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广州美术学院迎来建校70周年的前夕，由广州美术学院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一川日记》影印本全集出版。作为近年备受瞩目的20世纪艺术大家的文献出版项目，更是胡一川最重要的研究出版物之一，这套《胡一川日记》全集以原稿影印本的形式编辑出版，完整呈现广州美术学院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胡一川其浓墨重彩的时代人生，提供给广大读者和使用者宝贵的一手资料。

人生前线——《胡一川日记》影印本全集出版启动仪合影

据统计，全集共收录现存胡一川1937年至1994年25本日记本的全部内容，并且在缺失日记的部分年份补充其工作笔记4本，同时期日记和手稿散页7份，将近5000页面，近百万字的人生记录。

胡一川和他的日记

胡一川是中国重要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和活动家，他的革命艺术人生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到前线去”是他人生鲜明的写照。作为广州美术学院的创建者，胡一川的教育思想充满了真知灼见，在他的带领下，广美成长为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高等美术学府。

与此同时，胡一川还是一位极具文献意识和历史观的艺术家。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200人，只有胡一川一人保留了这份珍贵的请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胡一川记录其革命艺术经历和时代思考，用心保存他的作品、手稿以及相关资料直至去世，特别是他的人生日记被誉为20世纪中国革命美术家中最为全面、完整和持久的日记写作。

“虽然胡一川先生已经离开我们23年，但他的家国情怀、教育思想以及对艺术的执着精神仍旧鼓舞着我们前进。除了优秀的画作，胡一川先生还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财富，包括他的日记、手稿、工作手记等众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在广州美术学院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和严谨细致的整理。”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晶介绍，近年来，胡一川故居及其作品、文物已成为广州美术学院开展教学和爱国主义教育、承传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的宝贵资源。

此次《胡一川日记》影印本全集是首次对胡一川的日记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室主任肖爱景表示，胡一川日记是珍稀文献，具有独家和唯一性。而《胡一川日记》完全是按照影印出版理念运作，较好地保持和展现了文献本身存藏全貌，为研究者提供最本真的资料形态。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对学界、更多学者的论文撰写提供新的资料，对于学界的研究也提供更多深入的资料。

一个更加完整和丰满的胡一川

在11月15日举办的“人生前线——《胡一川日记》影印本全集出版启动仪式及研讨活动”上，特别邀请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郭伟其，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曹庆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研究员华天雪，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涛，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齐喆，旅美油画家、广东翁源涂志伟美术馆董事长涂志伟，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樊林，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馆员丁澜翔先后以时间段为研究区间，对全集进行重点导读。

胡一川的日记开始于1937年1月1日，那时候他正要奋不顾身地前往前线。作为第一卷的导读者，郑工表示，从厦门到延安，胡一川一直挂念、揪心、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推进木刻运动，组织协会，组织木刻青年，依靠集体的力量去推动。不管他到哪里，这个念头他没有中断过。所以木刻是一个唤醒大众的武器，这也接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那个精神脉络。胡一川的日记刷新了我们对于抗战和启蒙关系的认识，启蒙在抗战的时候没有终止。

第二卷《胡一川日记》大概有超过15万字的篇幅，由两个本子和一些零散的散页构成，其中第一本日记本非常小。因为当时胡一川正在战地上。郭伟其特别强调了胡一川日记的“物质性”。“在这部分内容中，他也关注于当时的残酷性，不仅是战场，也包括受到战争影响的民众，他提到‘这是人间地狱的一个尽头’。”郭伟其表示，对《胡一川日记》的研究远远要超出了文字内容所涵盖的部分，有大量的、可以当作物质材料甚至是艺术品来研究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脸谱化的一种摆脱，我们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艺术家更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思考。”

曹庆晖发现，在1944年-1949年期间，胡一川的日记本要么很小，要么就是非正式的纸张写好后装订在一起；而且日记都不足月，6年的时间里只有27个月有日记，甚至有1个月只写一篇日记的情况发生。相对来说，前3年还有些连续性，后3年的缺失较大。1948年的工作笔记弥补了后三年日记的不足。总体上来看，在1944年-1949年，他对酸、甜、苦、辣、疼、爱的人生况味都体验得比较深：组建了家庭，行政工作和业务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由木刻实践转向油画实践。“这个时期的胡一川依旧考虑的是现实主义的救亡，基本历史观还是在于要反映生活。在创作上，他比较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既不是机械地反映，也不是完全离开现实很远；同时又强调形式的问题，形式的问题一直是胡一川主要讨论的问题。”

华天雪将胡一川在1949年至1952年的日记形容为“迷人的碎片”。这部分内容丰富，包含日记、发言提纲、会议记录、工作备忘、讲话草稿、讲课草稿等，真正称得上日记的不过就5篇半。这些“碎片”中记录了北平国立艺专与华大三部美术科的“合并”、在美术当中具体要遵循哪种主义首先被讨论、讨论中国画教学包括素描教学问题，以科学性素描补充旧技法的不足、中央美术学院各种改制等等内容。华天雪表示，这个时间段的内容有序号不完整、很碎片化、提示性的语言很多、很口语化等特点，“尽管杂乱且有缺环、散碎且费猜测，但是如果联系其他的他所提到的相关的更加完整的、正式的、比较有序列号的材料，你就会发现这一卷在史料方面有着对其他正规材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丰富甚至是延展的价值。”这个过程就像在一个考古发掘现场，将特别多细碎的瓶瓶罐罐进行辨析、分类，“全”出器皿的大致模样，再尽可能多地调动其他资料去完成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

蔡涛在日记中发现，胡一川毕生保持着对塞尚和后印象派艺术的尊崇，不仅从他的油画、版画风格中可以看到他对后印象派的长期兴趣，同时也在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藏室找到了1960年前后他借阅塞尚画册的频繁记录。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和记录篇幅中，我们却很难在胡一川日记里找到“塞尚”两个字。1957年9月，在得知齐白石逝世后，胡一川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损失，我希望他长命。超过席箱的意念是落空了”。蔡涛推测，“席箱”应为塞尚——Cézanne的音译（客家话）。而且将“塞尚”代之以一般人不熟悉的“席箱”，应是胡一川有意为之。

1965年至1978年期间，胡一川的日记从1966年开始中断了11年。胡斌从零零星星的阅读当中发现，虽然有中间空白，但是空白前后内容有变化也有联系：“1965年，胡一川就在讲，美的艺术形式虽然不是第一性，但也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到1978年，他在强调内容是决定形式的前提下，仍然觉得形式上要有魅力。1978年5月12日，他还特别讲到，‘一提到形式美就认为是形式主义，提到主观能动性就认为是主观主义’是不对的。”这段时间，胡一川的行政工作繁重，创作欲望也同样强烈，他制定了一个雄厚的创作蓝图，要在1975年完成100幅作品的创作。在以历史主题性创作为主题的当时，胡一川提出要重视风景画的意义：“只要具备时代性，人民也是需要它的。”

“伟大的八十年代开始到来的时候，希望我又重新走上以画画为主的美妙的康庄大道。”在1980年9月24日的日记里，胡一川里写下了这句话。八十年代到来，胡一川个人和广州美术学院都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1年5月，胡一川作为文化艺术教育访问团成员出访英国伦敦17天，日记单独成册。同时，胡一川在日记里多次提到希望举办自己的个展，而且做了详细计划。“我个人认为这个阶段是胡一川在孕育自己的油画风景写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升期阶段。”齐喆发现，80年代以后，胡一川的粗黑线条在油画风景创作里非常鲜明。分析原因，一来和他前期的木刻、特别是套色木刻有非常强的关联性；二则来自晚年练习书法的经验和体会。“我在这几本日记里反复地看到他谈书法的重要性，以及他个人练习书法的经验和体会。书法的介入显然给胡一川的油画风景写生又带来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1982年4月29日，胡一川的夫人黄君珊因病去世，胡一川在日记里进行了长篇描述以及他由此产生的心理变化。为了从悲痛中走出来，胡一川于当年赴华东写生，涂志伟在学校的安排下同行。72岁的胡一川在出发前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跟当地的美协联系。第二，不要住宾馆。第三，不能坐小汽车。这三个月写生，涂志伟和胡一川一起住靠近火车站的旅馆，看到了胡一川的完整创作过程：第一天画构图，第二天上颜色，第三天调整画面。涂志伟回忆，通过这三个月，他也学到了很多：“胡一川的这种风格以前也是很多人不看好的，到了80年代以后才慢慢把它提出来的。所以做一个画家不容易，但是要坚持，坚持画到了你觉得好的时候，那个画就是最好的，我觉得胡一川就是我们的榜样。”

1985年8月8日到1990年3月3日，胡一川渐渐地从失去黄君珊的深深悲痛中强健起来，把更多的爱转给了大量的创作和对家人的关怀，尤其是行政工作层面的考虑几乎都在渐渐地淡化、褪去。除了重要的文代会和美协的会议，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各地看展览和画画。在樊林看来，这五年是胡一川人生中最为宁静的阶段，特别平静、平和、幸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胡一川画《炳灵寺》《敦煌莫高窟》，而且这几年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写生和看展览，所以他会提到中国美术馆的法国近代名作展和劳森伯格作品国际巡回展，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里，他所能够接触到的来自西方的影响和如今50岁、60岁的艺术家在当时受到的影响是同频的。”胡一川将大量的精力集中在创作上，将他对矛盾性的理解、对艺术史的理解都落回到画面中。

1990年，胡一川在《美术》发表一篇文章《我的路》，简要回溯了他的艺术生涯和思想心得。那一年也是第十卷日记的第一年，“我的路”也是胡一川未来十年日记的主题。第十卷见证了这位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中的重要艺术家进入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进入暮年的胡一川努力而详实地回忆着他一路走来的风景与感悟，丁澜翔常常被胡一川非常个人的表述所打动，尤其是胡一川对母亲的怀念最让人动容：“读罢整卷日记，我不自觉地开始想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艺术家不断感受到身体的衰老，思维越来越迟缓的时候，对他来说，什么是最珍贵的东西？胡一川没有炫耀辉煌的艺术生涯和经典的作品，没有强调历史功绩和政治影响，他写下的是哲学感悟、艺术思考、人生经历，尤其是对于童年的记忆、亲情以及青年时代的奋斗着墨犹多。从他的日记里，我们理解了再伟大的艺术家、再传奇的人生经历，最终都要归于普通个人的基本感受，那些平凡的主题：童年、亲情、爱情、友谊等等才是愈发值得珍视的东西。”

胡一川去世后，广州美术学院完整保留胡一川故居内外原貌，完善保管其留存下来的所有作品、历史手稿、革命文物、文献及图片资料等珍贵遗物，并一直致力于整理、研究和传播胡一川的艺术与革命思想。 2012 年，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研究所成立，近十年来在各专业机构、学者的支持下，广州美术学院积极组织多次胡一川的专题展览、出版和研讨活动。2022年，胡一川研究所用一年的时间跟随胡一川1937年的日记，一共整理发送306篇推文，带领读者感受胡一川于1937年所感受的时空现场，获得了业界内外的普遍关注和热情反响。

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研究所肖珊珊是《胡一川日记》影印本全集的执行主编之一。在启动仪式结束后，雅昌艺术网对话肖珊珊，就此次出版对于胡一川研究的意义和影响展开探讨。

Q&A：

“胡一川”是全新且全面的研究现象

Q：雅昌艺术网

A：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研究所肖珊珊

Q：《胡一川日记》影印本全集的出版，对于当下的胡一川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胡一川研究上获得了哪些新的内容？

A：胡一川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艺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活动家，更难能可贵的，胡一川还是一位极具文献意识和历史世界观的艺术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别是1936年以后，胡一川就具强烈意识地记录其革命艺术经历和时代思考，保存他的作品、手稿及相关资料，直到去世。1937年1月1日，他开始了维持大半生的日记书写。日记随他的革命艺术辗转南北，在抗战的最前线、在中国美术建设的现场、在新时代国家教育的浪潮中、在祖国辽阔风景里，可以说除了艺术创作，日记是胡一川最为重要的人生写照。胡一川先生竭尽所能为时代、为国家、为将来留存的这些丰富且珍贵的艺术作品和文献资料，已经构成我们研究艺术个案与20世纪中国革命美术乃至时代关系的宝贵财富。

所以，能够如此完整、以历史文献原貌的影印本方式出版《胡一川日记》，不仅为胡一川研究打开了全新且生动细节的人事物资料，更为中国二十世纪，特别是中国革命艺术史补充最具真实性、现场性的历史环境一手材料。

同时，我们可以关注，这是一套艺术家日记，有别于日记本身的属性。胡一川的日记除了对于当时事物、历史现场以及个人生活情感的记录，最重要的是对于艺术观点、艺术事件和艺术现象的表达与思考，是一本带着艺术哲理性的人生日记。当然，日记中丰富的在场感，也能还原在胡一川人生中方方面面的人事物关系。阅读胡一川日记，并不是家长里短的琐碎，更多的是珍贵的思维碎片，快节奏的、跳跃性的真实时代思想碰撞，不好读但很耐读。

Q：在发布会上，邀请了包括您在内的十位专家进行导读。除了胡一川的家人和后学，这些专家与胡一川的研究有何关联？

A：我们这次邀请的十册导读作者，都是近年来最关注，也最熟悉胡一川的研究者。胡一川研究所近年也一直积极提供胡一川保存的一手材料给国内相关重要学者，使得胡一川研究有显著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如华天雪、曹庆晖、胡斌、蔡涛、丁澜翔等研究者均为胡一川撰写重要研究论文；郑工、齐喆、樊林、郭伟其等学者近几年也为胡一川研究打开新的研究角度；涂志伟是十位作者中与胡一川最为亲近的亲历者，所以他也提供了他对于80年代胡一川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回忆。胡一川对于中国美术界当然不是一个新的“名字”，但“胡一川研究”，甚至“胡一川”这个艺术整体，在这些历史资料和作品细节的逐渐梳理开发后，一定是全新且全面的重要研究现象。

Q：近些年来广州美术学院举办多场展览、研讨等相关学术活动，在胡一川研究上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就？

A：到目前为止，胡一川研究的重要出版包括《胡一川油画集》《胡一川版画与速写集》（2003年）、《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2013年）、《胡一川与新中国专题研究文集》（2019年）。同时，借2020年胡一川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契机，广州美院积极组织胡一川专题的重要展览，如“以述为引——胡一川六件经典作品的现场”（2019年）、与中央美术学院合作举办的“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2020年）、“时代先锋的现场——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2021年）以及“川流不息来时路——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2023年，福建龙岩）。此外还举行了《胡一川与新中国》（2016年）、《叙事、媒介与跨文化语境：“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2020年）、《川流不息来时路——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2023年）等学术研讨会。

这些展览及学术活动都为开启新世纪的胡一川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素材，以及多角度的研究视角和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因为胡一川先生留下这庞大且丰富的文献细节，让研究者更加丰满地重新认识这位一直被简单“脸谱化”的革命艺术家，并让胡一川成为近几年较为瞩目的20世纪艺术家个案。

Q：此次日记出版之后，对于胡一川的研究还将有哪些可能？

A：因为胡一川艺术人生之精彩，厚重且独特，作品和资料之完整、丰富，所以我觉得对于胡一川研究，以及“胡一川”这个宝藏本身，皆有可能。只要是能真实真心真切与胡一川对话，并能产生新的共鸣，我们都支持。

Q：如何看待胡一川研究的现实意义？

A：胡一川日记的出版，当然为胡一川研究补充了最丰富的个人和历史细节资料，但另一角度，其实也是为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特别是革命艺术史和新中国教育建设提供了最真实的历史依据。因为胡一川的“前线人生”一直没有脱离这个时代，忠实于时代、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国家、忠实于艺术。所以这也是胡一川研究的长远方向和现实意义，从胡一川细节中看时代，从时代变革发展中回看“胡一川”这一辈先驱者。

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