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大家都讲，宋代椅子为明式椅子之父。殊不知，纵观唐椅、宋椅，形态一脉相承。正如汪曾祺说：“你要认老师，还得先见见太老师。一祖三宗，渊源自有。”再对比，唐宋明清历朝之四出头椅、靠背椅，基本轮廓、构件比例，始终贯通在一条基本线上。那些后来者，只是不断改进细节，在大框架内，这类椅子就属于家具的“稳定系列”。

而在此系统外，还有另一路作品，器型上出现增加、突变，可称之为“增异体系”。“稳定系列”和“增异体系”两者形成了古代座椅乃至各类家具制造中的双重结构，相伴相行。

“稳定系列”是纵向的脉络，穿越多朝代，延续千年。“增异体系”代表横向的时代发展；

“稳定系列”由一般工匠按照传统“术语体系”制造，“增异体系”由工匠美术家设计、参与制造；

“稳定系列”基本为光素、简易形态。“增异体系”是华美、繁复形态；

“稳定系列”适用于一般社会人士，受众广泛。“增异体系”与官方制造相关，功能特殊。一为“江湖之远”，一为庙堂之高＂。双重结构关联着社会阶层。

在明清硬木时期，它们也在漆木家具上共存。

明式硬木家具，有另外的发展轨迹，由简单到繁复。双重结构中蕴含各类明式、清式家具型制的源头。

一．稳定系列

在当下仿古代家具制作中，成熟规范的工厂，下发工匠的设计图上，仅仅标注一个基本框架、大榫卯形态、长宽高等，具体细节依赖工匠们完成。他们会默契地处理一系列环节，包括具体结构、尺寸、小榫卯、纹饰等等。

在古代更是如此，成熟的匠师，你给他一个名称（概念），就会一己造出完整的家具，而且让大家认可。在学徒后，工匠就会越来越细致、全面地掌握独立制造的知识。父子、师徒间传递了术业基本知识要素，一代代人相承。这套知识就是“家具术语体系”。而且，行业规矩强调“跟着师傅学的”“从来就是这么做的”。这些都强化保守性特点，排斥了新的设计，造就了“稳定系列”。包括其他行业的传统营造带有保守性特点。

唐宋以后，简洁式样的座椅连绵不绝，都是同一个祖先、同一基因。儿孙与前辈，面貌相近，更多是遗传。略有不同，仅是微改微调。

五代宋辽金时期的此类座椅，有四出头椅、靠背椅。下面观察重点资料：

▲一．四出头椅

唐代绳床，是后世四出头椅先驱，唐规宋随，五代两宋的四出头椅继承了绳床的基本形态，略有增改。如敦煌莫高窟61窟五代壁画中，佛光寺僧人所坐的四出头禅椅，代表唐宋之间的四出头椅形态。

五代 敦煌莫高窟61窟佛光寺中僧人所坐的四出头禅椅

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1189年）出土的四出头椅冥器，是最早的四出头椅实物。圆材制作，直搭脑、直扶手，四腿明显收分、侧脚。直牙板两端有弧线牙头。四面管脚枨偏上。联帮棍做法大致在明末清初出现。示意此前的座椅都无联帮棍。

它值得注意的时代特点，一是后腿上段向后倾斜，这在宋代座椅中屡见不鲜，而唐代座椅后腿是平直的。二是独木靠背板，两边装饰隐线。靠背板是宋代产物。唐代座椅尚未明确见到靠背板做法。三是硬木厚板座屉，与唐代绳床软屉殊异。攒框做法在绳床时代已有，不然，绳编软屉心无处安放。但是硬木厚板座屉做法作为简易做法可能一直存在。四是座屉厚板四角出榫，与前后腿榫卯连接，早于椅子座面“四角格角榫”结构，是时代特征。

金代  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四出头椅（冥器）

（《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8年4月）

江苏溧阳县竹箦村北宋李彬夫妇墓（1091年）出土的四出头椅状陶肩舆，搭脑弓形两端上翘，宽靠背板，圆材直扶手，方腿。腿下有托子，作为脚蹬。搭脑两端上翘的做法，这还见于宋代其他椅子资料上。

北宋 江苏溧阳县竹箦村李彬夫妇墓出土的四出头椅状陶肩舆

传世绘画，如传说的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北宋李公麟《孝经图》、南宋《白描罗汉图》上，见四出头椅。但是画作来源和年代均无文字考究，难以作为严谨实证。附录于下，聊作参考。

参考图：

（传）五代王齐翰《勘书图》

（传）南宋 《白描罗汉图》中竹制四出头椅

▲二．靠背椅

唐代佛教绳床基本都有扶手，偶见靠背椅。没有扶手的靠背椅在宋代广泛使用，遗存实物颇丰。分为横枨靠背式、靠背板式。

（一）横枨靠背式

唐代座椅多见横枨靠背式，即靠背部置横枨，宋辽金继承下来，有方材、圆材之分，一根、两根横枨之别。

1.方材型

江苏江阴北宋孙四娘子墓（1055年）出土的靠背椅冥器，整体方料制作。搭脑弓形，中间后弯，半榫纳入后腿，并以铁钉加固。后腿上部靠背置一根横枨。四腿收分（上大下小），侧脚明显。座屉木板心，这与唐代绳床明显不同。座屉前后面不同，前端大边和抹头45°格角榫相接，为“两角格角榫”。后端大边和抹头出直榫，与后腿相接榫卯。而这种做法此时期还有多例，为时代特征。后世的明清时期椅子座屉四角基本使用45o格角榫攒框，为“四角格角榫”。后腿上分别钉有侍俑。前牙板中间有分心尖、两端带牙头。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其他宋墓资料上，椅子也见到这种分心尖牙板，还有直牙头牙板、卷云纹牙板。

北宋 江苏江阴“瑞昌县君” 孙四娘子墓出土的靠背椅（冥器）

2.圆材型

安徽南陵铁拐北宋墓出土的靠背椅冥器，黑漆，直圆搭脑，靠背双枨。圆材四腿收分明显，座面独板，腿间牙板有分心尖，两端曲线牙头，踏脚枨下有牙板。

（二）靠背板式

安徽南陵铁拐北宋墓（1098—1113年）出土的靠背椅冥器，直圆搭脑，靠背板宽大。四腿收分明显，侧脚明显。座屉独板，前腿出榫穿过座屉。踏脚枨下有牙板。靠背板做法，唐代已有。但更多是置横枨，宋代靠背板才增多。

安徽南陵铁拐北宋墓出土桌椅模型（1098—1113年）

河北巨鹿北宋遗址出土的靠背椅，为实用椅子遗物，罕见。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制造。它为董姓人家所有，可见椅案适用于民间富有家庭。宋代是垂足坐的普及时期，这是大背景。

其长座前59厘米、宽53厘米，座高60厘米，总高116.8厘米。可谓是一把大号椅子。搭脑弧形，靠背板为打槽装板式，与独板式相区别，宽度上小下大，挓度明显。座面前部为“两角格角榫”，座面后部大边、抹头与后腿榫卯相接。屉心板左右端落在抹头开口榫槽上，并非装心板式。前腿间有牙板牙头。上下踏脚枨，中间镶板。两侧、后侧管脚枨步步高，位置偏上。（参阅陈增弼 张志辉：《巨鹿宋桌宋椅研究》，陈增弼：《传薪——中国古代家具研究》 ，故宫出版社）

北宋 河北巨鹿遗址出土的靠背椅

（陈增弼：《传薪——中国古代家具研究》，故宫出版社）

河南焦作金代邹复墓（1199年）墓室阴刻图案中，腿间置有弧线角牙、四面双管脚枨。靠背椅上覆椅披。宋代广泛使用了椅披。

金代  焦作邹复墓墓室阴刻图案上的靠背椅

（杨宝顺 董发荣，陈表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8期）

二.增异系列

宋代家具欣欣向荣，椅子在稳定系列外，特殊功能的座椅式样大爆发，因而有了另一类制作，即“增异系列”。它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形态不同常规，对旧日稳定系列原型的功能、结构、装饰进行改变、增繁。或是增加雕饰构件，或创造新款，或整合吸纳其他家具构件式样，总是具有突变特质。二是这类作品偏重精神表达，基本是特殊阶层使用，或用于礼仪场合，或宗教，或王权，牌面背后是各种高层次的权力结构。三是形态与同空间其他家具配套，风格一致。四是突出设计者的作用，依靠制图环节的谋划，即由工匠美术家设计标出各种细节，依图制作，而非仅仅是依工匠和“术语形态”制造。当然，这些工匠美术家就是经验丰富的大匠师，往往后期也参与制作。

王逊认为：中国美术有两个传统：一为士大夫美术，一为工匠美术。“工匠美术不仅吸收了一部分读书人的聪明，而且吸收了无数多无名艺术家的聪明，它所吸收的聪明是集体的。工匠美术我们虽然说它是连续的一贯的，其中同样也经过了不知道有多少进步，无论是制作的技术方面，或美感的表现方面。只是它的进步是缓慢的，一个细部的轻微的改变往往经过若干人之手，陆续增加上去的。”（王逊：《中国美术传统》，《自由论坛》第三卷第一期，1944年9月1日）“工匠美术”说，也可帮助理解“增异系列”家具的设计制造。

在总结明清家具发展过程时，我认为有一种规律和规则，称之为“观赏面不断加大法则”，它也可助理解“增异系列”。

这一法则有五个层面的表现：多项光素木质构件的组合、光素构件上增加雕镂、加大有视觉装饰意味构件尺寸、增加木质装饰构件和不同的材质构件、改变原有造型和结构。

“观赏面法则不断加大”的决定力量，“一是匠师职业上争雄逞强的心理和制作，二是市场的奖励机制，那些人无你有、人有你多、人多你好、人素你华的器物，一定是消费者的宠儿，受到欢迎。”中国传统理论中，有相关阐述：“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称此类现象是“名利场逻辑”导致的。（南朝梁萧统《文选》序）

“稳定系列”作品是传统经典。但是没有“增异系列”就没有了时代。它的大胆尝试，能拉开更绚丽的大幕。宋代家具此方面尤其成功。椅类普遍蓬勃发展外，也创造了高峰。

这类制作激发了新式样的出现，主要纹饰有卷云纹、龙头纹、凤首纹，器型有交椅、圈椅、多扇屏风椅、龙纹宝座等。

增异系列谱系不断扩大，不可避免有探索性的作品，式样昙花一现，没有被家具史保留下来。

增异系列中的某些新生品种，光素框架式样，后来，慢慢地成为稳定系列的一员，进入“术语体系”，并沉淀在家具史中，如交椅、圈椅，明清时期，它们成为座椅中的要员。

（一）交椅

胡床增加新构件，成为交椅，从凳到椅，形态突变。北宋，在传统胡床（马扎）上，加上靠背、搭脑，就成为新型椅具——交椅。它可倚靠、能折叠、便携带。

按照类型学发展，交椅一定是先有弓形搭脑型，次有椅圈型。

1. 弓形搭脑型

弓形搭脑型交椅，搭脑弯曲如弓，对称三弯，两端出头，靠背置双枨或单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交椅弓形搭脑，靠背上有两根曲横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流传有序，论证纷繁，图像文献价值丰富。

安徽南陵铁拐北宋墓出土的木俑所扛交椅、山西闻喜县下阳金代墓壁画上的交椅，弓形搭脑，靠背均有两根横枨。

北宋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

北宋 安徽南陵铁拐墓出土肩扛交椅的木俑

金代  山西闻喜县下阳墓壁画上的交椅

（引自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东南大学出版社）

2. 椅圈型

南宋时，交椅形态出现跳跃，弓形搭脑两出头前弯，成为椅圈，有搭脑有扶手，椅圈下接和前伸的后腿。椅圈由靠背板和后腿支撑，后腿从后面斜上至前。

其实，由弓形搭脑发展出椅圈，是逐渐加大进深的变化过程。最初椅圈弧度很小，像是半个椅圈，人坐下时，椅圈出头在人的双臂之后，如甘肃额济纳旗黑城镇黑水城西夏遗址出土的《义勇武安王图》（俗称关公图）像中的交椅、河南焦作宋代冯汝楫墓墓主人画像中的交椅。

随着逐渐椅圈加长前伸，后腿也逐渐前伸，成为“鹅脖”。如前面所述交椅那样，鹅脖下支撑立柱。扶手出头后卷。没有后世交椅上的后腿。

西夏 甘肃额济纳旗黑城镇黑水城遗址出土的《义勇武安王图》

宋代 河南焦作冯汝楫墓墓主人画像

四川广元南宋墓石雕《负交椅男侍》上的交椅，椅圈下接独板靠背、鹅脖直棍状。江西乐平南宋墓壁画中的交椅，椅圈曲线波折，扶手下垂，出头回弯。靠背攒框，两段装板。

此时出土交椅资料上，“鹅脖”都是直棍，没有曲线。而存于日本的绘画上的交椅“鹅脖”，基本为三弯曲线。

南宋 四川广元赵翁墓墓石雕《负交椅男侍》

（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2014年）

南宋 江西乐平墓壁画中的靠背交椅

（《文物》1990年第3期）

山西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金代壁画上的交椅，攒框靠背，椅圈偏水平，区别于扶手下垂的圈椅，如上例江西乐平墓壁画中的靠背交椅。扶手下鹅脖，直棍状。下腿上截变宽，表现了两截圆料衔接处做成方材，以包裹金属叶片，起加固作用。鹅脖前伸，与下腿是反向的，一定要有金属件包裹。

金代 山西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壁画中的交椅

椅圈交椅，形态特殊，以后一直备受上层社会青睐，常见于帝王、官员画像上，大家族用于祭祀的先祖肖像画上基本也如此。尽管生活中，有时它也会飞入士庶人家。

因为是增加个、变化构件品种，将交椅、圈椅列入“增异系列”。但它们清新光素，又被后世传承，又成为“稳定系列”中的作品。

传说为宋画者，其上有交椅，如《蕉阴击球图》《五王熙春图》《二十四孝图》等，但此类画年代无基本的文字考证，其交椅图像仅作为参考图，聊备于左。

参考图：

（传）宋代《蕉阴击球图》

（传）南宋《五王熙春图》

宋初陶榖琐事小说《青异录·逍遥座》：交椅“施转开以交足，穿便条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相传明皇行幸频多，从臣或待诏野顿扈驾，登山不能跛立，欲息则无以寄身，遂创意如此，当时称逍遥座。”这是交椅称为“逍遥座”的来源。

南宋时，椅圈被称为“栲栳样”。栲栳原来是用竹柳条编成的圆筐。南宋张端义《贵耳集》：“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宰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伊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遗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用之，遂号太师样。”

（二）圈椅

（1）直腿圈椅

圈椅的出现，是一件魔幻的事，它组合了交椅之椅圈和一般座椅之四腿，成为新的器型。其形制有二，一是直腿圈椅，二是大三弯腿。

在我国，尚未发现宋代圈椅实物，年代明确的绘画图像发现也很少。宋代传入日本的图像却保存相关信息。如《五山十刹图》的径山僧堂圈椅。椅圈由靠背板、三弯鹅脖支撑。扶手出头回弯。靠背板三段装板，上段饰花纹，下段为双牙云纹亮脚。座屉下为窄牙板、硕大的双牙云纹牙头。四面管脚枨“步步高”。踏脚枨下左右置角牙。

“僧堂椅上标注着测量所得的尺寸，较为详细，甚至连椅座板厚度、纹样尺寸等也实测标在图上，可能系考虑为忠实仿制而用。”“根据图中标注尺寸分析，日僧所用尺寸应为日本曲尺，1尺合30.3厘米。径山僧唐堂椅座面65.1厘米，深57.6厘米，座高60.6厘米，与《五山十剎图》中诸禅椅相比，尺寸是最小的，非普通禅椅垫尺度，而与一般椅子尺寸相近。”（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家具》2005年4期）该文还绘制了径山僧堂圈椅的复原正侧图、复原小样图。

日本《审海上人坐像》的椅子，也可供参考。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僧堂圈椅

南宋《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圈椅及复原图

（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家具》2005年4期）

南宋 《审海上人坐像》上的圈椅及复原图

（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家具》2005年4期）

元代圈椅，鹅脖位置变化了，移到前腿上方。如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王青墓出土陶圈椅明器、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出土陶圈椅明器。需要注意的是，考古资料固然是最为可靠的历史依据，但观察许多陶制家具明器，一般有臃肿失真之嫌，细节处不尽可考据。

元代 山西大同冯道真王青墓出土陶圈椅明器（《文物》1962年10月）

元代 山西大同东郊崔莹李氏墓出土陶圈椅明器（《文物》1987年10月）

（2）大三弯腿型

宋代圈椅的第二种形态是大三弯腿，形态非常规，上下两部分，均取旧例而成，形态来源于交椅之椅圈（“栲栳样”）、佛案之大三弯腿，两者“混血”结合为新式。

在南宋《无准师范像》《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图上，显示了大三弯腿型圈椅。上下结构结合而成，上取交椅椅圈、下选佛案案、佛柜的大三弯腿。其构件与交椅之椅圈、佛案、佛柜之大三弯腿有血缘关系。鲜见的形态，与高僧大德使用有关，与尊贵的皇家寺院场所有关。大三弯腿圈椅

先看看佚名《无准师范像》，它创作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无准师范禅师是宋理宗的国师、径山寺主持。其肖像画，由其入宋求法的日本徒弟带到东京，现藏于日本京都东福寺。画中禅师所坐圈椅，如前面所述交椅那样，椅圈由鹅脖支撑，鹅脖从后面斜上至前。鹅脖下支撑立柱，尚没有后世圈椅上的直立后腿。扶手出头后卷。大三弯腿、卷叶足式样，此前未见于椅子上。搭在搭脑上椅披铺展到脚踏前。脚踏为三弯腿。

南宋 无准师范禅师顶相上的三弯腿圈椅

（日本京都东山东福寺藏）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遍访皇家禅寺五山十刹诸寺后，对建筑、家具做了真实测绘，记录于《五山十刹图》（1248年）。其中“径山方丈椅”，椅圈由靠背板和鹅脖支撑，三弯鹅脖从后斜上至前面。靠背板三段，上段雕纹饰。扶手出头下，饰云纹花牙。卷叶足、大三弯腿落于托泥上，龟脚极高。“方丈椅图上较详细标注了实测所得的尺寸，是用日本曲尺测量的，1尺折合30.3厘米，由此折算获得椅座宽三尺（90.9厘米），深二尺四寸八（75.14厘米），椅座板厚一寸五（3厘米），立柱高一尺三寸五（40.9厘米），弯脚高度为一尺八寸（54.5厘米）。”（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研究》 《家具与室内装饰》2006年11月）如此宽大、如此厚重、如此华丽，代表庙宇这类特殊场所的高级别制作。

大三弯腿、卷叶足、托泥式样，见于南宋径山佛殿僧堂供案、径山佛殿僧堂供案。它们为配套设计。

大三弯腿指上下均有弯曲度，不同于上直下弯的小三弯腿。

大三弯腿圈椅造型独特，规格远超同时同类型器物，仅仅见于南宋，后世未见，是尝试性器物，家具史没有传承。

径山方丈椅图经立体示意绘制，方丈椅形象直观。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方丈椅“示意图”及立体效果图

（张彬渊 陈于书《“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研究》《家具与室内装饰》2006年11期）

大三弯腿圈椅还见于侯马金代董明砖雕墓《夫妇对坐图》。

南宋 径山佛殿僧堂供案图

（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

金代 侯马董明砖雕墓《夫妇对坐图 》上的三弯腿案

一些传为唐五代宋的卷轴画上，有各式圈椅，如传为五代周文矩《宫中图》、宋代的牟益《捣衣图》《折槛图》《会昌九老图》。但是，因其来源和年代均不清不楚，上面的圈椅图像仅仅可以作为参考。

参考图：

（传）五代 周文矩《宫中图》圈椅局部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传）南宋 牟益《捣衣图》

（传）宋代《折槛图》（局部）

（传）宋代《会昌九老图》（局部）

（三）四出头椅

已经发现的增异类四出头椅，形态大胆新奇，首创性强烈，是用心设计的珍品，颇为可贵。但是它们都是仅此一家，形态别无分店，在器物发展长河中，后来成为旁落者。这是多少“增异”器型的命运。一些事物是奠基者，也传继下来。但是一些开创者就是过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家具史也是一部家具的淘汰史。

下面分述三例：

北京房山天开塔地宫出土的辽代（1110年）四出头椅，变化和增加的表现，一是搭脑横向弓形，扶手为三弯形。二是靠背双枨上增加了四叶圆环纹卡子花，三是踏脚枨上增加了双矮老。此式样与同地宫出土的案子为同类设计，他处未见。

辽代 北京天开塔地宫出土四出头椅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的西夏彩绘四出头椅（1189年），主体结构髹朱红漆 。长96厘米，宽110厘米，高92厘米。进深之宽，大于左右之长，或为轿椅。靠背、扶手、底座三部分，榫卯组合。弓形搭脑，出头两端圆雕花叶纹。靠背板分为三段，下段亮脚，上段透空雕桃形纹。靠背下方有长方形条板连接左右腿。扶手如建筑围栏，上下两段，上段中分为四框，各装心板，并开光，下段装木板。扶手出头圆雕草叶纹。

“贺兰山拜寺口双塔正是西夏皇家进行佛事活动的地方。”（闫中华：《西夏家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而且，座椅髹朱红漆，西夏地区朱红漆仅仅使用于社会上层。推测此椅为高僧大德所用。

西夏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西夏彩绘四出头轿椅

（现藏宁夏博物馆）

山西绛县太阴寺殿内，藏有金承安四年（1199年）款法澎塑像，如真身大小，所坐连体的脚踏四出头椅，椅背上有“澍公菩萨”的题记。在椅座面下有金承安己未年（1199年）款。其搭脑弓形，出头弯如半月。靠背装板。扶手出头下置立柱，立柱与椅前腿间，中段有横枨连接，下段设脚踏，形成脚踏与四出头椅的连体，这是此椅最为奇特之处。

金代 山西绛县太阴寺法澎真身像所坐脚踏连体四出头椅

（四）靠背椅

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木靠背椅冥器，搭脑、后腿、横枨，方料，均局部倒棱，粗犷而有修饰。搭脑弓形，后腿上部间置两根横枨。座屉前部边抹，上下扣合，出头，较“两格角榫”做法原始。前腿出榫于座面。腿间宽大牙板上，镂空一对桃形纹。河北宣化辽代张文藻墓出土的木椅与解放营子辽墓出土靠背椅明器相近，后腿上部，置一根横枨。它们表现辽地特点，也带有增异属性。

辽代  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靠背椅（冥器）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村辽墓（923年）中，壁画工笔重彩，有“地下艺术长廊”之称，突显契丹贵族墓葬的豪华。壁画上靠背椅宽阔，搭脑出头上卷，搭织锦椅披，座面铺织锦椅垫。座面下四腿粗壮，足部更宽大，包铜鎏金，四足与牙板结合部也包铜鎏金。椅前与局脚案相对。其体态、用料、包铜鎏金件，都表现了增异特点。

宋代以后，一些佛道神祇、帝王、少数民族首领的靠背椅搭脑出头上，做出特殊圆雕装饰，主要有圆雕卷云纹、龙头纹、凤头纹。这类家具无疑都是在各级官府主持下的营造。

圆雕卷云纹出头座椅，以重庆大足宋代石刻玉皇大帝像坐像为代表，靠背椅搭脑弓形，左右出头置优美圆雕卷云纹。一般座椅搭脑出头有上扬之态。同时期石窟寺壁画上，高僧所坐靠背椅搭脑出头上卷。此卷云纹将出头进一步回卷。

其他道教神祇像座椅也有圆雕龙头纹出头，如四川大足南山第5号窟南宋石刻玉皇大帝像龙头纹靠背椅，靠背椅搭脑弓形，左右出头圆雕龙头纹。脚踏（足承）大三弯腿，垂牙纹牙板。

宋代 重庆大足石刻的玉皇大帝像的靠背椅

南宋 四川大足南山第5号窟石刻玉皇大帝像

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宋杨粲墓（公元1241—1252年）中，杨粲坐像座椅弧线搭脑，出头圆雕龙头曲项上扬。座屉与后腿间有角牙，椅腿侧脚明显。杨粲为播州第十三代土司，官世袭播州安抚使，死后，朝廷下令为其立庙。

南宋 遵义市红花岗区杨粲墓中的坐像座椅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薰殿宋代帝后像”上，也有靠背椅和宝座图像。但它们的年代难以确定，时有争议，例如，有论者指出“很多人以为，南薰殿中的帝后图像得以长期保存在宫殿中，其真无疑；但通过细节的分册页应为明人临自大幅的挂轴，而不可能是宋代当时制作的，故研究宋代美术史应将这些册页抛之在外。”（黎晟：《图示与功能——南薰殿宋代帝后像的图像分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雅集03》2016-11-11 ）博物馆藏古画之鉴定，从众认同特多，独自质疑殊少。为慎重起见，本议题将“南薰殿宋代帝后像”作为参考图，不列为信史资料。

参考图：

（传）北宋 宋高宗后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传）北宋 宋真宗后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传）南宋 高宗赵构坐像

（五）多扇屏风椅

南宋，座椅靠背上，吸收了多扇并列的屏风式样，成为增异系列中突变强烈的作品。从此屏风与椅子靠背不断互动，也得名为屏风椅。南宋《五山十刹图》的座椅图像为此类代表，如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前方丈椅，为扶手椅，靠背风格与《五山十刹图》中灵隐寺屏风如出一辙。其搭脑三弧形，靠背上均大框套小框，框中装板。搭脑、扶手出头处装饰三瓣蕉叶纹。这种蕉叶纹流行于宋金元时期家具出头上，有长有短，以《五山十刹图》图像上最长，藻饰强烈。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化城寺接待椅为多扇并列屏风的靠背椅。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立体复原示意图

（引自邵晓峰：《中国宋代家具》，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前方丈椅子

南宋《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化城寺接待椅

广东新兴六榕寺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铜像座椅，为另一种装板屏风式座椅，出头装饰。铜像用紫铜精铸，高1.8米，重约1000多斤。铸造于北宋端拱二年（989年）。

北宋 六榕寺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的铜像

（六）宝座

为了突显主人的地位，设计者一定要加改造座椅造型和结构，增大椅子体量，扩大坐面，高度或宽度远超常规座椅。这种体量巨大者就成为后世所称的宝座。放置在殿堂中的宝座就是极端权威和尊严的象征。它或用于神祇，或用于王室权贵。家具尤其是椅子，体量是身份、权势的符号和体现。

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圣母像座椅，是现存有确切纪年、年代最早的宝座实例。其上有宋人吕吉题记：“元祐二年（1087 年）四月十日献上圣母。”

圣母宝座有一系列形态首创：彩塑的圣母凤冠蟒袍，符合女性的身份。宝座六个出头上，圆雕凤头，也对应着女性。上部结构为横材与竖材组合框架式。靠背山字形，三面围子中间高、两侧低、再两侧更低。这奠定了此后山字形宝座的范式。搭脑弧线婀娜优美，与昂扬的凤首、优雅的曲项一起，风情万种。框架式的六根立柱上，各装饰不同的旋线和瓜棱线，下部使用须弥座，是新的融合，是对佛教建筑和佛像座的吸收、借用。上下枭之间的束腰，设计层次多而富于变化，四角有角柱，中间“束腰板”上，以七个矮柱，分出横向六组空间及六个海棠形开光。其下为双层托泥。

圣母宝座开创了须弥座宝座的规范，在造型和装饰上，可以折射当时宫廷宝座。明清时期的顶级宝座与它存在逻辑关联，紫禁城太和殿陈列着髹金雕龙须弥座宝座及屏风，基本形态遥遥呼应着晋祠圣母像宝座。后来，须弥座式样还演变为上下托腮束腰式样，常常用于明清时期宝座上。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家具，此宝座是代表大时代的杰作，开创了此类宝座的开河，而又傲视所有后来的同侪。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祈雨图》中，水神宝座也是山字形，后背高拔，颇有气势。靠背屏风、扶手呈喇叭口状。下座为须弥座。但是，此类高度大于宽度的宝座，后世基本没有传承。

元代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祈雨图》

参考图：

（传） 北宋 宋太祖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稳定系列和增异系列形成双重设计制作格局，代表家具的两极，开创了传统传承与时代变化共存的态势。以后，一直贯穿各朝代，由宋元明清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