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9点，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内山书店旧址)又迎来了国内一批最权威的鲁迅研 究专家，在此召开“鲁迅重要文献展”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陈子善、上海鲁迅纪念馆前馆长王锡荣、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前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符杰祥、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吕慧君等8位与谈专家。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石祥担任本次研讨会主持人。

经过与会专家的激烈讨论和严密论证，一致认定“鲁迅重要文献展”展品来源可靠，特别是 鲁迅(L)致内山完造(老版)日文书札，为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鲁迅遗札发现，文物价值极高，对于研究日本改造社版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成书始末也极具文献价值。而一同出展 的鹿地亘家族藏札、影集，更能有力地佐证鲁迅致内山完造日文书札的可靠性。

现将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就“鲁迅重要文献展”展品所作的鉴定意见，择要整理如下：

陈子善：

最早听说在日本又发现一封信，也是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我开始是有点怀疑的，因为孤零零的一封信，怎么能证明就是鲁迅的亲笔信呢？但是，后来又看到一大批相关的资料， 那么这封信可信度就大大提高了。那么，今天我们又看了这封书信，而且亲自上手了这封信。我就想到，多少年前，我跟王锡荣先生有过一次合作，1997年，我正好在日本访学， 见到一封鲁迅给内山完造的信，也是这样一个类似的便笺(上款署“老版”，下款题“L  拜”)。今天讲这个问题，是因为鹿地亘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鲁迅生命的最后阶段，正是去看他，而受了风寒，病情突然加剧，溘然长逝，说明鲁迅对这 个日本的年轻文学工作者十分关心。当然了，这个在沈琦华先生《新民晚报》“夜光杯”专栏《揭秘鲁迅与鹿地亘最后的交往》一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了。有意思的是，《鲁迅手稿全集》刚出版不久，鲁迅的两种手迹(①鲁迅致内山完造日本书札；②签赠藤冢邻毛边 本)又被发现，今后的鲁迅全集增订，很有必要将这两种手迹收录进去。

陈子善先生发言

陈子善先生为与谈专家疏解鲁迅书札文意

王锡荣：

现在从几个方面看，第一个是这批藏品的来源，很显然是鹿地亘家藏的东西。其次，笔迹、纸墨、印章都可以仿造，但是内容是造不出来的。以这封信的内容对照当时的背景、实际情况都是极其符合的。关于鹿地亘翻译《论照相之类》，胡风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明确地说鹿地亘不懂中文，而且是在胡风的帮助下，完成鲁迅作品的翻译的。鲁迅在这封信中所谓“译得不错”，到底是指哪一篇？给他看又是看什么，如果也翻的话，又是指什么，作为探讨，我们可以提出各自的意见，在座的吕慧君老师已经有了初步的结论（鲁迅信中提及的《论照相之类》译者当是日本翻译家小田岳夫），我也希望在座的诸位有人能写文章把它理清楚，这样的话，就使得整个事情都更加明确了。总体来讲，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件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信札，肯定是对的，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鲁迅亲笔日文书信的发现）还是值得高兴的，对这件书信，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纸张也是对的，这个大家都有研究，我就不多说了。另外，建国以后，我们对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在虹口窦乐安路住址的认定一直是燕山别墅34号，但是根据本次展览的大量实寄封来看，35号才是鹿地亘夫妇实际的住址，这也正是这批藏品的文物价值所在。

高远东：

我完全同意王锡荣老师的分析。这些藏品的照片，我当时也看到了。我跟王老师的习惯不一样，我首先看的是“气息”，对于鲁迅的字呢，这个还是需要一些属于“眼学”的那种经验，我看了这个就觉得是真的。特别是今天看到这个实物，这个必须得看到实物，只看照片是不行的，上手特别重要。而且，我觉得从我们现场看到的鹿地亘家藏遗札、影集，那一大批东西，都构成了一个互相印证的参照系。新发现的这批鹿地亘家族藏品，可以放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因为今年是中日友好缔约45周年，在内山书店的原址，有新发现的由内山完造转交的一封鲁迅致鹿地亘亲笔日文书信展出，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建议博士生展开鹿地亘的研究。

高远东先生发言

黄乔生：

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能来到内山书店来亲见新发现的鲁迅先生手迹还有鹿地亘家人的藏品。最近，有一个杂志社约我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恰好接到石祥老师的邮件和发来的一批材料。这批材料真的很值得一写，其中鲁迅致内山完造日文短简和签赠藤塚邻毛边本打破了《鲁迅全集》《鲁迅手稿全集》之“全”。我同意刚才几位先生对这份手稿（鲁迅致内山完造日文书札）的判断，他们的分析有理有据，我深有同感。这批材料回到内山书店原地，对于国际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研究，有重大的意义。一开始，我对鲁迅先生信中所说的“这篇翻译得不错，但是也有一些错误，你给鹿地亘看看，如果他也要翻译的话，他可以参考一下”十分困惑，现在有点明白其中含义了。而且，刚才在来会场的路上，认识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吕慧君老师，她透露《论照相之类》最早的译者是小田岳夫。下一步工作，就是小吕他们要做的了，对比小田岳夫和鹿地亘的译文，看看鲁迅在信中的评论是否中肯。我认为鹿地亘家族的这批藏品都很重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1930年代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鲁迅作品日译的一个场域，这其中有很多非常实在的、第一手材料。总之是非常珍贵，值得深入研究，将会引发鲁迅与内山完造、鹿地亘及其他上海虹口地区日本友人的交往活动等方面的更多议题。

黄乔生先生发言

符杰祥：

刚才几位老师的意见，我也都同意，感受也都一样。当我得到这批鹿地亘家族藏品的照片后，我的一个博士生是日语系的，我第一时间就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把这批资料全部译成了中文。看了之后，我大吃一惊，不光是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日文书札，还有鹿地亘写给家里的书信里边，每封信都提到了鲁迅。我们刚才看到鲁迅先生亲笔书信的原件，笔迹、用纸、落款与许广平编刊的《鲁迅书简》中的两件书札几乎都是非常吻合的。

符杰祥先生发言

张丽华：

鹿地亘是一个文化价值还没有得到深度挖掘的日本翻译家，《大鲁迅全集》翻译过程中，鹿地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鹿地亘在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中，参与度是很高的。特别是在第七卷书简、日记、传记中，鹿地亘倾注了很多他对鲁迅的情感，这个在《鲁迅日记》中也能发现一些线索。这次鹿地亘家族藏品的发现，可以大大地丰富《大鲁迅全集》七卷本编译成书经过的细节，补充《鲁迅日记》的记录。

张丽华副教授发言

吕慧君：

针对王锡荣、高远东两位先生之前提到的一些疑问，我来提供一条线索，在日本师友的帮助下，我初步判定鲁迅先生致内山完造日文书札中提及的《论照相之类》应当是小田岳夫的译本，小田的译文确实发表在了日本的文学期刊上，鹿地亘重新翻译此文时，可能参考过小田岳夫的译文。至于小田、鹿地二人在翻译方面的优劣，尚有待进一步对比、分析。初步来看，鹿地亘的译文措辞，更为精准，这一点我是很欣赏的。

吕慧君副教授发言

吕慧君副教授为与谈专家释读鲁迅致内山完造书札

石祥：

二月底，我就看到了这批藏品的照片，同时得知它们是从濑口家族(鹿地亘本姓濑口)流出，来源明确可靠。因为这几年参与《鲁迅手稿全集》的审校工作，对鲁迅的笔迹比较熟悉。一看到这件手稿，熟悉感油然而生，当时就倾向于认为是真迹。再结合这批手稿里的鹿地等人的书信，从内容等多方面来看，基本可以确定这件手稿的真实性。这里提一点，鲁迅的这封信并没有细说事情的背景，而这个背景或者说来龙去脉，对于通信双方来说恰好是不需要再明说的，这才符合书信这种具有隐私性的文本的逻辑。最后说一下“老版”这个“版”字，这个字现在写成“板”，在鲁迅的时代，标准写法是“闆”。但这种类似于方便式的写法在鲁迅书信中有很多出现。就这个“版”字而言，在他写给内山完造的其他信件中，也出现过多次。在写给其他人的书信里，提到书店老板比如说李小峰，也有写为“老版”的情况。这可能是鲁迅书写时的一个习惯。

石祥研究员发言

最后，本次研讨会圆满举办，与会专家与到会嘉宾合影留念，黄乔生、陈子善等专家主张今后编订《鲁迅全集》，这封鲁迅致内山完造日文书札应当收录进去。

与会专家与到会嘉宾合影留念

鹿地亘家族旧藏 鲁迅相关重要文献一组

此为鹿地着手编鲁迅全集期间，向父亲汇报工作的进展，汇报内容极为详实。

1932年经虹口四川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引荐，鹿地亘与鲁迅结识。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和介绍下，他开始为日本改造社翻译、介绍中国中青年作家的文学作品。当时鹿地亘已经开始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由于中文水平有限，在翻译中，时常遇到疑难问题，需要向鲁迅及其助手胡风请教。此为鹿地亘编鲁迅全集期间，向父亲汇报工作的进展，汇报内容极为详实，其中翻译中所遇之困难、进度等事宜鹿地亘皆向其父袒述，可见鹿地亘翻译工作所经历的困难千重，然尽其所能以开鲁迅在日本风行之先河。

鹿地亘上款明信片一组

鹿地亘及其父濑口真喜郎上款信封一组

内山完造致濑口信札

鹿地亘、鲁迅在第二届青年木刻展、胡风与鹿地亘夫妻等合影

译文：

痛失师友，悲从中来。

去世前二日，鲁迅突然到访，我们欣喜若狂。一个多小时里，我们聊了各种话题。

那天起风，气温骤降，但鲁迅不让我们送他，一个人走进风里离开了。至今我仿佛还能看见他当时的样子。当晚，他突然病重，次日我去探望了几回，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有报信的人前来，待我匆忙赶去还是未能见上他最后一面。

二十二日下葬，我推掉工作参加了葬礼。

父亲让我请他挥毫，正想着他的身体很快就会好转差不多可以开口，没想到就这样成了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事到如今，他的手泽仅有病中寄来的二三通信，以及订正我的译稿时写下的端正小字可作纪念。

我和鲁迅先生的感情跨越国界，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亲密，甚至还会一起去参观活动。我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的书也有许多。

十天前，鲁迅突然现身中国的版画展览会会场，青年画家们喜出望外，纷纷围着他合影。中国的艺术家们都知道我，因此那天的合影画家们也送了我一张。

其实就在前一天我也受邀前往展览会，并且和画家们拍了照。作为纪念，和鲁迅先生的照片一起，随信附上三张照片。

如今正处在紧张的葬礼期间，因此先仅向您转告这一噩耗，请替我向母亲问好。

您不用担心我，如今我在该国的地位不如说已经替代鲁迅，成为了大学者们的依靠。虽然只是靠不住的、非常无力的依靠。

请向鲁迅夫人发去吊唁。

鲁迅先生的独生子今年八岁，是个名叫海婴的捣蛋鬼。他捧着我们家里送去的虾饼在葬礼会场里蹦个不停。

这是个骨骼纤细的孩子，他的父亲大概根据不知道是明治几十年代的医学，想让他多补钙，所以才给他作零食吃的吧。

请再给他寄一些。

匆匆

十月二十二日，下葬之日。鹿地亘。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随信送上一封鲁迅寄给“内山”氏的有关我的信，他寄给我本人的信等杂志发表后寄来。

鹿地亘致其父濑口真喜郎信札 详述将内山完造转给自己的鲁迅信札一并寄回

2001

鹿地亘家族旧藏 鲁迅致内山完造书札、影集、函件、明信片等鲁迅相关重要文献一组

纸本   

提要：鲁迅遗墨的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更新，愈发困难，由于鲁迅研究的成果推动，研究学者们对其文献的挖掘和整理趋于完备，近年来先生重要墨迹类文献的发现鲜有成果。此拍品为近年鲁迅文献研究深度的衍生提供了重大的史料支持和实物参正，为鲁迅研究工作提供了台阶式的辅助，

       此拍品为日本最早着手鲁迅大全集工作的鹿地亘家族旧藏，文献之间相互佐证，线索脉络完备，资料充分，大数笔墨部分均有原始信封，历史时间轴线保存完好，且在鲁迅生平最后一年，其文献之众不可不谓之全，资料之实，不可不谓之珍。

       对于此拍品之大致情况略题如下：

       其中最重要部分为：鲁迅致内山完造书札一通一页，附见于鹿地亘致日本大分县父母家书中，为上海虹口日租界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所转赠。

       此札署款体例与《鲁迅手稿全集》第8册中所收致内山完造书札三通完全一致，上款题“老版”，下款署“L”（笔名鲁迅首字母），同为鲁迅日文书札，这在近年来所见公私鲁迅墨迹中，尚属首次发现，极为特殊罕见。

       此信中提及了鲁迅审读《论照相之类》（日译本题为《写真の類》）一文译稿后，向友人内山完造建议，不妨也将译稿给鹿地亘看看，如果鹿地亘要另译，可参考此译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后，东京改造社迅速做出决定，将原本即将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扩充为七卷本《大鲁迅全集》隆重推出。这封鲁迅手书日文短札对于探究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成书经过，无疑是近年来发现的最有文物价值的鲁迅墨迹实物。

       此墨迹的发现有专题鲁迅展及研讨会于山海内山书店召开，领域权威专家均给与高度评价和专业的学术论断，一致认为其价值之重于鲁迅研究有着推动性的帮助，且内容衍生可做多课题学术研究。

       此外内收鹿地亘家族影集2册并函件、明信片一组等其他鲁迅相关文献，其中有2帧照片，为鲁迅先生和鹿地亘夫妇参加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合影，为著名战地摄影家沙飞先生摄制，后转赠鹿地亘夫妇。

       1936年10月8日，鲁迅先生抱病前往参观于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版画家亲切座谈。在鹿地亘家庭影集中有一帧记录鲁迅先生参加这次展览会的合影，显然与《鲁迅图片集》、《中国艺术报·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沙飞作品大全》所收录者冲印自同一底片，座谈者左起：鲁迅、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影集中另有一帧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年版画家合影的照片，前排左起：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妇，后排：林夫、黄新波、陈烟桥、白危、力群，边侧题有“一一·一〇·八日”，“一一”为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纪年。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另有一帧鹿地亘、池田幸子、胡风、后藤和夫合影的照片，他们身后的路牌，赫然写着“DARROCH ROAD 竇樂安路”，这里正是鹿地夫妇在上海虹口的居所。鹿地亘家书的实寄封上也能看到这个通信地址。

       这批函件中还有鲁迅挚友内山完造、私人医生须藤五百三致鹿地亘父亲、汉学家濑口真喜郎的两封信，信中简要介绍了对鹿地亘的印象和翻译《大鲁迅全集》的大致情形。

       在大量鹿地亘致日本大分县父母家书并明信片、实寄封上，有鹿地亘夫妇在沪居所确切地址“窦乐安路/燕山别墅/三五/35”，对于鹿地亘夫妇在沪居所的认定有极其重要的纠正作用，过去认定的地址一直是燕山别墅34号，这也纠正了这一学术问题。

       关于此组鹿地亘旧藏鲁迅遗墨及相关文献，研讨会记录稿已刊载在图录之中，权威专家们的详细发言对此批重要文献多角度、多维度的去剖析。

       值此鲁迅先生诞辰142周年之际，艺宋拍卖得机挖掘出此批文献，我们深表荣幸。先生不可见，江水日东流，横眉风骨在，当为孺子牛。艺宋拍卖，先生归来。

尺寸不一

RMB: 1,800,000-5,000,000

2002

鲁迅先生持赠藤冢邻的毛边签名本《中国小说史略》

民国十四年（1925）北新书局

1函册  纸本  平装毛边本

提要：1925年9月，鲁迅先生重印旧作《中国小说史略》，由李小峰主持的北新书局发行，毛边单行本，上有鲁迅先生墨笔题记：“奉呈/藤塚先生/鲁迅/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京。”钤“鲁迅”朱文小印。

       “藤塚先生”为日本汉学家藤塚邻，1922年任日本名古屋高等学校教授，后任朝鲜京城大学教授，精于清朝与朝鲜半岛外交史，富藏书，精鉴定，曾随永持德一拜访鲁迅先生，最早见于《鲁迅日记》〔1923.1.7〕记载：“七日，昙。星期休息。午后井原、藤塚、永持、贺四君来，各赠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部，别赠藤塚君以唐石经拓片一分。”

       《日记》〔1923.11.14〕：“十四日，昙。丸山来并持交藤塚教授所赠《通俗忠义水浒传》并《拾遗》一部八十本，《标注训译水浒传》一部十五本。”

       为答谢藤塚赠书，1926年1月27日，鲁迅先生又签赠重印旧作《中国小说史略》，2月8日寄出，《日记》〔1926.2.8〕中有明确记载：“八日，晴。上午以《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寄藤塚君。”《日记》所载即此毛边单行本。

20.2×14cm

RMB: 330,000-500,000

2004

《鲁迅全集》（1948年上海作家书屋版）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上海作家书屋精装本

23册  纸本  精装

提要：1948年12月15日，上海作家书屋再次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印刷了第三版，此版本有蓝布面、红布面两种装帧，内文用新闻纸印刷，插图为道林纸，书名烫银字，版权页添加了一行字：“总经售兼印刷者：作家书屋（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号）”。此版为许广平托胡风去找姚蓬子，商量由他出纸和印刷费，支付给她一半书做版税。姚蓬子应诺此请，这次出版非以营利为目的。

       当年10月1日至10日上海《大公报》连续刊登了《鲁迅全集》第三版发售预告：“10月1日起，20日止，发售特价预约1000部，每部定价金圆100元，外埠寄费另加一成。……准12月15日出书、全书20巨册，布面精装，上等纸张精印。”1948年版只通过预约形式发行了1000部，后无加印。

       其后，陆续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鲁迅书简》等三种。此拍品为红布面、书名烫银精装本，合23册大全套。品相尚佳，收录鲁迅先生作品全备，甚为难得。

参考文献： 1、刘波《〈鲁迅全集〉版本概说》；

            2、王锡荣《〈鲁迅全集〉的几种版本》。

18.5×13.2cm

无底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