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洪镁

展览海报

“应变——石磊艺术展”于2023年5月28日在湖北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湖北美术馆主办，冀少峰、蒋薇策展，展览围绕艺术家石磊的创作履迹，分别呈现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思考和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展览共展出包括油画、版画、水墨、雕塑等100余件作品。

石磊的从艺经历和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九十年代初，一批当代艺术家从武汉南下，并在广州的当代艺术以及美术教育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石磊作为其中之一，既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参与者、见证者，也以自我特立独行的品性和差异化的视觉叙事逻辑，留下了自我在当代艺术探索旅程中的深深的足迹。

新作之变

雅昌艺术网：这次您的展览主题是“应变”，跟您的创作走向很贴切。

石磊：“应变”可以理解为随机应变，随着感兴趣的话题的变化而改变创作方向，也可以理解为“应该变化”。两个我觉得都挺适合我的状态。

在自己的工作中我不太去考虑别人，想法一上来就顺着走，我是一个有很强的好奇心的人，总是会被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吸引，想要去探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它与众不同。与此同时，我又是一个会去不断怀疑的人，我怀疑找到的答案是否正确，我怀疑它是否真的与众不同，所以我做作品的过程就好像是在不断地在验证这些东西。

雅昌艺术网：这次展览的“容器”系列，确实是可以让大家对您近几年的“变”有期待的。在此之前，容器似乎是您的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的元素？

石磊：从《荣耀世家》开始，我有意识地把容器作为一个重要的模型。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人说“房地产就像是夜壶，需要的话拿出来，不需要的话放到床底下”，他说的是现实社会中注重实用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随着需求的变化发生改变，它不像信仰具有稳定性。这件作品里有几个彩陶的罐子，夜壶是其中一个。

这件作品做完了之后，我就在想，回望人类历史，古中国、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留下来的文物中，容器是让我们获得非常大量信息的一类物品。它涉及到各个阶层的生活，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息息相关。文物考古中有很多容器，艺术史上也有很多容器，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安格尔的《泉》，包括中国古代壁画中的容器，我想借助经典的艺术符号把它的出发点确定下来。

我们常常说人不过是个皮囊，这个皮囊里装着肌肉、骨骼、毛发、五脏六腑；大脑又是一个精神的容器，装载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想法、观念。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他的身体和大脑仍然存在，我们却说他不在了？身体和大脑共同作为载体承载了一个生命。人的生命价值是什么？是承载生命的身体和大脑，还是留下来的精神价值？

雅昌艺术网：这样想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容器理解为您之前在房子的表达上的一种延续，房子同样可以理解为容器，是家庭生活和文化的载体？

石磊：从形式上来看，也可以这么理解，只是想说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想法是，房子是城市的细胞，如果说我要去表达城市文化，那城市里最基本的生活单元就是房子这个符号。在武汉画《一定要把房子盖好》的时候，是出于一种直觉。很早我就很喜欢看盖房子，90年代初那时候整个国家普遍都有一些城市化建设的状态了，有时候我会专门骑着自行车去工地看，大概就是喜欢城市的感觉吧。

这张画一开始是想从写实入手，画一个房子，人们在这儿干活，但是画来画去人就模糊了，最后画了一团气氛。这件作品后来的获奖和认可也让我在这个方向上走了一段，但是一旦走向抽象我就觉得它归结到了形式感，我对形式感这个事儿没兴趣，我感兴趣的是里边想去说的事儿。

在这之后比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表达在房子里人的生活状态，我把房子做成舞台一样的平面化背景，从一男一女一个小孩这样基本的社会单元说起，慢慢地去讲我想说的事儿。到了《小小地球》，就把地球装进房子里，用抽离的视角来看这间房子，地球变得玩偶化，其中的人有时候可笑有时候愚蠢。

三城之变

雅昌艺术网：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冀少峰馆长在谈到您的“变”的时候，谈到石家庄、武汉、广州的三城变迁在您的视觉多样性演变上的意义，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您觉得这三座城市对您的意义有哪些不同？

石磊：我生活的年代碰上了几个特殊的节点，每一次的变化，社会格局激烈转换，普通人面临的冲击更具体。所谓艺术关注现实，一定是跟你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有关。记得85年毕业了之后，我还是经常回学校玩儿，那时候“新潮美术”已经开始有影响了，我们几个师兄弟就商量说咱们也做一个展览。到北京找了个场地，别人提供场地也没收钱，在现在的呼家楼交叉口那儿立了个我们自己画的广告牌，几个傻小子一人拿了几张画，展览就做起来了。结果去了很多人，现场很热闹，那时候艺术跟整个社会的思想连接得比现在密切，呼家楼挨着新华社和社科院，年轻人很多，热情、激烈地和我们交流，交流的不是艺术，而是社会的事情，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比今天更紧密，因为艺术触动他去想艺术之外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存在才有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一直觉得行家比技巧、谈风格是艺术这个小圈子的事情，面对社会，要谈的就是作品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品对社会的意义。

雅昌艺术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无论是技法还是观念，石家庄都带给了您很好的启蒙和开端。

石磊：上大学之前，我跟着一位很好的艺术家学画，他叫费正。费老师60年代从央美毕业后去了战场，回来分配到石家庄的一个工厂工作，后来参加展览调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那时候还没有画院，出版社就是最专业的单位，费老师在那里既能做一些出版的事情，还能画画。

我认识费老师的时候，他还在出版社工作，随后不久他就和袁运生老师一起参加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袁运生、费正《生命的赞歌——幸福的泼水节》，1979年），用的就是勾线的方法。在做机场壁画之前费老师就准备了一些稿子，他在家里也已经开始画一些线条的作品；袁老师去傣族写生之前去了费老师家里，给费老师画了一幅肖像，也是勾线的。我那时候还是个业余学画画的学生，老师怎么画，自己当然就跟着这么画，

70年代普遍的还是学苏派的块面、明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勾线的画法，它和传统的白描不同，用写实的线形成结构，对我来讲是很震撼的。80年的《金色种子》就可以看到受到了费老师的影响，这件作品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也给了我很大的肯定。

当时苏派就是最高目标，是大家都认可的东西，我很努力地朝着这个方向去练习。结果私底下认识了费老师，他让我看到的和我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他的老师董希文教授讨论的是油画的民族化。费老师因为在出版社工作，有时候可以从单位拿一些画册给我看，这些国外的画册也让我比同龄的其他人增加了更多的营养。虽然当时并不怎么懂，但至少让我开了眼界，我知道艺术有不同的路可以走。

也正是因为这一段经历，早期绘画的经历尽管并不成熟，但是那种毫无拘束和边界的绘画状态还是给了我很大影响。我一边接受着严格的学院绘画训练，一边始终保持着对那些自由的、不“正统”的绘画方式的好奇和关注。直到现在，我仍然会不断地跳出已经相对稳定的绘画风格，想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想可能还是和以前尚未进入系统绘画学习阶段的状态有关。

雅昌艺术网：这其实也回应了咱们一开始谈的“变”的话题。从作品上来看，《街头的讨论》是不是可以呼应来到武汉的“变”？

石磊：《街头的讨论》是我来了武汉的第一张创作。虽然在大学的时候，我也算是有实验性的，但是到了武汉，我发现我对艺术的理解还是旧的，大学时期的变化无非就是风格的变化，这种变化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价值。

对于我来说，真正对艺术的理解是从这件《街头的讨论》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不能借国外画册，但是研究生可以，尚扬老师让我去图书馆借一本书，那本书叫《Contemporary Art》，绿皮的。在外边遇到尚老师，他问我书怎么样？我说翻了翻觉得没啥意思，那时候刚从河北师大考来湖美读研究生，非常自信。尚老师也没有直接说我说的不对，只是在后来告诉我这个艺术家是谁、他为什么这样画，一下子就把我给击垮了。但是事实上是让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看作品的标准。

画《街头的讨论》的时候，我就把尚老师给我讲的一些画的观念和方式，转化成自己的练习和尝试。尚老师过来看我们画，站在旁边说“我觉得画得挺好，就这样不要再动（笔）了”，我就着急“这个锁骨什么的都还没出来呢”，尚老师说“你那一出来就没意思了”。我问他“这个手腕的结构是不是有点不准？”尚老师说“不准就对了”。后来画了一段自己觉得挺满意的，尚老师来了说“这块儿不能要，把它盖掉”，我好心疼啊。

这张画非常重要，它把我对艺术的理解一点一点击碎，然后重塑起来，把我对艺术的认识都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从这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画面好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东西是在画的过程中有没有去挖掘你的思想。

雅昌艺术网：那么再说到广州之“变”，在广州的20多年，您的作品是几个阶段最多的，我能想起来的非常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就是《夜珠江》。

石磊：92年广州双年展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广州，从老城穿过去的时候，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电影《雷雨》，老爷子从农村被接到了上海，看到了上海的城市迷宫，美女穿着旗袍露着腿，被吓晕了。我没有被吓到，反而觉得很兴奋。后来正好有个契机大家都要调过去，来到广州之后发现消费比武汉贵很多，30岁出头的年纪，除了本身在学校的工作，还得出去赚一份外快，就这样慢慢进入到广州的生活，画《美丽家园》就是对新的生活有憧憬、有想象。

广东人很讲究吃，吃什么、怎么吃，而且还跟其他地方吃得不一样。最开始吃生猛海鲜的时候，觉得兴奋又刺激。画《夜珠江》的时候，我已经在广州生活了十多年了，生活慢慢融入到这个城市，艺术也开始融入这个城市。广东人什么都吃，这种饮食文化对于进入这里的外来人员来说，不仅在情感上是一个刺激，在视觉上也是一种刺激，我就开始思索着这件作品的构思。刚好当时有一个契机是要举办一场个展，展览的墙面很大，就做了两幅这样的作品。

雅昌艺术网：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您作品中视觉符号的不断变化是不是正是一种对社会变化的高度敏感？

石磊：这次展览的研讨会后鲁虹老师就跟我说，“你可以变，但不要总是变，你要从读者的角度去考虑，把某一种可能性发挥到极致”。以前回应多变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不是为了变而变，是因为我对社会的感受变了、这个阶段对生活的体验变了，作为艺术家，能够一直保持对社会的敏锐度，是一个积极的状态，实际上这个回应有辩解的成分，未来在做作品的时候，我会更慎重，假如再有什么变化，我希望一定是让观众感到兴奋和激动的。

雅昌艺术网：谢谢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