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绘画的缘起

19 世纪中叶，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开埠，迅速成为远东最为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繁华的“十里洋场” 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安定和开放之风，衍生出中外移民庞杂而多元化的社会形态，同时又以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宽容度、人文涵量，接纳各个阶层的人前来淘金、谋生、避难。对于文化艺术而言，上海则以南北要冲的地理位置，吸引富饶的江浙文化涌入，也为之提供了人才、物质和精神观念上的优裕条件，从而形成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地域性“海派”文化新风。

所谓“海派”，是海上派的简称，源于绘画。据张鸣坷《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记：“一时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为生”。当时来到上海的外籍画家，浙江各地约占 40%，苏州周边地区约占 38%，其他地区约占 22%，这些统计数字，可从《寒松阁》和《海上墨林》等史籍中得出。由此“海上画派”是以上海为中心及周边地方的文人画家，逐渐形成的地域性群体。据李渝女士统计，在杨逸的《海上墨林》中，清代游寓上海的画家有 308 名。这些职业画家互相联络、相互切磋、彼此竞争，书画之风的盛行以及书画会的兴起，昌隆了上海绘画市场，形成了具有平民文化特色的“海上画派”的强大阵容，渐超之前太湖地区四省市地方画派。

任熊（1823-1857）斗母圣像图

设色纸本 镜心 158×48cm

中贸圣佳 2022 秋季拍卖会（杭州）

成交价：RMB 4,082,500

据文献可考，“海派”称谓最早出现在张祖翼（1849—1917）题吴观岱（1862-1929）绘画作品的跋中，跋中记：“江南自海上开市以来，有所谓海派者，皆恶劣不可注目。”绘画上的海派之名，刚开始有贬义的色彩，后来沿袭成为画派名称，为中性词。“同治光绪之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由于海派画家突破清代“四王”山水的窠臼，从市民欣赏趣味、市场变化为出发点，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大环境下，从绘画题材、构图、笔墨、设色、技巧等方面进行革新，并将文人画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原本孤高的书画由雅入俗，凡此种种必然激起一些人的侧目。然而，随着上海特殊

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巨变，商品经济成为主流，市民阶层成为绘画品的消费主流。原来文人画追求的传统审美有新的趋向：

包容、多元化、人文化、中西结合。“艺术性”与“市场化”兼容是海派绘画的特点，最终形成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主流海派画家的基本趣味还是符合中国文人价值的，他们不似传统文人般重师承，创作中杂糅各派而出新，并将绘画目类之外的书法、篆刻元素有机地融入作品中。

吴大澄 (1835-1902) 行书七言联

水墨纸本 立轴 244×54cm×2

中贸圣佳 2022 秋拍拍品

在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之中，不经意的因素，常会导致巨大的转机或嬗变。清末时期的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吴大澄、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这批从京城官场上隐退的高官、名臣、大吏于沪不期而遇，而改朝换代的时代洪流又裹挟着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了这个新崛起的艺术流派。“海派”的声势愈赫，也悄然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发展进程。

海派绘画的分期

在美术史流派的研究中，往往都会以直线性的时间、地域性的空间、技法的风格、思想意识的潮流等等多个维度去加以划分和剖析。而对于“海派绘画”的研究和分期，不同时期的前辈学者们也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视角。

1915 年，日本大村西崖撰写第一部中国美术史，将海派分为“前海派”与“后海派”，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戏剧等领域的“京海之分”，“海上画派”或“海派绘画”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画派概念。

虚谷 (1823—1896) 枇杷

设色纸本立轴 133.5×66cm

中贸圣佳2022秋拍拍品

潘天寿先生在 1926 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中亦将海派分为“前海派”与“后海派”两期：“前海派”有“三熊”（张熊、任熊、朱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赵之谦、虚谷、蒲华、钱慧安、胡公寿等。“后海派”以吴昌硕为领军，有陈师曾、陈半丁、王一亭、潘天寿、钱瘦铁、王个簃、 诸乐三等。吴昌硕作为“海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画风“雄肆古茂，不守绳墨”，是金石画风的集大成者。任薰、任预父子擅人物，艺术特色是以“勾勒见长，犹见古法”，赵之谦首开先河，而任伯年，潘天寿称他“工力天才有余，而古厚不足”，与前辈李鱓、高凤翰相差甚远；后海派唯“光宣间”的吴昌硕为马首。前海派的特色是兼工带写，蕴含着文人清雅趣味，后海派则是大写意画法一枝独秀，带有浓郁的金石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该书成书于 1926 年，此时海派尚在发展。

也有学者总结出，海派绘画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可分别以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三个阶段。赵之谦作为早期的领袖，将金石学和人文学引入到书画创作中，为艺术创作和海派任伯年为代表的中期画家，将民间艺术融汇诸家之长，同时吸收了西方绘画的速写、设色等，从而形成海派绘画的典型画风，使海派绘画进入了成熟期，为后面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基础；海派绘画鼎盛时期以吴昌硕为旗帜，完成了中国古典绘画到现代绘画的转变，遂将中国绘画推到了新的高度。

当代学者丁羲元先生在《论海上画派》一文中将海派分为三期：19 世纪 50年代至 60 年代，即开埠至太平天国时期为第一期；19 世纪 60 年代末至 19 世纪末年为第二期；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即清末至民初为第三期。

任伯年（1840—1896）钟进士图

设色纸本立轴 92.5×39cm

中贸圣佳2022秋拍拍品

郎绍君先生将“海派”分为三个时期 ：前期是 19 世纪中晚期至 20 世纪初；第二期是民国至新中国成立的前期 ；第三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上海解放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这段时间，因实际情况的历史原因而缺失。新中国成立，新政府文化部门提出了以创作新年画、新连环画、新国画的方式来改造旧的年画、连环画和国画，在艺术创作上开启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内容上的现实主义和技法上的写实主义阶段。“海派”的概念不复存在。但是，作为“海派”的画家群体还在，丰子恺、贺天健、吴湖帆、刘海粟、郑慕康、钱瘦铁、林风眠、张聿光、关良、朱屺瞻、来楚生、江寒汀、张大壮、陆抑非、陆俨少、谢稚柳、谢之光、唐云、程十发、刘旦宅、应野平、陈佩秋等响应新政府的号召，开始尝试用写实的画风来描绘新上海的新面貌，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1956 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工作启动至 1960 年成立，包括上述画家在内共69 人被聘为画院画师，是为近当代海派的中坚。

海派绘画的代表画家

海派绘画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除了独立的个体，常有被业界冠以称号。如“海派四杰”——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沪上三熊”——任熊、朱熊、张熊；“海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清末三大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又如“南吴（昌硕） 北齐（白石）”、“海上双壁”——吴昌硕、王一亭、“南吴（湖帆）北溥（儒）”、 “三吴一冯”——吴湖帆、吴待秋、吴华源、冯超然；“海上花卉名旦”——江寒汀、张大壮、唐云、陆抑非等等，因他们在某一点有着相同的艺术经历或绘画风格，被联系起来，为之能详。从早期史料所记录的海派画家数百人，至今海派绘画大系中的画家增加至千余人。而最具代表性的总是绕不过，以虚谷、任伯年、吴昌硕、蒲作英“四杰”为代表的第一代海派画家，这一代正经历西画的进入，显现出在个别色彩和造型技巧上极为有限的汲取；第二代海派画家，融合中西的观念与实践更为鲜明和深入，可以说是近现代美术的开拓者，其佼佼者有黄宾虹、潘天寿、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林风眠等等；第三代海派画家陆俨少、谢稚柳、唐云、程十发等，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面临着时代精神的转换，引发并直接促成了笔墨语言的重新整合与新生机的注入。他们的作品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融为一体，有着不可复制的审美价值。

吴昌硕（1844—1927）书法轴

水墨纸本 立轴 134×33cm

中贸圣佳 2022 秋拍拍品

而“前海派”开创者之一——赵之谦，他的特殊在于，从史实上看，撝叔并没有上海长期活动的经历，但他却被列入海派之中。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这样写 :“会稽撝叔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赵之谦从未定居过上海，只是曾经短暂游览，而他之所以成为海派画家的领袖，是因为他过人的艺术成就，特别是以书入画强烈的金石绘画风格给居住在上海的画家们产生巨大的影响，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蒲华、任伯年、吴昌硕等诸多海派名家的成长。他在保存写意画的气韵、内涵与境界及抒情性和意象性的前提下，对传统进行变法，以兼工带写的技法将笔墨功底和金石趣味与市民化的审美倾向结合起来，创立了雅俗共赏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对于前海派而言，意义在于由文人画传统对“俗” 的否定与排斥转变为肯定与接纳，为封闭、守旧的文人画观念和形态，转向开放、多元的现代性文化艺术观念及形态奠定了基础，也为海派绘画提供了基本的创作思维态势与创作方法。正如有研究者得出结论：扬州八怪以入世的心态反映了艺术的大众化，其审美标准仍然倾向于雅；只有海上画派实现了对传统的转换，以一种雅俗共赏的审美方式体现着艺术的商品化形态。

海派绘画的文化溯源

从历史渊源来看，“海纳百川”形成了海派艺术现象，尤以江、浙为“百川”中最称波澜壮阔的两条大川。在海派代表人物中，除虚谷为安徽籍外，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蒲作英、唐云、张大壮等皆来自于浙江；吴湖帆、谢稚柳、刘海粟等皆来自于江苏。浙江各地的画家所持的传统，包括以明代戴进为代表的浙派绘画、徐渭为创始的水墨大写意、以蓝瑛为首，擅山水的武林派，蓝瑛弟子陈洪缓，则已转而以花鸟、人物故事为工，独步画坛。扬州画派与浙江有着密切关系，如福建籍的华新罗长期居于杭州，往来扬州鬻画；杭人金农长期居于杭，往来扬州育艺；其他画家大多是从徐渭加以发扬，而所有扬州画派的代表画家又都以花鸟、人物故事有名于世。江苏苏州周边地区的画家所持基本是吴门画派的传统。以沈周、文微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不但极盛于明代中期，而后依然蒸蒸不衰，代不乏人 , 甚至直到今天，其传统仍渊源不息。有学者提出，从吴门画派到扬州画派再到海上画派，是中国画商品化的三个代表性、阶段性画派。吴门画派的商品经济是在儒家观念指导下的，因此，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也居于绝对的地位，作为绘画的最高典范，自然也以宋元的高贵传统为尚。扬州画派的商品经济虽然仍属于儒家的范畴，但儒之于商，不再是指导的关系，而是合作的关系，所谓“雅中带俗方能处世 , 俗中带雅可以资生”，于是，儒的一面已经不能独自“构全局”，而只能与商的一面“合拢作生涯”了。

吴昌硕（1844—1927）横批书法

水墨纸本 横批 35.5×165cm

中贸圣佳 2022 秋拍拍品

另有认为海派中存在着两股主要势力：一是以任熊、任薰、任颐所代表的，承袭陈洪绶的风格；二是继承清中期扬州画派的以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金石派”，但其又根源于皖派。再比较赵之谦与徐渭、李复堂；任熊、任薰、任颐与陈老莲；任颐、张熊与华新罗；吴昌硕、蒲华与李复堂、李方膺；其海派的传统渊源即显而易见。

而经过海派之风的浸染，一批从海上离开的画家们，又成就了各地新的画派，尤以新浙派、新金陵派及吴门派。潘天寿、陆抑非、陆俨少等皆由上海而至杭州；张辛稼、刘海粟、宋文治等皆由上海至苏州、南京。以“海派”为核心的三地一脉，不仅为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所罕见，就是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文化现象。“海派” 不再是指某个艺术流派，而是一个文化的现象。如果说京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海派——则是对传统文化的标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有人感叹 “海派无派”，开放性和创新性无疑是海派文化最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