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授衣帖》杂考--兼论王氏一族的“五世亲尽”

　　文 ˉ 祁小春

　　【内容摘要】本文以实证考据方法，从各个方面详细讨论了王献之著名法帖《授衣帖》及其相关问题。根据考察的结果得出如下意见：第一，《授衣帖》是出自王献之手笔的书帖。第二，《授衣帖》源于梁御府法书旧藏，由来有绪，真实可靠。第三，王献之《授衣帖》诸帖中均出现了避讳字“政”字，这为证明王氏一族遵循“五世亲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从根本上否定了《兰亭序》“揽”字非避讳字的说法，具有超越书法史之上的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多重学术价值与意义。

　　【关 键 词】王献之  《授衣帖》  避讳字“政”  “多出字”  “五世亲尽”  《淳化阁帖》  《大观帖》

　　一、缘起：从王氏一族与“五世亲尽”说起

　　近读王献之（344-386）《授衣帖》（图1下释文）、《不谓帖》（图2下释文）、《天宝帖》（图3下释文），中见三“政”，可证琅邪王氏礼遵“五世亲尽”[1]。

　　图1ˉ《授衣帖》，宋拓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献之死罪，授衣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恸，痛毒难居，见徐？并使君书，承比极胜，但承此凶问，当复大顿耳，比日忧驰无复意，不审尊体云何，脚及耳痛气，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然所以为识，政在此耳。

　　图2ˉ《不谓帖》，宋拓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献之白，不谓鄱阳一门，艰故至此，追寻悲惋，益不自胜，奈何奈何，政坐视其灭尽，使人悲熟，赖子高在此，不尔，无可成，献之白。

　　图3ˉ《天宝帖》，宋拓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白，东告具天宝疾患问，何其仓卒！乏子孙，常欣伦早成家，以此娱上下。岂谓奄失此女，愍惜深至，恻切心怀！嫂哀念，当可为心！情愿不可保，使人惋惋悲，政当随事豁之耳。嫂先积弊，复有此痛心，不审不乃恶不？甚以忧驰。眠食复多少？愿遣无益，尽消息理。

　　《授衣帖》有“政在此耳”。《不谓帖》曰：“政坐视其灭尽。”《天宝帖》有“政当随事豁之耳”。此三“政”字皆其证据。按“政”本应作“正”，王献之避曾祖王正[2]（生卒年不详）讳，而改写如此[3]，殆无疑议。

　　此外，《淳化阁帖》卷十还收有王献之《忽动帖》（又称《忽动小行帖》《昼夜帖》《二妹帖》），帖文如下：

　　忽动小行多，昼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风不差。脚更肿，转欲书疏，自不可已，唯绝叹于人理耳。二妹复平平，昨来山下，差静，政当还。

　　张彦远(815-907)《法书要录》中《大令书语》[4]收录此帖，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法帖。然而关于此帖内容，历来争议较大，存在着不确定性。第一，据北宋刘次庄《法帖释文》[5]、南宋许开《二王帖评释》[6]等早期释文文献，将此帖与其前后的《玄度帖》《委曲帖》三帖合为一帖；明顾从义(1523-1588)《法帖释文考异》[7]、清《淳化阁帖释文》[8]等明清释文文献，则将此帖与后之《委曲帖》合为一帖。按，许询（玄度）是与王羲之过往最密的人，属王献之的父辈朋友。故若三帖原为一帖，则为王羲之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第二，《淳化阁帖》卷十开头至《庆等帖》十帖，皆为大字草书，有唐人伪作与抄二王帖语之嫌[9]。第三，关于帖中“政当还”之“政”字，宋人释文文献释读为“政”字；明清释文文献皆释读为“歧”字，王澍认为应是人名，当作“歧”[10]。《忽动帖》有此三疑，其中“政”字不列入证据之一。

　　由上而可得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王献之三帖中的“政”是不是避讳字？结论是肯定的。因为其父亲王羲之（303-361）亦曾多用此例。王羲之《十七帖》[11]曰：“足下今年政七十耶？”此“政”即其显例。同例见于王帖尚多。除此之外，还有类似避“正”例，若以“初月”“一月”代“正月”等，多不胜举，要皆为避祖父王正讳耳[12]。

　　第二，同为“正”字，王羲之避其祖讳，王献之则避其曾祖讳，而后者尤为关键。因为事关琅邪王氏一族乃至魏晋士族是否循守“五世亲尽”礼，此其一。可间接证明《兰亭序》中“览”作“揽”字，亦因羲之避曾祖王览（206-278）讳而改者，理同献之“正”之作“政”。倘非若此则无从解释[13]，此其二。

　　第三，法帖所收晋人尺牍书迹是以字形流传，不同于典籍文献辗转传抄、刻印传播者[14]。从理论而言，法帖即手迹，复制传播的目的在于传其“形”而非重其意，故不存在文献文字传播时容易出现的改动与讹误。《授衣》《不谓》《天宝》三帖均出王献之手笔，故帖中的“政”字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第四，从论证的证据链上看，倘若仅有一帖出现“政”字，或谓偶然，或谓真伪难辨，均可付之于商榷争议，毕竟孤证难立。然而三帖均现“政”字，则近乎必然。结论是王献之为避王正之讳而改写。

　　由此则引带出另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即《授衣》《不谓》《天宝》三帖是否为王献之尺牍？后文详论。

　　讨论王献之三帖，必然涉及琅邪王氏与“五世亲尽”之关联，也会涉及《兰亭序》“揽”字避讳问题[15]，兹不赘述。此二者问题的核心，皆指向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有无避曾祖讳之必要。从证据链来看，二者又是一种互补互证关系，因而需要略作说明。

　　一种意见认为要避讳，分歧在于讳是否避得合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要避讳。关于前者，已在上举拙文中有详细讨论，可以参阅。关于后者，其理由为琅邪王氏避讳，可能仅止于三世，四世、五世则可不必再讳。也就是说，王羲之只需要避其父（旷）、祖（正）之讳即可，曾祖（览）、高祖（融）名讳可不避。然笔者认为，至少就《兰亭序》而言，其实这是个无须证明的伪问题。因为《兰亭序》中左带提手边的两个“揽”字，实用如“览”意，若非避讳字，为何非得写成文义、字义欠通的“揽”字？况且“揽”字为右军避家讳观点，自古迄今，殆无异论，实际上已认定了王氏家族避讳至曾祖四世的事实。可见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需要避讳与否，而在于讳至几世。倘若王羲之避曾祖王览讳，则说明至少两晋时期的琅邪王氏一族，是遵循“五世亲尽”礼制的。王羲之不仅避父（旷）、祖（正）讳，也避曾祖（览）、高祖（融）讳。尽管如此，据“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国讳例表”与“魏晋南北朝士族犯讳实例表”[16]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士大夫犯讳似多止于祖，犯至曾祖讳例少见。当然说少见也不是绝对没有，例如《宋书》卷六十一记刘敬先“本名敬秀，既出继而绍妃褚秀之孙女，故改焉”。褚秀乃庐陵王刘绍妃之祖父。起初因庐陵王刘义真无子，太祖以第五子绍为嗣，绍亦无子，以南平王铄子刘敬先为嗣。褚秀乃外戚，不在国讳例，然在敬先即属曾祖辈，以内讳当改名。

　　观以上正反两方的“证据”，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然而也都难于坐实，这也恰好说明了文献证据法自身存在的缺陷。因为流传至今的文献，多为后人集录以成，其中文字增损衍夺自不必说，而辗转传抄或刻印传播时所出现的改动或讹误，更是在所难免。比如《兰亭序》帖本作“揽”，而传世文本《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等，均改回作“览”了。所以，最为直接有效的证据，还应该从第一手资料中获得，例如古人文稿手迹、法帖碑刻以及考古发现等文字资料。《授衣》《不谓》《天宝》三帖正具备了“一手资料”特征，可信度远超辗转传抄、刻印传播的文献。三帖不仅具有超越千古的艺术价值，更具备了极其重要的“证据”价值。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阁帖研究经久未衰，包括刻帖字迹、语词解释以及史实考证等多个方面，历朝历代不乏学者专家考校论证，可供借鉴参考者甚多。但从研究角度看，类似解题赏析之类的文字，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参考综合众说以及笔者观点，在《授衣》《不谓》《天宝》三帖之中，选取最为可信、最具代表性、最具特殊意义的王献之《授衣帖》，作为重点考察对象。[17]

　　二、关于《授衣帖》

　　在展开讨论之前，先就《授衣帖》的可靠性略作申论。从结论而言，《授衣帖》是由来有绪、内容完整、书法遒美的王献之行书代表作之一，是一件极有可能源出梁内府所藏真迹的摹本[18]。

　　宋黄伯思（1079-1118）《东观余论》[19]下卷“跋王大令《授衣帖》后”（图4）条言：

　　右摹本王大令献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权、陈惠辩押尾。盖梁御府法书也。笔势闳放，实子敬书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阳官舍装。

　　图4ˉ 下卷“跋王大令《授衣帖》后”条

　　同书《法帖刊误》“弟九王大令书上”条云（图5）：

　　《授衣帖》历世所传自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当云：“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絫耳，比者忉怛，当不可言，当不可言。献之死罪。”法帖无此四十三字，又其间多有燥笔及鱼食处，而官帖不复依本，其失多矣。[20]

　　图5ˉ 上卷“弟九王大令书上”条（宋嘉定三年刻本《东观余论》）

　　从黄伯思的记录可追溯到三方面信息，以证明上述对《授衣帖》作出的结论。第一，黄伯思曾见过梁御府《授衣帖》摹本，并与《淳化阁帖》比较，揭示出“一卷七十二行”“徐僧权、陈惠辩押尾”“法帖中亡其帖尾”的“四十三字”以及“其间多有燥笔及鱼食处”等摹本独有的信息。检《淳化阁帖》诸本，皆阙“政在此耳”后四十余字，而《大观帖》等则不阙（图6下释文），与摹本一致。

　　图6ˉ《授衣帖》，明拓陈威题签本《大观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献之死罪，授衣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恸，痛毒难居，见徐？并使君书，承比极胜，但承此凶问，当复大顿耳，比日忧驰无复意，不审尊体云何，脚及耳痛气，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然所以为识，政在此耳。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絫耳，比者忉怛，当不可言，献之死（罪）。

　　第二，清孙承泽（1593-1676）《闲者轩帖考》“大观帖”条[21]，引宋人王澧翁隆兴二年甲申（1164）六月初十日与乾道九年癸巳（1173）八月朔二条跋，其中透露如下消息：

　　宋拓有黄白纸二种。白纸者所见不一，而黄纸者止见一部，字法精妙，不亚真迹一等，乃徽宗赐宰相余深者。帖主屡易，兵火频经，犹得存十之七八，非神鬼呵护，不及此。末卷跋云：“大观三年四月赐到，中书侍郎臣深谨题。”又王澧翁跋云……初，道君（宋徽宗）视淳化帖王著标题多误，临摹失真，板纹皴裂。诏出真迹，更命蔡京书签，刻石太清楼下，渡江，石留东都。语在施宿释文叙。盖此十卷也，其间更正颇多，如子敬《授衣》一帖，已增《淳化》四十三字，与秘书郎黄伯思所辩正同，此刻几无遗憾。每版前小字，上题卷数，中题版数，下书刻者名，长短一体，不烦剪截。字画丰腴，自是一种风景……甲申六月初十日，三山王澧翁兰思识。

　　癸巳秋，又见残帖数卷于朱丞相文靖家……因知此帖未尝再勒，但当时尚方过江，榷场工墨有精粗，遂成二物也。八月朔，九仙山人王澧翁。（此后孙承泽所录）其印文一曰“三山羽人”、一曰“王澧翁”、 一曰“王氏兰思”，每本每页有“南轩”小印。

　　王澧翁为南宋人，又是法帖鉴藏家，所言当可信凭。据此可知王澧翁所见者，乃宋徽宗赐宰相余深（约1050-1130）“黄纸本”，清时尚在孙承泽处，张廷济（1768-1848）曾经目验[22]。王澧翁对余深黄纸本《大观帖》绝赞不已，认为不下真迹一等。其中关键一点，即他指出了余深黄纸本中《授衣帖》也有多出的“四十三字”，据此可订正《淳化阁帖》之阙。并且他还认为，黄伯思所言之本，与此本正同。此益证余深本《授衣帖》很可能是据宋内府的摹本上石重刻的拓本。

　　第三，《授衣帖》见于《宣和书谱》卷十六著录，知墨迹本曾入藏北宋内府。《大观帖》成于大观年间（1107-1110），摹写《授衣帖》所据底本，或宋徽宗赵佶(1082-1135)“诏出墨迹”[23]的内府“墨迹”之一，即黄伯思所见的梁御府“摹本”也未可知。换言之，《宣和书谱》所著录的《授衣帖》，可能就是黄伯思目验过的那件“右摹本王大令献之《授衣帖》”。它们之间的共通点在于，在“政在此耳”之后都多出四十余字，特别是帖尾的“献之死罪”，恰好与帖首“献之死罪”相对应，尺牍书式完整。然而反观《淳化阁帖》本，行文至“政在此耳”戛然而止，帖尾应还有文字，或因所据摹写底本已残泐不全所致也未可知。再据宋曹士冕《法帖谱系》所记：“《大观太清楼帖》……其间有数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迹摹刻。”[24]比起《淳化阁帖》本，《大观帖》本“多出字”显然更具备了“多寡不同”这一特征，此又为《授衣帖》“用真迹摹刻”增添一间接证据。

　　黄伯思《法帖刊误》“弟九王大令书上”条评阁帖：“此卷王大令部，伪者最少。”[25]应自有其根据。今观卷九所录王献之诸帖，确实佳迹纷呈，远胜卷十。《授衣帖》乃《淳化阁帖》卷九中最上乘作之一，排列第六。自宋代以来，帖学大家殆无人质疑《授衣帖》[26]之真伪，且《授衣帖》乃首尾具名“献之”之完整尺牍，可排除他帖误混入之可能。

　　以下，从形式（形制）和内容（帖文）两方面，对《授衣帖》做更深入的考察。

　　三、《授衣帖》的形制

　　（一）收刻与著录

　　现今《授衣帖》只有帖本传世，唐代墨迹本（拓模及临摹本）以及张彦远《法书要录》中《大令书语》[27]等早期文献，均未收录。到了宋代，不但《授衣帖》墨迹入藏内府，被《宣和书谱》（卷十六）著录，而且刻入《淳化阁帖》（卷九）等宋代丛帖中，其渊源流传，十分清晰。如前所述，宋黄伯思似见过梁御府所藏摹本，并在《东观余论》上卷《法帖刊误》“弟九王大令书上”条、下卷“跋王大令《授衣帖》后”条中有详细记录。

　　现将收刻《授衣帖》的主要丛帖以表1列示，其中《淳化阁帖》系列丛帖（略称“阁帖系统”）仍有宋拓本存世，可供参考。《大观帖》系列丛帖（略称“大观系统”）宋拓本已无完整拓本传世，十卷通行本多为明清的重刻、翻刻本。

　　本文所使用的丛帖图录，均采自故宫出版社刊行的大型图书《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28]。

　　表1ˉ丛帖收刻《授衣帖》表

　　阁帖系统12行

　　1.宋拓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29]

　　2.宋拓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卷九（上海图书馆藏）[30]

　　3.宋拓泉州本《淳化阁帖》卷九（上海图书馆藏）[31]

　　4.宋拓冯铨旧藏本《绛帖》后卷七（故宫博物院藏）[32]

　　5.宋拓方一轩旧藏本《绛帖》后卷七（故宫博物院藏）[33]

　　6.宋刻拓本《汝帖》卷六（故宫博物院藏）[34]

　　7.元拓本《淳化阁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35]

　　大观系统13行

　　8.明拓本《大观帖》册四（国家图书馆藏）[36]

　　9.明拓杨应询跋本《大观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37]

　　10.明拓新安詹濂跋本《大观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38]

　　11.明拓陈威题签本《大观帖》卷九（故宫博物院藏）[39]

　　12.《太清楼残帖》卷九9行（故宫博物院藏）[40]

　　13.《宝晋斋法帖》卷六18行（上海图书馆藏）[41]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淳化阁帖》与《大观帖》的行款版式不同，造成同一帖的外在形式的不同（如行数与字数的差异），因此在表中分为阁帖系统（《淳化阁帖》为主）与大观系统（《大观帖》为主）两大类，以便于比较。第二，除此之外，仍有行款不同于前两大系统者，如6号《汝帖》本、12号《太清楼》本、13号《宝晋斋》本即属此类。《汝帖》本卷六所收《授衣帖》，当从阁帖摹入[42]，故应归阁帖系统，唯行款略异，作11行（图7，见表2）。或因择选阁帖翻刻，而帖序及编排未循阁帖旧式样？不得而知。《太清楼残帖》（图8）亦存《授衣帖》，此残帖兼有阁帖、大观二系统共通点：第一，其名称同《大观帖》（又称《太清楼帖》）而作9行，则与大观系统13行有异。第二，帖文字数与《淳化阁帖》同，行数又与阁帖系统之12行不同（表2）。此残帖还涉及诸如数帖连刻现象，亦拟另觅机会专论。

　　图7ˉ《授衣帖》，宋拓本《汝帖》，故宫博物院藏

　　表2ˉ《授衣帖》行款异同

　　图8ˉ《授衣帖》，《太清楼残帖》本，故宫博物院藏

　　宋拓本《宝晋斋法帖》本（图9）除了18行不同于《大观帖》13行（表2）外，字数内容均一致。从结论上讲，应视为《大观帖》同系统之一支。《宝晋斋法帖》所收诸帖，卷末特标注“右曹氏家藏”“右曹氏家藏真迹”两类，以区分墨迹本与刻帖拓本。标“真迹”者有卷一、卷三、卷八；未标“真迹”者有卷二、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十。《授衣帖》收在卷六，应是刻帖。[43]这些刻帖多来自现今已散失的宋代刻帖。关于《宝晋斋法帖》所收刻帖来源，水赉佑认为：“其中有部分是翻刻当时的宋代丛帖及刻石，如《星凤楼帖》，清閟堂《随州所刻帖》《江西帅司帖》，单炜的襄阳石刻等。这些帖在宋代虽属普通的拓本，但对七百多年后的今天来说，古刻大都散佚，这些法帖已成为传世难觅的孤本善本。”[44]由此可见，《宝晋斋法帖》所收帖之来源，值得注意。毕竟现今很多罕见之帖，多赖《宝晋斋法帖》才得以保存下来，而《授衣帖》即为其中稀见帖之一。然而问题在于，无论其源自宋代何帖，肯定不是从《淳化阁帖》所出，这也说明宋代诸帖中“多出字本”《授衣帖》，很可能不止《大观帖》《宝晋斋法帖》，应该还有其他丛帖。另外《宝晋斋法帖》作18行者，应是据其全帖版式摹写刻石调整如此，并不具有另一种版式特征上的参考价值，也不能作为考察与其所据底本之间关联的依据。

　　请横屏观赏

​　　图9ˉ《授衣帖》，宋拓本18 行《宝晋斋法帖》，上海图书馆藏

　　（二）《授衣帖》字数与行款

　　《授衣帖》行款与字数分为12行100字（阁帖系统，图1）与13行138字（大观系统）两大类；前者以《淳化阁帖》为主要代表（《绛帖》等亦属阁帖系统），后者以《大观帖》为主要代表（表2）。阁帖系统与大观系统之所以出现行款差异，乃因《大观帖》比《淳化阁帖》版高约二三字格，致使每行字数增加而行数减少。换言之，因《大观帖》“刻本较《淳化阁》高寸余，每行多刻一二三字不等”，[45]而致与《淳化阁帖》形式有异焉。《授衣帖》除了行款外，还有大观系统比阁帖系统“多出字”[46]的问题需要讨论。

　　表2列出的阁帖系统，以《淳化阁帖》本（包括《汝帖》本）为主；列出的大观系统，以《大观帖》本（包括《宝晋斋法帖》本、《太清楼残帖》本）为主，主要列示各帖的行数、文字差异，以便于比较考察。

　　很明显，大观系统多出约38字，最为显眼。从总体上看，《授衣帖》的帖文不论在阁帖系统还是在大观系统中，均存在残缺现象，而这里的问题是大观系统的多出字。其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多出字数的计算差异；二是多出文字是否属于《授衣帖》内容。大观系统的《授衣帖》多出字，根据对释文理解以及阙字等情况，字数因人而异，有38、42或43字三种算法。

　　首先，“四十三字”之说出于黄伯思《法帖刊误》“弟九王大令书上”（前出）。黄所谓“《授衣帖》历世所传自为一卷”者，当指“跋王大令《授衣帖》后”所说“摹本”，而这里所说的“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当云……”之“法帖”，应指《淳化阁帖》[47]。黄在此是将摹本与阁帖做比较而言的，指出了阁帖《授衣帖》阙“政在此耳”以下四十三字，而黄所见的摹本有徐僧权诸人“押尾”，属梁御府“摹本”。故此“四十三字”很可能就是摹本《授衣帖》原有形态。复检今传世《大观帖》诸本，于“政在此耳”后皆存多出字，与黄所见“摹本”正同。

　　其次，黄言“四十三字”之数，是将“当不可言”四字作为重叠句释读的，因字旁有点示意重叠，此尺牍惯用写法，右军帖中尤多见之。若将帖末所阙“罪”字也算在内，恰好为43字。检今存世诸本，只存42字，皆阙最后“罪”字。也许黄所见“摹本”不阙，所以他说“四十三字”。

　　再次，大观系统的《授衣帖》文末止于“死”（图6），后所泐之“罪”字可能是在另起一行摹写时摹失？或帖文编辑分合时丢失？不得而知。然而比照行款改动较大的《宝晋斋法帖》本18行《授衣帖》（图9），末行“献之”止于行中，行下尚有余裕，但也是阙了“罪”字。故可推测，“罪”字并非摹写时丢落，《宝晋斋法帖》本所据之帖原阙的可能性很大。

　　最后，关于多出文字是否为《授衣帖》内容的一部分？此问题亦无定论。清姚鼐(1732-1815)认为“多出字”不属《授衣帖》：

　　《大观帖》于此帖尾增四行三十余字，然文理实与此书不相属，《淳化》截之未为失也。吾谓此是郗超亡时与郗愔之书。当时重州将之礼，方回（郗愔）虽大令之舅，而尝为徐州刺史，故称曰使君。首列“死罪”，以民敬礼为重也。方回父母，大令外祖父母，故言因授衣节至而哀慕，又兼下恸其子也。[48]

　　姚鼐从内容判断《授衣帖》乃王献之与郗愔书，因为礼敬郗鉴，又事涉郗超（336-378），尺牍内容完整。而多出字从内容看，似是与之无关的另一帖，后人误属遂混为一帖。聊备一说，不作定论。

　　以下讨论黄伯思“跋王大令《授衣帖》后”所言“一卷七十二行”摹本问题。中田勇次郎解题《授衣帖》提及此问题：“所谓一卷七十二行，或指将《授衣帖》置于卷首的一卷之意？”[49]亦不确定“一卷”具体所指。李宁也认为“黄伯思所见到的摹本《授衣帖》共七十二行……此帖72行应当指的是一卷的行数，而宝晋斋本、大观本的18行[50]，应该是这一卷的第一个帖，其他帖皆不见”[51]。笔者同意二人的看法。以存世的《授衣帖》看，《淳化阁帖》本12行、《大观帖》本13行、《宝晋斋法帖》本18行，皆难约等于72行之数，故《授衣帖》为一卷的可能性不存在。如果1卷72行是指丛帖的卷数和行数，检《淳化阁帖》卷九计216行，《大观帖》卷九计252行，亦与72行难符。所以，72行所指的是一卷的行数，而《授衣帖》为其中第一帖的看法是合理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一卷究竟能收纳多少行古帖？检唐褚遂良（596-658或659）《王羲之书目》[52]所收王羲之“正书”5卷40帖、“行书”58卷360帖。统计结果是：共1761行，1卷最多60行、最少13行，平均1卷约28行。这样看来，1卷72行这种大容量规格，或应是黄伯思“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阳官舍装”（前出）那个时代册页卷子装的尺寸规格也未可知。其次，若《授衣帖》为一卷中第一帖，则其后所余之帖，亦当为同类摹本无疑，或许因非梁御府旧藏，故黄伯思特意只记录了《授衣帖》，以示郑重。以上两点推测不作结论，仅供参考。

　　另外，《授衣帖》的版式有一处较为奇特，此阁帖、大观二系统皆同。即第十行、第十一行“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然所”两行字迹忽然变小。从版式字迹与行数配置来看，似将两行字挤在容纳一行的狭小空间内，字迹偏小，行距亦局促（图1第十、十一行），甚至在后之重刻、翻刻中，亦隐见其痕迹者。或所据原本如此？抑或刻意为之，例如摹写《授衣帖》上版（石）镌刻时，发现预留的版面行数少一行，遂变二为一，把第十行与十一行字迹缩小刻入？均不得而知。

　　四、《授衣帖》的帖文

　　以下讨论《授衣帖》帖文的句读、语释、考释等问题。《授衣帖》之帖名见于《宣和书谱》卷十六；刻帖本收录见于历代丛帖者：《淳化阁帖》卷九、《绛帖》后卷七、《汝帖》卷六、《大观帖》卷九、《宝晋斋法帖》卷六、《东书堂集古法帖》卷八、《宝贤堂集古法帖》卷六、《玉烟堂法帖》十一册等。现存较有代表性的拓本参见表1。《授衣帖》为《淳化阁帖》等丛帖收录，因此《授衣帖》研究与丛帖研究密切相关。有关基础文献及相关考释等，一并附于文后，以供参考。以下据基础文献及相关评述考释，间参以笔者意见，就《授衣帖》的帖文，试做一些简略的讨论。

　　尝谓魏晋尺牍若断烂朝报，解之者每遇疑难处即指为阙文，此为释读常态。宜乎钱锺书感叹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53]，足见其晦涩难通。揆度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文章断句。盖魏晋尺牍法帖存世者，无论文本还是刻帖，多语句不全、衍夺交错，字足句完、首尾完整者盖鲜。董仲舒（前179-前104）所谓“诗无达诂，味有别裁”，以之比况尺牍法帖解读，可谓贴切矣。盖帖文解读，应建立在对书式语词深入了解之上，方可推测其语境义涵，并做约略可通的释读，此唯见仁见智，并无所谓标准答案。二是字词考释。因尺牍习语特殊，按其字词本义求之，往往不得其解。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或可运用“内证法”和“类比法”考索，或更能窥见其本义。具体而言，即在了解字词原义的基础上，从魏晋人包括二王的尺牍中寻找相同相似语词，根据上下文意比较归纳、分析探讨其表述习惯，据以求得公则通例，推论衍绎其大致语意。至于实在不可解者，当阙疑待考。

　　（一）句读

　　古文一般无须断句，然法帖帖文比较特殊，需要尽量借鉴参照前人成果。较早的为民国时期刊行《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宋刘次庄《法帖释文》，其中施以简略句点，便于阅读。至于《大观帖》“多出字”部分，参考《淳化阁帖集释》[54]注1所标句读录出。

　　献之死罪，授衣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恸，痛毒难居，见徐？并使君书，承比极胜，但承此凶问，当复大顿耳。比日忧驰，无复意。不审尊体云何，脚及耳痛气，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然所以为识，政在此耳。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絫耳比者忉怛，当不可言，献之死罪。

　　各家对于《授衣帖》的解读和断句不尽相同，特列示对比如下：

　　《中国书法全集》[55]（略称《全集》）王献之帖解题作：……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不录《大观帖》多出字）

　　《淳化阁帖译注篇》[56]（略称《译注》）注释12作：……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今不为因累耳。

　　《王献之杂帖解义》[57]（略称《解义》）语注10作：……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今不为因累耳。

　　《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作：……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不录《大观帖》多出字）

　　《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58]（略称《笺证》）作：……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困累耳。……

　　《淳化阁帖集释》[59]（略称《集释》）作：……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絫耳。

　　《中国法书ガイド18：王献之尺牍集》[60]（略称《尺牍》）作：……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不乃为患，眠食几许，使君今地，实难为识。……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累耳。

　　按，诸本“絫”多作“累”，不确。又《全集》《解义》[61]误“令”为“今”；《笺证》误“因”作“困”，盖形近致讹，一并订正。

　　诸本读作“得此哀号何如”；《全集》“何如”与下句连，似不确。

　　诸本读作“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全集》读如“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此”，《解义》读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尺牍》读如“得此哀号何如。先大恶时灸创。特不堪”。似皆不如诸本之作“特不堪此”，而《解义》《尺牍》“堪”“此”分断，尤不宜。

　　诸本读作“使君今地，实难为识”，《全集》《集释》则读如“使君今地实难为识”，似中间不点断为宜。

　　诸本于“多出字”内容的释读，虽各有所得，然笔者仍倾向于《笺证》之作“当今可复使不？万全不？愿其以多算难易，得之便自可，令不为因累耳”断句略胜。唯“因”误讹为“困”是其瑕也。

　　以上断句各家意见不一，唯见仁见智，无孰是孰非。尝谓魏晋尺牍法帖释文文本，标注即可，以不断句为宜，以免误导。

　　（二）语释

　　1.授衣：古代以九月为授衣之时，源自《诗·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后成农历九月别称。有如流火、冬至、岁首等节日将至，祭祀先祖，所谓经节之吊也。如《淳化阁帖》卷三所收王凝之（334-399）《庾氏女帖》有“八月廿九日告庾氏女，明便授衣，感逝悲叹，念增远思……”的感叹，与王献之《授衣帖》所言“诸感悲情”一致。帖言八月二十九日书，明日农历九月授衣节便至。又如郗昙（320-361）子郗恢亦有《授衣帖》，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62]卷七曾著录且为作赞。授衣如此，流火亦然。《淳化阁帖》卷二所收谢万《告郎帖》有“七月十日万告朗等，便流火，感伤兼切不自胜……”又王羲之亦有不少类似的经节之吊尺牍，如“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顿首顿首，冬月感叹兼伤……”（《右军书记》180，略称“书记”）“十月十五日羲之顿首，月半哀伤切心，奈何奈何，不可忍居……”（书记35）其中“冬月”“月半”“流火”皆与“授衣”同，后必缀以哀叹语词。说明晋人确有经节之际致书问答的习惯。

　　姚鼐认为《授衣帖》“首列‘死罪’，以民敬礼为重也。方回（郗愔）父母，大令外祖父母，故言因授衣节至而哀慕，又兼下恸其子也”。[63]按，郗愔（313-384）父母即郗鉴（269-339）夫妇，王羲之岳父母、“大令外祖父母”也。

　　2.徐？：人名，不详何人。《笺证》：“不详其人，或是（三国时）徐邈（172-249）族人。”

　　3.使君：此称有三义，一是州郡地方官；二是奉命出使人的尊称；三是一般尊称。《解义》：“对地方长官在任者的称呼，此书翰的收信人。”姚鼐云：“当时重州将之礼，方回（郗愔）虽大令之舅，而尝为徐州刺史，故称曰使君。”[64]他认为“使君”即王献之舅郗愔，曾任徐州刺史，故称使君。

　　4.凶问：魏晋吊丧书常用语。王羲之帖：“庾虽笃疾，谓必得治力，岂图凶问奄至，痛惋情深，痛惋情深……”（书记398）。

　　5.大顿：《解义》：“沮丧。”王羲之《想弟帖》：“吾不复堪事，比成此书，便大顿。”(《淳化阁帖》卷六)此“大顿”意指身心疲惫不堪。又“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书记154)此当言（形势）不顺受挫之意。“大顿”与“委顿”意同，而程度略高，感叹语词。按，王羲之尺牍中“委顿”频出，如“患散乃委顿，耿耿”(书记189)，“敬豫乃成委顿，令人深忧”(书记88)，“知前乃尔委顿，追以怛然，今转平复也”(书记443)，“知贤室委顿，何以使尔甚助？耿耿” (《贤室委顿帖》，收入《淳化阁帖》卷七)，以及“便成委顿，今日犹当小胜，不知能转佳不？”(《淳化阁帖》卷五)等，皆是此意。

　　6.忧驰：《解义》：“担忧。”王献之帖常用感叹语词。如《吴兴帖》：“姊经感极顿，忧驰益深”；《岁尽帖》：“姊三兄诸患故尔，不损忧驰”；《节过帖》：“兄告说姊故殊黄瘦，忧驰可言”；《天宝帖》：“甚以忧驰，眠食复多少？”（均收入《淳化阁帖》卷九）大意皆如此。

　　7.脚及可痛气：《淳化秘阁法帖考正》：“‘脚及可痛气’当作‘脚及耳痛气’，言脚与耳皆有痛气也。刘、顾释作‘可’，文义不可通。又‘可’字与帖末‘可’字，长短虽不同，笔法自一，当以‘耳’为正，顾释误。”王澍说是，诸本从“耳”。

　　8.灸创：伤疤，针灸疗留下的创口。王献之《冠军帖》：“不觉转胜，灸无所觉，忧驰深。”（《淳化阁帖》卷九）王羲之尤多见，如“吾胛痛剧，灸不得力，至患之”（书记228）；《太常帖》：“太常故患胛，灸俞（愈），体中可可耳”；《月半帖》：“参军得针灸力不？甚悬情”（《淳化阁帖》卷七）；《雨快帖》：“灸得力不，不得后问，悬悒不知怀”；《阮公帖》：“大灸不得力，而从事以至，甚无计”（《雨快帖》《阮公帖》均收入《淳化阁帖》卷八）；等等，均指这种针灸治疗。

　　9.不乃：岂不，莫非。还见于王羲之帖“云与谢豫州共入河，不乃烦剧？”（书记41）王献之《天宝帖》“不审不乃恶不？”（《淳化阁帖》卷九）等。

　　10.患：应指“灸创”而致患，细查此字形颇近“恚”字。皇甫谧（215-282）曾经“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常悲恚”[65]。此“委顿”后呈现的“恚”态，不知与王献之帖中所言的“大顿”是否关联。

　　11.眠食：睡眠饮食。此语二王帖多见之，如王羲之《豹奴帖》：“既不能眠食，深忧虑，悬吾情，至不能不委。”（孙氏本《澄清堂帖》四）王献之《节过帖》：“不审尊体复何如？眠食转进不？”《天宝帖》：“甚以忧驰，眠食复多少？”（《淳化阁帖》卷九）

　　12.今地：《译注》《解义》：“现任职地。”

　　13.为识：语意未详。《译注》《解义》：可能是制定政治手段与方法，去掌握了解对方之意？似无确证。据姚鼐考“使君今地实难为识者”一句云：“当谢幼度（玄）受任往淮上拒符坚之时，郗超能料其不负委任，淮淝之捷在太元九年，计超亡亦略当其会矣。郗愔传言愔太元九年卒，然则愔虽有‘小子死晚’之发怒，而固亦不旋踵而终矣。非大令此书所云‘使君今地实难为识者’乎？”[66]“实难为识然所以为识”或许如姚所考，乃王献之慰劝感郗愔语，然于语意无说。

　　按，此“识”或许另有其意。此句若断为“难为……”语式，意为“……难以承受”或“难以承受……”，似便于释读。右军尺牍颇见此类用例。如“……省弟累纸，哀毒之极，但报书，难为心怀，况卿处之，何可具忍？”（书记182）“……嫂疾至笃，忧怀甚深，穆松难为情地……”（淳化6《？安和帖》）“……刘夫人灵坐在堂，政尔远来，于礼诚不可违。所以狼狈远迎，汝情地信难忍……”（书记348）“……胡之惟分推，难为心，当有分西者否？”（书记184）“……岂复以既往累心，率事自难为怀，如之何？”（《韩香馆帖》《诸贤子帖》）“……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又遗谢万书》）据此或可如此解释王献之“使君今地，实难为识，然所以为识，政在此耳”语义：使君如今实在难以承受这件事，之所以还能承受，道理就在于此。

　　14.比者：近来。如王羲之《积雪凝寒帖》有“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十七帖》）；另有“比者，尚悬悒”（书记45），“比者且当数致年知”（书记323）。皆同此义。

　　15.忉怛：悲伤、担心状，感叹语词。王羲之帖常见“怛怛”（书记130），“忧怛”（书记30、书记131），“怛深”（书记42），“忧之怛怛”（书记135），“恻怛”（书记287），“伤怛”（《宝晋斋法帖》）等，度其用例，大抵不出此义。

　　（三）帖文内容

　　关于《授衣帖》帖文的基本内容，姚鼐推测此帖是王献之在“授衣”将至，祭祀先祖之时，书呈其舅父郗愔的书简，其中涉及两件事：一是经节之吊临之际，表达对外祖父母的思念；二是向郗愔表示对其子郗超亡故悲痛以及安慰之意。姚说聊备一说，毕竟“使君”是否确为郗愔，尚需证据。

　　结语

　　以上，从各个方面系统地讨论考察了王献之著名法帖《授衣帖》。从结论上说，第一，《授衣帖》是出自王献之手笔书帖无疑。第二，《授衣帖》源于梁御府法书旧藏，乃由来有绪、真实可靠的法帖。第三，《授衣帖》与《不谓帖》《天宝帖》二帖一样，均出现了避讳字“政”，这为论证王氏一族遵循“五世亲尽”之礼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从根本上否定《兰亭序》“揽”字非避讳字的主张，具有超越书法史之上的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多重学术研究价值。最后，《授衣帖》乃王献之行书代表作之一，书法艺术高妙雅致，颇得王羲之神髓。黄伯思跋赞此帖“笔势闳放，实子敬书之合作者”。[67]这是十分恰当客观的评价。

　　注释：

　　[1]五世亲尽，意为中止旧讳转避新讳，舍故即已祧不讳，即为新去世的父母避名讳。语出《礼记·檀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自寝门至于库门。”陈垣《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卷五“已祧不讳例”云：“祧者，远祖之庙，迁主之所藏也。王制：天子七庙，气昭三穆，与太祖庙而七。除太祖为不祧之祖外，大抵七世以内则讳之，七世以上则亲尽，迁其主于祧，而致新主于庙，其已祧者则不讳也。”尽管此论帝王之讳礼，然清周广业以为诸侯亦五庙，又谓古人五世亲尽（《经史避名汇考》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可知古人对待从第五世祖以上的远祖，是可以“已祧不讳”的。

　　[2]王正，王览之子、王羲之祖父。关于王正，《晋书》卷三十三《王览传》曰：“正字士则，尚书郎。”此外《世说新语》“识见篇”十五刘注引《王彬别传》曰：“祖览，父正，并有名德。”史书所载王正事迹，仅此而已。至于缘何如此，原因不详，也许是过早去世未能留下太多事迹的缘故。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中”云：“正字士则，晋尚书郎。三子：廙、旷、彬。”王正三子，表中顺序有误，此三人中以王旷最长，依次为廙、彬。

　　[3]《淳化阁帖》卷九有王献之《参军帖》云：“李参军无政，日有此议。”按，此“政”字用如本义，非“正”改字，而且清人王澍评为伪书，可以不用讨论。王澍云：“此帖与《东家》(《参军帖》)、《嫂更恶》等帖大略相同，此更率而滑矣，定是伪书。”见《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九《鄱阳归乡帖》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4]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范祥雍点校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后附。

　　[5]宋刘次庄《法帖释文》，收于《丛书集成初编》（1606册，中华书局，1985）影印《百川学海》本《淳化阁帖释文》。

　　[6]宋许开《二王帖评释》卷下“大令书”，陈庆年辑《横山草堂丛书》乙集所收。

　　[7]明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明万历四年（1576）刻本。

　　[8]清乾隆敕修《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即《丛书集成初编》本《淳化阁帖释文》（1619-1620册）。

　　[9]宋米芾认为《玄度帖》为“大唐左卫长史张旭书”。黄伯思则评：“《玄度何来》亦似逸少语，其字皆张长史（张旭）、藏真（怀素）辈伪作，或自书二王帖语耳。”[宋黄伯思《法帖刊误》“法帖刊误弟十王大令书下”《玄度何来帖》条，《宋本东观余论》（中华书局，1988）影印宋嘉定三年刻本]

　　[10]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玄度帖》条：“当是歧当还，歧，人名也。歧当二字以笔驶，故亦不甚应模矩。”（前出）

　　[11]馆本《十七帖》第十一帖，收入祁小春：《王羲之〈十七帖〉汇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12]关于王羲之为避讳而改“正”为“政”之说，详见祁小春《〈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关于政与正”以下诸节。本文收录于《中国文化》第22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2006年5月；后收录于祁小春著作《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石头出版社2007年、文物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及《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增补修订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

　　[13]祁小春《〈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前出）。

　　[14]流传至今的文献原文多后人集录其文以成者，其中多有文字增损现象，故不能排除后人辗转传抄或刻印传播时出现改动或讹误之可能。如《兰亭序》帖本“揽”，传世文本如《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均改作“览”。

　　[15]笔者有《〈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前出）专文讨论，兹不赘述。

　　[16]见《〈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前出）中“关于避讳字揽”一节并“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国讳例表”和“魏晋南北朝士族犯讳实例表”。

　　[17]若三帖汇考，则篇幅过大，故有关《不谓帖》《天宝帖》讨论研究，另做专文考论。

　　[18]清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帖记》[收入《学书迩言（外二种）》，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评《授衣帖》：“真迹今不传，《禊兰堂》得旧本重摹，前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押，后有‘魏国公印’，模刻尚称精善。”意指或在宋贾似道时真迹尚存，宋贾似道（1213-1275）曾藏，疑即之前黄伯思所见梁御府摹本。又谓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押，此元皇室藏书印。则至元二十二年（1285）其摹本尚存耶？

　　[19]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宋本东观余论》（中华书局，1988）影印宋嘉定三年刻本。

　　[20]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法帖刊误》卷下“弟九王大令书上”（前出）。

　　[21]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附《闲者轩帖考》，清乾隆间鲍氏知不足斋刻本。

　　[22]张廷济《清仪阁题跋》“大观帖原刻残帙”条：“右帖廿三行，前‘晋王献之’四字一行，后‘陈怀玉镌’四字一行。去夏乡间蒋姓售来，盖《大观帖》真原刻旧拓本也。北平孙氏《闲者轩帖考》载：‘大观三年赐中书侍郎余深，黄纸拓本，末卷三山王澧翁兰思跋有云：“每版前小字，上题卷数，中题版数，下书刻者名，长短一体，不烦剪截。”’案，余深本退谷所得，近在苏州同邑友人魏石翁曾一寓目。“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所收。

　　[23]宋陈思《宝刻丛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所收宋施宿《大观帖释文叙》载：“大观初，徽宗视《淳化帖》板已皴裂，而王著一时标题多误，临摹或失真。诏出墨迹，更定汇次，订其笔意，仍俾蔡京书签及卷首，刊石太清楼下。”

　　[24]宋曹士冕《法帖谱系》“大观太清楼帖”条：“大观中，奉旨刻石太清楼，字行稍高，而先后之次亦与《淳化帖》小异。其间有数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迹摹刻，凡标题皆蔡京所书。卷尾题云：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模勒上石。”见《法帖谱系 石刻铺叙 凤墅残帖释文》，收入《丛书集成初编》1600册（前出）。

　　[25]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前出）。

　　[26]当然他帖混入的可能亦不能排除。例如阁帖确曾误置王羲之或家人尺牍于子敬帖名下，收在卷九的王献之《玄度帖》，就是误置王献之帖中者。《玄度帖》涉及王羲之同辈人谢尚(308-357)、许询（字玄度），黄伯思认为此帖为晋穆帝时人书。《东观余论》“法帖刊误卷下第九王大令书上”（前出）云：“玄度时来一帖，米以为无名人作，仆谓此真晋人语，但笔势疏缓多失落耳。谓大令书则非。盖中云仁祖欲请为军司。案献之以晋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谢尚于穆帝升平元年卒，时献之方年十三，请军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时才十许岁，安得已作书论时事？殆是穆帝时他人书。后玄度何来迟亦此类。”其实，此帖可能是王羲之书，因为子敬晚辈当不能直呼谢尚（“仁祖”）、许询（“玄度”）字，而在王羲之帖中却频繁出现。《玄度帖》涉及的王羲之同辈人谢尚、许询，《晋书》无传，据《剡录》载，其“隐在会稽幽究山，与谢安、支遁游处，以弋钓啸咏为事”。又据许询后人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八记，许询“常与沙门支遁及谢安、王羲之等同游往来”。《晋书》卷六十七《郗愔传》：“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后以疾去职，乃筑宅章安，有终焉之志。十许年间，人事顿绝。”据此可知他与王羲之交情甚密。

　　[27]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范祥雍点校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28]见《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图录及“法帖图版说明”（故宫出版社，2014）。

　　[29]《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前出）第五册收录。

　　[30]同上。

　　[31]《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前出）第十二册附录一收录。

　　[32]《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前出）第七册收录。

　　[33]《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前出）第八册收录。

　　[34]《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前出）第九册收录。

　　[35]《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前出）第十三册附录二收录。

　　[36]同上。

　　[37]同上。

　　[38]同上。

　　[39]同上。

　　[40]同上。

　　[41]《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前出）第十一册收录。

　　[42]详见佘彦焱《汝帖述略》一文，《中国法帖全集》第四册（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所收。

　　[43]例如《宝晋斋法帖》卷一、卷三、卷八所收帖多见“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满骞”等押署，行文亦多见平起空格阙字（如《何如帖》《旧京帖》等），这些都具备了典型的摹本特征。至于卷八王徽之《新月帖》，则为《万岁通天帖》之一，摹本今尚存世，皆可证明。故宋人所谓“真迹”并非全是真迹之意，有时泛指摹本之类的墨迹本，用以区别刻帖拓本而已。关于此问题，李宁《南朝押署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21）第三章第三节有专门研究，其结论是：“曹之格书此旨在表明法帖出处，文中出现‘真迹’‘帖’及‘刻帖’三个词来区别法帖的原有状态。从字面理解，‘真迹’与‘刻帖’对应，指墨迹本与摹刻拓本。”

　　[44]水赉佑：《宋拓<宝晋斋法帖>的价值与意义》，《书法》2011年第6期。

　　[45]前出注释24宋曹士冕《法帖谱系》“大观太清楼帖”条内容；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第四卷“宋大观帖”，中华书局，1984。此外亦可参考王靖宪《大观帖叙略》一文，收入《中国法帖全集》第三册“宋大观帖”，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

　　[46]关于字数问题，亦有42字之说，各家著录各异，下文详论。

　　[47]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前出)卷九《授衣帖》条却以为黄所据“非《大观》正本”云云，殊为难解。检《淳化阁帖》诸本，于“政在此耳”后皆阙；检《大观帖》诸本，于“政在此耳”后皆存多出字，黄伯思所说“法帖”应指阁帖。

　　[48]清姚鼐《惜抱轩法帖题跋》卷三“授衣帖”条，《惜抱轩文集》所收（《四部备要·集部·清别集》本，中华书局，1936）。

　　[49]神田喜一郎等编《书道全集》第四卷《授衣帖》中田勇次郎解题（平凡社，1954）。

　　[50]应是《宝晋斋法帖》18行，《大观帖》13行（笔者注）。

　　[51]李宁：《二王法书上的南朝押署人》，载《洪流·时代--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书法出版社，2019。

　　[52]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前出）。

　　[53]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第三册105《全晋文》卷二二：“羲之杂帖。按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

　　[54]水赉佑编《淳化阁帖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5]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19 三国两晋南北朝 王羲之王献之二》，荣宝斋出版社，1991。

　　[56]森野繁夫、佐藤利行：《淳化阁帖译注篇》，白帝社，1988。

　　[57]森野繁夫：《王献之杂帖解义》，安田女子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2005。

　　[58]刘茂辰等：《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59]水赉佑编《淳化阁帖集释》。

　　[60]《中国法书18：王献之尺牍集》（二玄社，1989）解题翻译。

　　[61]森野繁夫：《王献之杂帖解义》。

　　[62]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收入《丛书集成初编》1628册《海岳名言 翰墨志 宝真斋法书赞（一）》（前出）。

　　[63]清姚鼐《惜抱轩法帖题跋》卷三“授衣帖”条（前出）。

　　[64]同上。

　　[65]《晋书》卷五十一《皇甫谧传》，中华书局，1974。

　　[66]清姚鼐《惜抱轩法帖题跋》卷三“授衣帖”条（前出）。

　　[67]黄伯思《东观余论》下卷“跋王大令《授衣帖》后”（前出）。

　　(祁小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学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3年第3期第61页~69页。

　　来源：美术大观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