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广州考古70周年、南越文王墓发现发掘40周年。从2021年开始，南越文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文物作为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在北京、上海、贵州展出并获得广泛好评。该系列展览的第四站落地长沙。

“帝国南疆——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正在长沙博物馆展出中，汇集了广州地区出土的秦汉时期珍贵文物250件（套），从中华文明的塑造构建、基因传承、融汇交流等角度展开，分为岭南郡国、和辑汉越、美食美器、丝路序章四大部分，通过丰富的出土文物，展现秦汉时期岭南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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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枚龙钮金印开始

本次展览由一枚龙钮金印开启。

这枚“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南越文王墓，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金印以龙为钮，黄金铸成，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也在尺寸上超越了以金为材料、大小为“方寸”的诸侯王及外藩首领的印章。

这枚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从它的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来看，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物件。一同出土的还有来自南越文王墓西耳室的两块“眜”字封泥。这些既是最为可靠的墓主人身份证明，也是南越王逾越汉制、僭越称帝的物证。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并设置郡县，岭南由此被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公元前203年，秦末汉初楚汉相争之际，原为秦时代行南海郡尉的赵佗兵变南疆，并桂林、象郡而自立为王，定都番禺。赵佗以103岁的高龄去世，成为史上最长寿的皇帝。此时，他的儿子已经去世，孙子赵眜成为了他的继承人。据史籍记载，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不再僭号称帝。

南越国共统治岭南地区九十三年，历经五代，全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天的中国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还有福建、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及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平定南越国，岭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行政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越王墓一直难寻其踪，直到1983年在象岗山上基建施工时发现了一座古代墓葬。通过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和“赵眜”玉印，确认了墓主人为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因深埋于山脉腹深处，南越文王墓历史上从未被盗扰，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随葬品最多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出土了文物1000多套、10000余件。

南越文王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鼎，盖上刻有铭文 “蕃禺”二字。“蕃禺”即番禺，是古代广州的旧称。这件“蕃禺”铭汉式铜鼎成为考察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

比铜鼎更有名的，是南越王赵眜的丝缕玉衣。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本次展览用一个专门的展区，将玉衣以及其他陪葬玉器进行还原展出。

赵眜在位16年，但一直体弱多病。据推测，可能是出于心急，赵眜选择使用了工期较短的丝线来做玉衣。玉衣出土时，编缀玉衣的丝线已经腐朽，玉片散落一地，后来被运送到北京，专家花了三年多时间修整复原。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制作玉衣该是如何耗费人力和物力。从玉衣的玉片进行考证，这件玉衣的制作时间比河北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金缕玉衣还要早10年左右，其类似于现代服装设计的对襟形式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类型。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五色药石为汉墓中首见，共有紫水晶、绿松石、硫磺、雄黄、赭石五种，在一定程度上有温阳功效，但长期或大剂量服用则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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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在岭南

在南越国的统治期间，以赵佗为首的南越统治者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岭南原有的百越文化在接受汉文化先进制度、理念和生产技术之下，得以传承和发展。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文化表现出显著的多元化、兼容性和一体性，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文化在互动中走向融合、共存。其中，因其地理优势而受楚文化影响尤为明显。

这件陶鼎的肩部有“长乐宫器”印文。长乐宫原是西汉王朝著名的宫殿，是汉朝太后的居所。从此类带有“长乐宫”铭文的遗存来看，南越国曾经参照西汉中央王朝的形式建立宫殿并加以命名。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万岁”文字瓦当数量较多，虽然种类单一但文字的写法却多种多样，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

南越国时期的铜镜出土数量很多，其纹样大多与楚镜类似。根据分析，这些铜镜大多与湖南等地所出的楚式镜成分相同。考古发现表明，长沙是楚镜的中心产地，战国时期空间繁荣，岭南铜镜有可能一部分是从楚地输入。

南越文王墓漆木屏风（复制件）是本次展览中最大的一件展品。原件出土时漆木多已朽坏，但仍可见其上有漆绘云气纹。经复原，屏风高1.8米，宽3米，左右两面折屏可进行180度的开合，是汉代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大型实用屏风。此屏风体量较大，结构复杂奇巧，将铸铜、鎏金、镶嵌和漆木工艺等集于一体，体现了汉、楚、南越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特征。

南越国与西汉关系一直起起伏伏。因与南越国接壤，长沙国成为汉廷与南越双方关系变化最直接试验场：当汉高祖刘邦采取怀柔政策、南越国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时，长沙国与南越国在边界设市贸易；到了吕后专权、敌视南越国和少数民族时，南越国与西汉王朝分庭抗礼，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发生战争，南越王赵佗曾一度派兵攻入长沙国境内，直至汉文帝初年才得以重修旧好。在长沙马王堆3号墓曾出土了一份绢质地图，为长沙国南部的军事地图。估计该地图可能用于长沙国与南越国的军事斗争。

此外，考古发现表明，北方草原地区与岭南虽相隔甚远，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这件虎头金钩玉龙带钩，由玉龙与虎头带钩套合而成，构成了龙虎争斗的情景。而动物交缠搏斗是匈奴文化的常见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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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的广州烟火

从本次展览中还能清晰感受到当时岭南人的衣食住行。“食在广州”最早在民国时期为人所知，但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岭南地区极为丰富的物产为人们提供了多元的饮食选择。

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则发现了很多人工栽培的瓜果，经鉴定的有柑桔、桃、李、荔枝、橄榄、乌榄、木瓜、黄瓜、葫芦、梅、杨梅、酸枣等；同时，岭南人对于肉食资源的开发利用颇为充分，除了牛、猪、羊、鸡外，鱼虾蟹贝、飞禽走兽、蛇虫鼠蚁都曾成为岭南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三个陶罐中，发现了近200多只禾花雀的碎骨骼，全是没头没爪且混有炭粒，应是经过厨师加工处理后放入罐中；一同出土的三件青铜鉴，出土时则分别盛有鸡、猪、牛、羊骨头以及鱼、龟等海产品。

岭南人的烹饪手段也可见一斑。本次展览展出的烹饪工具众多，有用来打边炉的铜染炉，也有用来吃烧烤的方型铜烤炉，还有用来烹煮的铜釜以及用来盛酒的鎏金铜壶等等。他们已经开始运用水濡、火烹、烘烤、曝晒、烟熏、风干、冰镇、盐腌、发酵等多种手段烹饪美味佳肴。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岭南的人们还因地理位置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享受着海外贸易带来的各种便利。

南越文王墓有很多成匹的残存丝织品，随葬品也大多用丝绢包裹、捆扎或者用织物穿系，丝织物总量不亚于长沙马王堆汉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南越国的丝织品输出海外，成为海外诸国争相竞逐的奢侈品；作为交换的是，南越文王墓的银盒、焊珠金饰，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石构建筑以及南越贵族墓葬中大量出现的玻璃饰品。据不完全统计，广州两汉墓葬出土的玻璃珠逾万颗。人们把玻璃珠与红玉髓、玛瑙、水晶、琥珀、金、银等珠饰串起来挂在项上，或戴在手腕上作为装饰。

南越国墓葬中普遍存在的熏炉，说明此时熏香已经成为南越国的一种生活风尚。南越文王墓出土了多件四连体铜熏炉，盒身和盒盖平面成“田”字形，盒内四个小盒互不连通，可以同时放置多种香料。此造型的铜熏炉为南越文王墓独有。

这些都成为广州海外交通贸易活动的重要物证。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