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教授

　　蔡万霖的绘画，看上去像波普，但比波普耐看。从技法和细腻程度上来看，蔡万霖的绘画像超现实波普，或者卡通一代，但比它们都更现实。蔡万霖的绘画给人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他自己对作品的阐释既新鲜又老套。但这一切又都是真实的。蔡万霖画的就是他的状态。正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状态，蔡万霖才决定从事绘画。

　　尽管波普在20世纪就主导了艺术界，但至今似乎仍然没有终结的迹象。不管有多少微调，当代绘画的波普色彩始终没有褪尽。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20世纪中期的人们意识到全新的商业社会的来临，艺术家用波普来表达对新社会的感受，那么今天的人们会说那只是前辈们对商业社会的想象。20世纪中期的人们仍然充满理想，进入21世纪之后商业社会的气息才达到高潮。蔡万霖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他对商业社会的本质的体会比一般人都要深刻和真切，或许这正是他选择波普风格的原因。

　　但是，波普不仅是商业社会的产物，它还与人们对生活的理解有关，尤其是对自我的认识有关。丹托在阐释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的时候，就将它与禅宗联系起来。丹托对禅宗的了解，不仅源于他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源于他亲聆铃木大拙的教诲。据丹托的回忆，铃木大拙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讲授禅宗的时候，听众只有他一个学哲学的，剩下的都是纽约艺术家。每当铃木教授开课的时候，就有操各式口音和着各式穿戴的人涌进校园，俨然一道别样的风景。丹托承认，铃木和他的著述，不仅影响了他的艺术哲学，而且影响了纽约艺术的走向。起初丹托将禅宗与抽象表现主义和激浪派联系起来，把禅宗理解为一种自发的、即兴的行动。后来他认识到：禅宗不是行动，而是态度。禅宗的要义在于态度的转变，而非采取特别的行动和做出特别的事情。真正具有禅意的，不是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而是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丹托以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为例，阐发了他的全新的艺术哲学。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是艺术，杂货店里跟它一模一样的布里洛盒子不是艺术，原因在于杂货店里的盒子只是处于“见山是山”的阶段，沃霍尔的盒子已经越过了“见山不是山”，达到了“见山还是山”的阶段。波普艺术展示的，只是态度的变化，而非事物的变化，在丹托看来比抽象表现主义更能体现禅的精神。

　　福柯同样看重沃霍尔的艺术与禅宗的关系，不过他的看法与丹托全然不同。福柯注意到丹托的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装置--都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成群出现的。在福柯看来，沃霍尔作品体现出来的禅意，不是丹托所说的那种神秘的“态度转变”或者“顿悟”--用丹托自己的话来说即“变容”（transfiguration），而是“重复”。通过不断的重复，让符号的“能指”指向“能指”而非指向“所指”，让图像再现图像而非再现某物，从而达到毕竟空的境界。

　　毫无疑问，丹托和福柯的洞见令人耳目一新，他们都看到了禅与波普艺术的某种深刻的关联。沃霍尔的波普之所以受人追捧，不仅因为它们是商业的，而且因为它们充满了禅意，无论是态度的顿悟，还是重复的空无。蔡万霖的艺术之所以看上去像波普，除了他不拒斥商业因素之外，是否也与禅悟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

　　与沃霍尔、丹托和福柯只是了解禅宗不同，蔡万霖有多年的禅修经历。换句话说，蔡万霖修的是生活禅，而非文字禅。与文字禅在理论上追求纯粹性和极端性不同，生活禅强调自身的感受，强调“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此，蔡万霖的艺术既不刻意追求福柯看重的“重复”，也不刻意追求丹托看重的“顿悟”，而是追求当下的真实状态。这种状态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而是深陷尘世的看破红尘，就像佛说的那句看似平常却难以参透的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当然，不刻意追求重复，并非没有重复，或者回避重复。不刻意追求顿悟，并非没有顿悟，或者回避顿悟。否则，我们蔡万霖作品就不会给人以波普的感觉，同时也无法与禅联系起来。事实上，蔡万霖作品中的那个人物形象，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尽管这个形象不像沃霍尔作品中的形象如梦露那样以完全重复的形式出现，而是在不同场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观众要将他识别出来并不困难。蔡万霖追求的是状态的真实，而非刻板的一致。身处巨变的时代，我们既做不到无动于衷，也做不到欲罢不能。蔡万霖的艺术表达的生存状态，或许可以给身处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的人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