增》中写道：

　　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夫言不窥园菜，实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虽精，亦时解休，解休之间，犹宜游於门庭之侧；则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闻用精者，察物不见，存道以亡身；不闻不至门庭，坐思三年，不及窥园也。

　　王充的论述可谓精到。三年不窥园，并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到园中一窥，而是“察物不见，存道以亡身”。心中只有道，只有学问，只有志向，除此之外一切，园中有甚好玩，吃穿住用寒暑阴晴，你长我短风云变幻，皆视而不见。

　　古往今来有成就者，不论是在思想还是在事功，不论是在学问还是在技艺，都必然有一番“三年不窥园”的功夫。甚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毕其一生上下求索，为了一个目标执着攀登，直到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无人区”。

　　孔子“十五而有志于学”，诸葛孔明十年躬耕苦读，邵雍“坚苦自励，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任何时候，超人的资质都不是最终致胜的根本。而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向前，才是赢得天人敬仰，而终有超值回报的法宝。

　　“目不窥园窥造化，心唯向学向苍穹。”眼睛不是盯的园中美景，而是盯的天地造化；心中所向只有学问道德，只有苍生黎民。没有散漫心，没有虚荣心，没有浮躁心，只有专注心。彬宇先生的这两句诗特别大气，特别有味道，特别耐琢磨，特别值得所有心怀梦想者心摹神追。彬宇先生自己便是典范。

　　彬宇先生自幼起便极其爱读各种传统文化典籍，中学时代考试作文长期为年级语文组教师联合审读，然后共同商议打满分。其特立独行自学传统文化的故事曾吸引了当时贵州大学的教授到学校与他交谈。

　　《贵州日报》曾有《国学出少年》的新闻报道，此后《贵州民族报》头版整版以《站在宇宙看世界的国学奇才》重磅报道，诗中“目不窥园窥造化，心唯向学向苍穹”一句，既是写董仲舒，其实也是诗人自况。

　　彬宇先生还曾有描写自己少年时代在山中卧读的古诗，收录于《中天而立集》中：

　　壬午岁山居吟七律独卧山房竹下风，夜观宇宙探鸿蒙。素书一卷消终日，解悟三光耀昊穹。静坐使人无俗气，清心从古得天功。愿将性命穷坟典，钟鼓云乎礼乐崇。

　　2007年，彬宇先生在深圳梧桐山闭关苦读一年，2009年再度停掉所有讲学活动，闭门读书及著述。也正是在这一年，写下了这首怀董仲舒的诗。

　　天人三策申元命，儒术孤标奏大功

　　灵变气机玄莫测，仲尼亦罕论神通

　　董仲舒的功成名就，得益于“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历史贡献，源自于“儒术孤标”。

　　汉武帝英明神武，不断地挖掘、吸纳人才进入中枢机构。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论衡·别通》说：“自武帝以至今朝，数举贤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策既中实，文说美善，博览膏腴之所生也。”

　　有着深厚积淀的董仲舒自然极易进入最高视野。《汉书·董仲舒传》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董仲舒一一进行了洞彻清明的回复。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其中，“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历朝历代为了巩固统治，都贯彻这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直到新文化运动；“大一统”思想则到现在还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还将一代代长期影响下去，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

　　董仲舒以睿智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划时代的文化政治思想，影响了当时，影响了后代，影响了几千年。有历史学家总结说：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可以说，董仲舒提出的文化统治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董仲舒因此而成为西汉乃至孔孟之后，宋明之前首屈一指的大儒，是当之无愧的。可惜“为官从政”并不是董子所长。太史公是懂自己的老师的：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廉直的董仲舒，做学问是一流的，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也是一流的，但是对于帝王的软媚迎合，对于同僚的政治倾轧，却绝非一流。首先是来自当时名相公孙弘的排挤。

　　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名弘，字季，一字次卿（《西京杂记》记载），齐地菑川人（今山东寿光南纪台乡人）。少时为吏，牧豕海上，四十而学，谨养后母。

　　汉武帝时，公孙弘先后二次被推荐，征为博士。十年之中，从待诏金马门擢升为三公之首，封平津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于相位逝世，谥献侯，是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

　　公孙弘的另一位政敌，同为西汉名臣的汲黯对他的评价是：“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以节俭著称的公孙弘是否虚伪狡诈不知道，但是心胸狭窄，不遗余力打击对手，确实是实实在在的。著名作家柏杨的评论可以作为参考：

　　“晁错……主父偃……凡是忠心耿耿、意图改革的人，都受到酷刑。而像公孙弘这种八面玲珑、貌似忠厚的长者，却一帆风顺。和稀泥的人有福了，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官位外，什么都不关心。非关心不可时，只关心陷害忠良。”

　　作为同样以《春秋》起家的“大儒”，纯以学术的深厚与精粹讲，半路出家的公孙弘显然要远逊于董仲舒。因此董仲舒批评公孙弘“谀”，一味讨好汉武帝，这等于揭了人家的短。而“高明”的公孙弘则不遗余力地拔高董仲舒，借此把他送入虎口，去给脾气暴躁屡屡杀人的胶西王为相。名义便是“只有董仲舒这样的大儒，才能辅佐得了胶西王。”用心何其深险！

　　不过对于董仲舒来说，这还不是最凶险的。更大的凶险依然来自耿直的思考与谏言。

　　《汉书·董仲舒传》：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简译之：

　　董仲舒治理国家，是用《春秋》记载的灾异变化来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就闭阳纵阴，止雨时就闭阴纵阳。这种祈雨止涝的方法推行到江都全国，没有不随心所欲的。后来，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在这之前，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汉朝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里推论天降火灾和人世的关系，奏章草稿写好了没有上呈。

　　主父偃来探望董仲舒，私自看了奏章草稿，他平素就嫉妒董仲舒，便把奏章草稿偷走，上交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了很多儒生，让他们看董仲舒的奏章草稿。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个奏章草稿是他老师写的，认为非常愚昧。于是汉武帝把董仲舒交官问罪，判处死刑，汉武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便不敢再谈论灾异变化。

　　在这里，另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出场了--主父偃。这个信奉“生不五鼎食，死当五鼎烹”的狠角色，一辈子也没费心处理过周边关系。看看太史公的评价：

　　“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公孙弘虽然有瑕疵，但是优点也很多。主父偃在位的时候，大家都称赞他，但是当身败名裂，抄家灭族的时候，没有人不说他坏的。因为他坏得有能力，坏得与众不同。手里有权的时候，人人怕他，敢怒不敢言；一朝倒掉了，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不能不说董仲舒不小心，或是“too yong too simple”。董仲舒不仅将灾异与国政联系在一起，而且直接将天降火灾归咎于当政者。虽然写了奏章没上奏，但却竟然被发现了新大陆的主父偃偷了去，直接上奏给了皇帝。而且还拉上了被蒙在鼓里的董仲舒的亲学生吕步舒，给了个“愚蠢”的判词。

　　死罪。必须死罪。

　　汉武帝心里应该还是明白的，最终“诏赦之”，没有杀他。但董仲舒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自此“不敢复言灾异”。

　　呜呼！“灵变气机玄莫测，仲尼亦罕论神通”！董仲舒的出心无疑是好的，要以灾变来警示政局，但是这把双刃剑，哪里是随便可用的！“仲尼亦罕论神通”！彬宇先生的话，何其中肯而诛心！子不语怪力乱神，因为“灵变气机玄莫测”！天地玄机，瞬息万变，鬼神莫测，哪里是随随便便可以牵强附会的？非有大智慧者不能言，而真有大智慧者，又何必言？！

　　董仲舒因此再也没有超越公孙弘的位置，反而屡涉险境。他曾写有《士不遇赋》，大概可以窥见心情：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欤，不期禄矣。遑遑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时光飞逝，好运苦短。屈从受辱，不若归去。“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还好，“廉直”的董子，天自佑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虽然激流勇退了，但是朝廷有事，国有疑难，仍然要上门问他。他也用心以对，竭尽忠智。而且：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粱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

　　“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德行广大，学问精深，“目不窥园窥造化，心唯向学向苍穹”的一代大儒，造福时代，影响未来，桃李满天下，后继有家声，寿终正寝，青史留名。人生若此，夫复何求？

　　《汉书》原文照录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谨附如下：

　　【第一策】

　　制曰：

　　“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第二策】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第三策】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的历史功绩其实主要在于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彬宇先生在少年时代就对此进行过深度思考，后来在讲学中也从文化的角度多次讲为什么要这样，独尊儒术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何在，并形成了《论儒》一文：

　　论儒

　　儒家的着眼点是全人类，他把全人类纳入到一个宏大而整体的视域范围内，然后用一个包罗万象的纲常将天下统揽起来，什么叫统揽呢？我曾在多个场合中谈到，就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那什么东西来统揽这个包罗万象的纲常呢？我概括为“道”。如果光是一个“道”的表述过于简单和宽泛，那么还可以是“天道”“王道”。社会自上而下都贯彻了这个“天道”与“王道”。我曾用一个“九统”的理论来阐述这个包罗万象的“纲常”之道，并用孔子的“一以贯之”来形容这个涵盖了“纲常”之道的“九统理论”：

　　即：道统、政统、学统、体统、国统、传统、正统、建统、一统。

　　简言之：天为最高之统摄，即规律统领一切，故名“道统”，以道（规律）统摄一切，才能实现大道及民族追求。以“政统”维护并践行道统，以“学统”阐扬道统，以道统修身齐家治国则成“体统”、“国统”；道统不断延续，则成经久不息之“传统”。而使上下不失“正统”，皆因道统；一旦违背道统，必失正统、学统、体统、国统。依据道统重新“建统”，最终以道统实现太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为天下“一统”。

　　掌握这个“道统”的，就是圣王。圣王以身作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万世楷模，中华儿女也向其学习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从而也成为内圣外王之人。所以儒家这套理念，兼三才之道而有之，涵盖了天道、人道，并据此规律而能“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创造出实物器具（地道）。所以儒家文化是无所不包的文化，囊括了诸子百家，同时又立于中道而不偏执于任何一家，吸收了诸子百家全部的优长，又舍弃了诸子百家的局限与不足。

　　可以说，“百家皆专家，唯儒是大家”。

　　如儒家本身具有墨家的大仁大义大爱和科学精神，但却顺乎人性、合乎人情，因势利导，因而后世之儒家必将取代墨家，故埋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因子。

　　儒家本身具有道家的智慧格局与思想境界，却义不逃责、不避祸，勇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运用大道智慧砥柱中流、匡扶社稷，主持社会正义，使社会不倾覆、不隳乱；同时儒家将道家所追求的自由内化于心，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即内在的自由，也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规矩、法度上建立起来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从放浪形骸、洒脱不羁建立起来的自由是南辕北辙的自由，是梦幻泡影的自由，是假相且不持续不长久，必将因此而付出一生的代价。

　　儒家本身具有法家的法治思想，却以中道、仁道与忠恕之道来加以调和，使社会有诗书礼乐，有文明教化，不至于严刑苛法、民不聊生。

　　儒家本身具有名家的思辨能力与思辨智慧，主张立功立德立言、大功大德大言，而名家的思辨相对于儒家而言，对社会的帮助不大，徒有雄辩，不能积极促进社会发展，所以儒家用其长而舍其短。

　　儒家本身具有农家与时偕行的智慧，但却不是仅仅停留在农事生产上，“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只为了吃饭”。儒家造福人类，不仅仅是从物质与粮食上，更要从精神和思想上满足人类的需求。所以儒家创造了天文历法，同时肩负起历代修明历法的重任，却不以躬耕稼穑等细末之事为主。

　　儒家本身具有阴阳家的神秘智慧，却坚持“显诸仁、藏诸用”的精神，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唯恐天下人误以为儒家仅仅是弘扬天人感应思想、宣扬奇谈怪论的门派，所以儒家深谙此道却认为不过是小术小道而毫不热衷，坚持“立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弘扬大中至正的王道圣道与大道。儒家洞明天命却罕言天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能安身立命也能乐天知命，更能“制天命而用之”！

　　儒家本身具有纵横家和兵家的谋略智慧，却认为皆非大道，合纵连横和兵家之谋都不是长久之计，只是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的权宜之计。说穿了是“自强”有余，“厚德”不足，一旦机关算尽，到头来必定自误误人，“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历史上有许多能文能武的儒将，虽然用兵如神，却不以兵法谋略名世。

　　儒家体一立而万用齐至，所以重视“知行合一”“理一分殊”，注重“以道制器”“器以载道”。此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天下观倏一建立，即能触类旁通、广闻博取进而融会贯通，还能取舍自如。所以儒家强调“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儒家本身就具备杂家的博大，却比杂家精深，同时将一切作为自己的注脚，成为支撑自己实现王道社会的方便法门。儒家的文化对于全人类和全社会而言可以有的放矢，而驳杂的杂家却不能构建完整的社会纲常以及培养层出不穷的大人君子。所以杂家虽有千簇万矢，却对社会而言都只能是资料的堆砌与无的放矢。

　　儒家本身具有医家的医道与妙术，历史上诸多大儒都是大医，而医者也必定首先要具备大儒的精诚与仁心。医家的摄生、卫生、养生之道，在儒家均有体现。儒家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即是摄生；儒家的诚正修身，就是医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卫生；儒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注重五味调和，言行得体、举止有度则是医家的养生。儒家只医一人还嫌不够，必以拯患救世为己任，以五味入五脏，以五常统五味，以中道立身，以正道治国，以至道立言立极，以大道化天下。视天下为一身，视兆民于一体，有胸怀天下、民胞物与之慨，故儒家为医家之升华，大到治国、中到治人、小到治病，更能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匡扶世道人心。

　　人心正则气运正，人心和则家国和，人心光明则天下光明。儒家功于万世而德被万宇，儒之时用大矣哉！

　　儒字由“人”和“需”组成。来自《易经》的《需卦》，我曾在《平心平天下》一书中形容儒家的三重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文化儒，儒家文化是人类的需要，它好比阳光、空气和雨露，它给人类揭示了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我们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可以获得成功，不断成长，最终获得圆满的成就。这是文化儒，人类之需 。因为这个《需卦》，是讲天下干旱很久了，云彩聚集起来，大家渴望一场甘霖，所以它代表了渴望、代表了需要；

　　第二个境界，儒是需要你做人，这是君子儒。孔子对儒家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着眼点在人，一切从人性出发，一切合乎人性。他一上来不是让我们做神，因为一旦做神，可能有人会打着神的招牌出来装神弄鬼，就可以来操控我们的思想，把我们变成傀儡，所以中华文化不是神的文化，是从信仰天道，演化出了天文，然后演化出了人文，然后演化出了规律、规则、规矩（即礼义）。这就形成了人本主义，从人性出发。

　　在中国古代，儒家提出来一个合格的人的标准，叫做君子，君子以下叫做小人，君子以上叫做圣贤。一旦成为君子，当下就已经脱离了小人，马上就不再是小人；一旦成为君子，他就把各种要求变成了习惯，就不再是要求，因为要求很难做得到，而成为习惯后，他不这样做反而会难受，甚至看到别人做不好，他也会难受，他想帮助别人做得更好。所以一旦成为君子，要求就变成习惯，很快他就会有更高的要求，于是很快就会成为圣贤。所以，一旦成为君子就不再是小人，一旦成为君子，很快就会成为圣贤。君子很容易做，他尊重人，也受人尊重。君子温文尔雅，他很优美，所以儒家倡导君子文化，这是君子儒，需要你做人。

　　第三，做社会需要的人，这是大人儒，这是儒家文化的第三重境界。我们儒家文化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是要培养大人君子。这就是大人儒。

　　为什么说儒家文化到了汉代的时候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因为《易经》提出来了，中华民族的追求是要实现太和社会，“太和”这个词语到了《礼运·大同》里面就变成了大同了，这是对“太和”的发展。到了汉代的时候，汉武帝和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实现太和社会呢？只有这个社会像尧舜禹，像孔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太和社会就接近实现了。所以我们把天下太平叫做“致尧舜”，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充满像尧舜这样的人。所以，只有儒家文化的着眼点是人、是培养人，只有儒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太和社会。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社会像孔子、像范仲淹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社会，就接近于实现太和社会了。

　　中华文化就是为实现太和社会的文化，它作用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成为了我们的人文，就成为了我们的人文精神，成为了我们的人文智慧和我们的人文关怀。到社会上来的时候，他就是实现太和社会的文化，就形成了道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的体统，在文化上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传统。这个东西没有变，所以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这是错误的，这是黑格尔不懂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不懂？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一个伟大的永恒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就是实现人类未来的太和、未来的光明，只要一天没有实现，即使国家亡了，不怕，另外一个政府起来，继续总结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继续朝着太和社会的道路前进。

　　所以我认为过去批评儒家是错误的，有待商榷，我个人并不认同。儒家文化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太和社会的文化，它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培养成圣贤之人，可以把我们的社会培养成圣贤的社会，就是太和社会。所以儒家提出来叫天下，它没有国家的概念、没有国家的局限，它是天下主义，天下主义是什么？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指向的。

　　所以，儒家文化是培养大人君子的文化，这个文化非常重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只有儒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太和社会。但是问题来了，中国过去历史的循环是怎么产生的？一拨有圣贤追求的人带动许许多多有圣贤追求的人建立了国家，他们怀着这种初心要把这种圣贤的精神传递给所有的人，开始发展这个国家。但是由于家天下的制度局限了、决定了太和社会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呢？每一个朝代几乎到了中晚期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因为他的皇子皇孙生下来就是做皇帝的，他脱离了大众，脱离了人民，他活在天上，听不到真话，养尊处优，锦衣玉食，所以容易忘掉初心。到了中晚期之后，由于不会体恤民情，越往后就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另外一拨有圣贤追求的人起来推翻了这些剥削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历史的循环又开始了。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特点，初心忘掉了，历史新的循环也开始了。

　　再谈谈儒家最根本的经典，即《诗》《书》《礼》《易》《乐》《春秋》。我概括成一首小诗：

　　春秋一统，易穷造化。

　　书香四海，美育华夏。

　　诗教中国，礼安天下。

　　儒家六经，皆是融文史哲于一体，合体相用为一如。但又各自有所侧重，囊括了一切学问。

　　属辞比事的《春秋》：什么叫属辞比事？就是社会现实与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与事件都能在《春秋》中找到相应的历史故实作为对应参照，并能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导现实的正向发展，以充分而丰富的史实为证，客观、充分地证明了圣人之言与圣人之道的伟大。后世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也是仿此思想而作，成为现实生活的历史镜鉴。

　　《春秋》的视野是“四海皆兄弟，苍生共一家”。陆九渊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同心同理，则能同志同德，以文化成，终能天下一统、世界大同。所以这个“一统”的含义是以“一”统领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有的现象其背后的本质为一，我在《廖氏太极图说》中概括为“以一统的精神实现统一的追求”。这就是《春秋》之教，也是中华民族的天下观。

　　洁净精微的《周易》：什么叫洁净精微？洁净就是至诚，精微就是至道。以至诚之心而能成就至道。易学思想，至广大而尽精微，天上天下，无所不包。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大道至简而又包罗万象。用今天的话说，易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规律，包含了宇宙人生的基本原理并能普遍联系一切。人们通过对易学的学习而能心怀敬畏，从而自净其意，并能格物致知，最终获得大道成就。这就是使人成就终极智慧的《易》教。

　　疏通知远的《尚书》：疏通知远，其义有二。疏通即通达，通达于大中至正之道，明于此道，则能洞明世事。知兴替之所由，明盛衰之所变。虽历万世而不易也。故名之曰“知远”，此其一也；圣人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儒家文化兼三才之道而用之，即推天道、序人伦、大一统。人又为三才之本，至为重要。离开了圣王的人治，仅靠法制都是靠不住的，其境界也是有限的。圣王是融政教于一体，有政有教。一旦政教分离，这个社会的格局境界必将整体降低。政者正也，正其心（教育）、正其义（法度）、正其命（权利），如何正之？曰“文”也。以文化而能导归于正。故慎终追远，以法先王往圣之道，继古开今，故名“知远”，此其二也。

　　庄俭恭敬的《礼经》：礼法天象地而来，在天为道，在人为礼。无规矩不成方圆，无礼义难证大道。礼法乎天、达乎人，达乎人而成乎天，则谓天人合一；礼者理也，理存乎内则礼行乎外，则谓内外合一；礼者行也，于事上磨而能知，则谓知行合一；礼者安分守中，安时处顺，息妄想，绝妄为，则合于道。以道制器，以器载道，谓之道器合一；存心恭敬，则所制之器物厚重；存心浮躁，则所制之器物陋劣，是何居心，则成何事物，此即心物合一；重情不重理则糊涂，重理不重情则无趣，两者和之以礼，则谓情理合一；礼之愈诚，则德之愈厚，长养性天，以礼修身，可以立命，可以达命、可以造命。此之谓性命合一。

　　广博易良的《乐经》：其中包含着美育思想。时至今日，可引申为一切艺术领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最终才能游于艺。这个游，即“游刃有余”也，含驾驭之义。即通过艺术来陶冶性情，升华性灵，培养嘉德，传递温情，匡扶人心，净化社会。乐而不厌，乐而不淫，乐而不荒，皆雅乐大乐真乐也。凡不能导人以正的艺术，皆为淫声，非是艺术。

　　温柔敦厚的《诗经》：时至今日，可引申为诗教与诗思。华夏乃诗之国度，继承《诗经》精神并光大其义，就形式言，后来又演变出汉徘、魏晋古风、唐诗、宋词等等，我曾有《论诗》一文，并有友人王杰先生所撰《五学九维一情怀》为记录我诗教理论的文章皆可参看，此不赘述。

　　五经通九统--《易》为道统兼建统；《书》为政统兼国统，《诗》为学统；《礼》《乐》为体统、正统兼传统；《春秋》为大一统。

　　《易经》启智，《尚书》体仁，《春秋》弘义，《礼》《乐》存养，《诗经》开信。此五经者，五常也。全体大用而体用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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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