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景德镇“陶溪川”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中心位置——原宇宙瓷厂的遗址，联想起70年代红极一时，旗下曾有贝利等众多球星的纽约宇宙足球队，宇宙的队名来自Cosmopolitan(世界主义)。一晃50年过去了。全球化进程依然，景德镇也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景漂”。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和陶溪川美术馆同在陶溪川文创街区内。在两者之间是园区智能化温控中心，被称为“园区大脑”。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厂区到2016年10月正式运营后形成孵化、培养可持续规模化发展的景德镇“陶溪川”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与同样是在工业遗产上形成的798艺术区相比较，更系统的形成了文创产业的模式。

　　陶溪川文创街区和美术馆在景德镇传统技艺与当代文化之间搭建了一个可以连通，可供呼吸的管道和通路。在中国传统与当代的巨大断裂带之间形成了“弥合”的生态，传统陶瓷技艺的当代性转换连接了两者。

　　2023年4月23日,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中央美术学院主办，景德镇陶文旅集团承办的“附体—托比恩•卡瓦斯博作品展”，在陶溪川美术馆正式启幕，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9月23日。此次展览借助“附体”概念作为主题，展出托比恩•卡瓦斯博2010年以来创作的“管状雕塑”和“堆”系列作品23件，以及今年在景德镇陶溪川驻场期间创作的22件雕塑新作，并专为此次展览创作了3组大型装置。

　　激发

　　“老托的行为方式，包括他的创作、对艺术的态度和日常状态，有一点像艺术附体的状态，所以用‘附体’这个词也比较适合这次展览。展厅布置的比较暗，气氛比较沉郁，我想附加一种来自北欧神话的所谓的神秘感，和之前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老托的作品展有所区别。”策展人冯博一在同期举办的主题为“灵魂出窍”的“对话•座谈”学术项目上谈到展览主题“附体”时讲到。

“灵魂出窍”对话·座谈学术项目现场 （图片陶溪川美术馆提供）

　　从策展人的角度他认为，“附体”的状态是一种与文化相关的综合现象，其特征表现为超乎于日常而产生的殊异的一种行为改变，一般为时短暂，亦可重复发生。所有的附体，在本质上都是自我心灵造作的幻象，具有把控自我行为应属的虚妄与影响。在这里，我以为托比恩•卡瓦斯博之外的“附体”就是他艺术的“魔法”，或作为一种艺术的灵魂附着、栖身于他肉身之上的平衡。

　　关于“附体”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校长(主持工作)、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吕品昌教授在座谈会上提供了另一个理解的路径，2022年10月在中央美院首展览是“力之丛”相比较“附体”，都是一种力量和内在精神，生命力的象征。“‘附体’表达了一个艺术家倾注了全部的生命和心血于泥土之上，它是一种人生命和精神的物质呈现。”

　　托比恩·卡瓦斯博的陶瓷“管道”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管道”常常带来一种生长、运动状态的生命印象。那些中空的“管道”无论是素烧的，还是挂上红色、黄色釉料的，都具有了连接、输送的意象。而相互挤压、破裂、扭曲、坍塌的性状，又是能量相互对抗、碰撞附着与管状泥胚上的后果，也是艺术家内在的精神能量与陶泥之间能量交换的回应。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激发而生成的新的可能。

　　托比恩·卡瓦斯博的创作从高度工业化的消费社会到亦然遍地手艺人的千年瓷都景德镇，不得不说“场域的转换”带了巨大的反差。同时，此次驻地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碟落•铺陈”和“瓶蔟•力丛”都用到了大量标准化生产的瓷器，与另一件纯手工创作的大型装置“试错”，产生比较和对话的关系，也为传统文化向当代性的转化提供了一个回应。

　　“古代一直发展至今，我们已经具备近乎完美的陶瓷制作技艺，但在当代艺术的实践与观念不断拓展其边界的今天，如何激活传统的手工技艺与当代艺术之间的精神共振，或者说如何在传统的手工形式中体现出当代的社会性问题与整体的精神性等?而我认为托比恩创作中的行动感和很强的身体的介入性，可以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这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具有启发性的。”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教授刘礼宾在座谈中谈到。

　　景德镇是艺术家刘建华的故乡，并在陶瓷厂工作过8年。对故乡的情感溢于言表，“在景德镇我们不缺陶瓷，我们也不缺视觉化艺术符号的东西，但是我们缺把陶瓷打开的一个空间，缺少一种自由创作的想象力，这对艺术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

　　进入展厅就可以见到，用4500余个景德镇本地陶瓷厂生产的瓷瓶、瓷罐，构成的大型装置“瓶蔟•力丛”。每件白瓷瓶罐以底部穿孔金属丝牵连拉抻，形成倒悬的巨大锥体,或者俯视为中空的“漏斗”形状。艺术家对于景德镇生产过剩的大量实用器物，通过他的创作行为转化为艺术家的作品，就像是对历史怀旧的挽歌。也正像策展人冯博一所讲：“这些陶瓷装置的视觉形态从艺术的层面进入到一个可以指涉的现实层面——被现代化工业和商品复制的统一表情，从而完成了一次陶瓷喻像和被束缚的能量转化。”

4500余个景德镇本地陶瓷厂生产的瓷瓶、瓷罐，构成的大型装置“瓶蔟•力丛” 摄影：谭红宇

　　第二件，用景德镇本地陶瓷厂生产的13500余个瓷盘以当地的泥土相互粘连起来，创作了“碟落•铺陈”;

　　第三件是二楼展厅的大型装置作品“试错”，由数量不等的高白瓷泥上影青釉、郎红釉烧制的瓷管，相互套叠。或斜插入墙中矗立，或排列躺于地面，有种种未完成的性状尽显，却又保持了陶瓷材料最惊心动魄的种种可能性。

大型陶瓷装置作品“试错”展览现场

　　这三件驻地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所形成的巨大张力，来自每个组件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挤压，也来自相互重复和生长，而这些都取决于艺术家在手与陶泥的接触过程中，“控制”尺度的敏感体验。就像他的座右铭：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

　　试错

　　在陶溪川艺术中心的国际工作室的2个月的时间中，托比恩·卡瓦斯博利用景德镇的高白泥、影青釉、郎红釉这些对于他来说依然是陌生的材料创作，无法的避免会有试错的过程。“虽然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陶艺家，但要掌握景德镇的高白瓷还是很困难的。从较小的形式上来说，(把黏土)丢到转轮上很容易，但要大规模、快速、自由地创作，需要经验和试错。”有烧造陶瓷经验的艺术家都会体验到泥坯成形到干燥的过程，是进入窑炉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未干透的器物在窑炉内会出现炸裂等等毁灭性的结果。在驻地创作短短的几周时间中，干燥是重要的问题。

　　在烧制过程中，托比恩·卡瓦斯博说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先将作品烧至900度左右，再上釉，并将釉面烧至1290度。这导致物体在高温下出现了一些塌陷。瓷器只有在先干燥、再上釉，一次性到釉、黏士需要的温度的情况下，才是最耐受的。景德镇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上釉、一次性烧到最高温度的最小的雕塑，呈现的效果就很好。作品破损的部分责任在于，大件作品干燥的速度太快，在烧制前没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干燥。烧制的速度可能也过快了,温度上升得太快。但这些理论要留到我下一次来景德镇继续试烧高白瓷的时候再付诸实践了。”

　　独立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王凯梅在座谈会中着重谈到作品“试错”，给她带来的感受，“托比恩做的这些瓷器，在他没有上釉之前已经裂开了，但对他来说已经用了最大的能力，最好的土去做了一个新的东西，虽然它裂开了，但这可能就是他下一步能完美呈现的起点，就像马斯克所说的‘这一次我们能飞3分半钟，下一次我们就能飞5分钟’，在试错当中我们人类才能变得进步，这也是我对托比恩艺术的理解。”

　　同样，“试错”展区也是更能打动刘建华的。“一是因为他在挑战自己语言的变化，他运用了景德镇的高白泥来进行创作。高白泥的泥性很‘娇气’，对烧成温度和曲线也有要求，做一些小件的东西可能更容易成形。而在他的作品形态里面，他可能寻找的并不是它的完整性，他可能寻找的是一种对状，文化的一种对撞或者是跟他以往材料之间的一种矛盾。”

　　结语

　　在与工作团队共同度过的这段时光中，托比恩·卡瓦斯博每天都第一个进入工作室，最后一个离开。由于他的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的身份，每天在休息前还要处理50余封电子邮件。“每次去找他，他都会说‘我的时间不够用，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吕品昌在谈起日常工作状态的艺术家时谈到。

　　陶艺家安田猛先生曾是托比恩•卡瓦斯博的老师，在座谈会中和大家分享了他们之间过往的故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艺术家谦虚、谨慎和简化的生活方式，却充分地反映了他在艺术创作时候，所体验到的一种自由。

　　托比恩·卡瓦斯博在景德镇·陶溪川美术馆举办的“附体”个展启幕了，关于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关于如何激发自由创作的想象力，关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等等话题，也随之被激发......

【艺术家简介】

托比恩·卡瓦斯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主席

托比恩·卡瓦斯博(Torbjørn Kvasbø)生于1953年，是挪威最有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之一。他毕业于卑尔根艺术学院 (KHiB)，现生活、工作于灵厄比市(Ringebu)的维纳比格德(Venabygd)区域。在职业生涯中，卡瓦斯博曾先后任教于瑞典哥德堡大学设计与手工艺学院(HDK-Valand)和瑞典国立艺术与设计大学学院(Konstfack University of Arts, Crafts and Design)，均担任陶瓷艺术系的系主任一职。与此同时，他也与许多艺术学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给奥斯陆和卑尔根地区的艺术学院，以及伦敦的皇家学院(Royal College)担任评委等。从1990年起，他便是国际陶艺学会(IAC)的成员之一，并在2018年到2024年出任国际陶艺协会的主席。

【展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