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建筑门窗不严密，屋内的风冷天寒，玻璃窗下的今人难以体验。东汉刘熙《释名·释床帐》谓:“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故有“屏风”之名，可见遮风保暖作用非常重要。

西汉刘安《屏风赋》说：“等化器类,庇荫尊屋。列在左右,近君头足。”东汉李尤《屏风铭》云：“雍阏风邪，雾露是抗。”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记汉代羊胜《屏赋》:“屏风鞈匝,蔽我君王。”这些均表明屏风可以挡风、遮蔽空间。

《西京杂记》载：“汉文帝为太子时,立思贤院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帐甚丽。”屏风与帷帐结合，更具御寒遮挡功效。

传说为东晋顾恺之《列女仁智图》，研究家具史者都关注“卫灵公夫人识贤”一段，卫灵公就坐在直角三折围屏内。其旁边还围着一架小型直角三折的灯屏，可以避开风吹，功能明确，似提示此类直角三折围屏更有利防风。

东晋（待考）《卫灵公夫人识贤》（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为挡风寒，权贵们发明骄奢之举，以人体避风取暖，号“肉阵”“肉屏风”。唐玄宗时，“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藉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肉阵》）。明人记载：“杜驯者，为杭州别驾，遇冬月，则令魁肥婢妾骈立于前后，自号曰肉屏风。”（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四事物类）

榻上围屏带有的权力、阶层、财产等文化蕴含。然其主要作用是防风避寒。对抗自然功能大于社会功能，尤其在早期。

汉代跪榻流行，放在榻上的围屏流行，随榻形直角三折（两折），同时也有围在席毡上的直角围屏。

两汉两折形榻上屏风图像，屏扇一宽一窄，即独扇屏风外增加了一个侧板。从器型发展上，它是独扇屏风和三折围屏之间的过渡。

典型如山东省安丘县王封村东汉画像石上《拜谒图》上的两幅图，屏扇均在榻面上，后面和右侧面，作直角曲尺状。在左图屏扇的左侧，还安有兵器架，用以放置刀剑等兵器。这是屏风与实用物结合的例证。

一宽一窄式两折屏风式样，兴盛两汉，魏晋时已基本消失，也验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器型的老话。

东汉 山东省安丘县王封村画像石《拜谒图》上的屏风拓片

山东诸城县前凉台村东汉晚期的画像石墓中，《拜谒议事》画像上有直角三折围屏。墓主为汉阳太守孙琮坐在席毡上，四屏扇围在身边。屏外五个下属侍卫，席前众人拜谒。身前有栅足案。

东汉山东诸城汉阳太守孙琮画像

（采自《文物》1981年第10期）

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东汉墓壁画上，有标准的榻上围屏组合，榻前有几。

东汉 河南密县打虎亭墓壁画上的榻上围屏

洛阳市宫中路朱村东汉壁画墓 《夫妇并坐图》上，可见双人坐榻、直角三折榻上围屏。榻前置一栅足案。帷帐开启，四柱扎在榻外。

东汉 洛阳市宫中路朱村壁画墓《夫妇并坐图》

南北朝，直角三折榻上围屏遗存名作甚多，如司马金龙墓的漆木围屏、北周安伽墓石榻围屏、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北朝墓石榻围屏。

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围屏遗存，是直角三折榻上围屏残件，所幸有五块屏扇还比较完整，木板扇板之间榫卯结接。彩绘木胎，麻布为底。揭示木屏风的漆麻布工艺。漆画围屏上，描绘《列女传》人物。“灵公夫人”“楚庄樊姬”等图中，有“屏中屏”，再现榻上围屏的图像。其屏扇直角三折，高度在人脖颈部。它们给恢复整件残存围屏旧貌提供了绝好指南，也为理解此时期围屏提供了图像实证。

“卫灵夫人”图上的榻上围屏

“楚庄樊姬”图上的榻上围屏

司马金龙墓遗存屏扇，每块宽26厘米，厚约2.5厘米，高81.5厘米。汉代至南北朝，榻上围屏高度基本在七八十厘米上下。研究者认为，正面原来应共有六块屏扇，两侧各有三块屏扇，直角形态安放在多足石榻面上。司马金龙为北魏琅琊康王。

北魏 司马金龙围屏榻（复原效果图）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八楫））

更多见到出土的石棺，是石围屏和石榻的组合，它们可以视为是主人生活中榻上围屏的“拷贝”。墓葬器物与墓主人生前有对应关系，一些随葬器物，或是实用品或是仿实用品的冥器。通过这些石榻围屏可推测、联想墓主人生前使用的榻围屏。

榻是主人工作、生活的重心所在，可以宴饮、会客、办公、休息等。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壁画上的榻上围屏可做参考。斗帐下，墓主人夫妇身着鲜卑服饰，盘坐在围屏榻上。帐外左侧，两女仆人抬着栅足案和食具，右侧男仆站立侍候。这是真实生活的情景。

北魏 大同智家堡石椁壁画墓壁画上的榻围屏

（《考古》，2001年7月）

北周安伽墓石棺围屏是最为典型的局脚榻上围屏，正面、侧面直角三折组合，正面以红黑漆画出边框，分隔为6幅屏扇；侧面各以红黑漆画3幅屏扇。一共12条屏扇，高68厘米。屏扇底部嵌在榻板面的凹槽中。屏扇画面上，图案繁多，分为两层，表现墓主人生前活动，使用浮雕、彩绘、贴金工艺。多足局脚榻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式样。整个榻屏长2.28米 、宽1.03米 、高1.17米。

安伽为粟特族贵族，是北周官员，主要负责管理中原地区所有的粟特人。粟特人是西域中亚一带的古老部族，从魏晋至隋唐时期，他们广泛生活、流动于丝绸之路沿线。安伽墓之榻为中原传统的局脚榻，屏也是传统的榻上围屏，仅仅围屏的绘画独特，不同以往，似乎粟特人首先突破了传统榻上围屏的教化内容，将自己生活变成了绘画故事。

北周 安伽墓石棺围屏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西安市北郊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的榻上围屏，由四块长方形石板组成，板高82-83.5厘米。80多厘米高度是此时榻上围屏的常见尺寸。屏扇上线刻墓主生活图。

北周 康业墓屏风正面右侧石板墓主线刻生活图（临摹本）

（林圣智：《北周康业墓屏风石棺床研究》《 丝绸之路考古》2020年09月）

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北朝晚期墓，主人也是粟特人贵族，墓中出土的榻上围屏也是直角三折形，全部共11屏扇，正面为五扇石板，侧面各三扇，各高87厘米、宽30—46厘米。底部嵌在榻板面的凹槽中，榫卯相接。围屏减底雕刻、彩绘11幅墓主人生活画像。围屏石榻整体长2.18米，宽1.15米，高1.23米。

石榻正面两端榻足，为蹲坐的雄狮和雌狮。狮形足少见于家具上，应是受中亚风尚影响。或认为狮形榻足有镇墓兽功能，然镇墓兽都是独立圆雕。两足间置挡板支撑榻面。这些都独具特点。

北朝 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北朝墓石榻围屏

（天水市博物馆）

魏晋南北朝，一方面是国家大分裂，大动荡；另一方面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尤其是粟特人长驱东入；而北人南下或南人北上。大时代背景下，胡人墓葬吸纳、使用了汉人的传统榻上围屏。

以上榻上围屏上的绘画或雕刻，有两种构图，一是一扇多层图画，如司马金龙墓榻围屏每扇四层人物图，北周安伽墓石棺围屏每扇为两层人物图。这可能继承了汉代画像石画面布局，画像石多为四层图。另一种是一扇一幅（层）图画，如北周康业墓石棺榻围屏上，表现了男女主人骑马出行、宴饮、会客，一扇一幅人物图。 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隋朝墓石榻围屏也如此。

南北朝墓葬中，还发现为榻上直角四折围屏形式，可视为直角三折围屏的演变发展体。四折式是榻上四面均有屏扇，即榻前面增加带有“双阙式”门屏，多了礼仪性构件。实例有西安市北郊坑底寨北周康业墓、河南安阳固岸村东魏冯僧晖墓、深圳金石艺术博物馆藏东魏翟门生墓中的榻上围屏。

东魏 翟门生石榻上的围屏

（吉笃学 ：《 东魏石刻的标形器——翟门生围屏石床研究》《美术学报》2021年第2期）

敦煌文书p.3350《下女夫词》记载： “堂门策四方，里有肆合床，屏风十二扇，锦被画文章。”肆合床应该是直角四折围屏榻。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古人床榻称谓不分。

所谓的东晋顾恺《女史箴图》“同寝以疑”一句画面中，描绘了一张有帷帐的围屏榻。三折围屏前，有一对门屏，左右各两扇，中间可以打开。各扇屏心中为纵线与横线编织物，形成细格纹。此门屏形式也是三折榻上围屏发展后的形态，为榻上四折围屏，更加封闭，更保暖。它与出土的那些石榻围屏相对应，可以作为参考资料。

《女史箴图》一幅摹本藏于大英博物馆。另一摹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东晋（待考）《女史箴图》上的“同寝以疑”

北朝的榻上围屏实物，高度多为七八十厘米上下，在人颈部至头顶之间。但北魏以后，一些榻上围屏高度逐渐增加，高过坐姿主人的头顶。山西太原市王家峰村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帷帐内，夫妻并坐局脚榻上，平视背后多扇围屏，高过男女墓主人头顶。

北齐 山西太原市徐显秀墓壁画上的围屏

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北齐墓壁画中，平视，三位女性并坐于榻上，身后多扇围屏高过头顶。

北齐 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墓壁画上的围屏

唐代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榻上围屏图，这非常之好，说明多扇榻上围屏使用于现实，可证北朝墓葬出土的榻上围屏实物并非仅是冥器。

唐代围屏延续了南北朝榻上围屏，但有变化：

一是最常用六曲式，就是六扇式。四扇、五扇、八扇等围屏比较少见。对应有一些文字如唐代花蕊夫人《宫词》：“床上翠屏开六扇，折枝花绽牡丹红。”

二是榻上以盘坐为主，不同于跪坐。

三是围屏增加了高度，过盘坐者头部，目测高在一米左右。

四是左右侧仅放一扇，左右扇板前留有较大空间，主人在榻上有更大活动空间。

在敦煌220窟初唐时期《维摩诘经变图》壁画上，第一居士维摩诘所坐榻上，六扇围屏折成直角而立，四扇置于身后，两扇较窄围屏放在左右。其尺寸大小与榻配套。围屏高过坐姿的人头。有斗帐，四柱支撑。

唐代 敦煌220窟的榻上六屏围屏壁画

在敦煌103窟盛唐壁画上，维摩诘像的后面和两侧共六扇围屏，形制同于敦煌220窟围屏。后屏扇多个方格中为草书书法。书法围屏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类别，文献多有记载。

唐代  敦煌103窟的榻上六扇围屏壁画

唐代 敦煌103窟的榻上六扇围屏壁画（局部）

在敦煌 98 窟盛唐壁画上，维摩诘像后面和两侧的围屏，形制同于以上两例围屏。扇内绘联珠纹，这是波斯传来的纹饰。

唐代 敦煌98窟的榻上六扇围屏壁画

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了木质家具（冥器），二十件，包涵桌、椅、围子床、茶几、盆架、巾架、座屏诸类，器型全面，前所未有。然而，没有榻及围屏。这喻示着高座时代，榻、床、椅的重组，此消彼长。

至宋代，座椅、罗汉床和落地屏风成为屋内家具的中心。此时的床资料上，围子框架基本是横宽的，而非竖长。围屏扇是竖长的。这是区别榻上围屏与罗汉床围子的关键。

榻的地位下降，榻上围屏逐渐淡出，但偶有余音。南宋曾几《求李生画山水屏》说：“乞君山石洪涛句，来作围床六幅屏。持向岭南烟雨里，梦成江上数峰青。”

在所谓的南宋马和之《孝经图》第五章上，有榻上围屏。此种图像资料难得，可资参考。

参考图：

南宋（待考） 马和之《孝经图》的榻上围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