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裴刚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什么是当代人文》中提到“当代性就一个人是与自身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通过分离和时代错误来依附于时代的关系。那些与时代太过于一致的人，那些在每一个方面都完美地附着于时代的人，不是当代的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目睹时代;他们无法坚守自身对时代的凝视。”

　　“启 ·杭”展以历史目光关照50年跨度的中国社会在现代性转型中，艺术发生的变化“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中国不同地域和历史处境下的艺术家们，同样在面临国际文化相互渗透之势，利用作品雄心勃勃地探讨艺术与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着重于全球主义关系与问题，这些艺术家们的重要作品同时具有现实意义，以及对未来的启示征兆。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观念、装置、行为、架上绘画等艺术种类，都面临来自于科技、艺术、生态环境全面而强有力的挑战。无论是概念阐释、创作源泉、主体内涵、制作程序、审美特征、欣赏手段、呈现形式、组合结构、时空原则还是评判标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和重构。

佚名《大干社会主义》

　　在85新潮美术时期的艺术家面对的是个体觉醒的思想阶段，也是中国当代艺术未来发生巨变的过渡准备阶段，打破了“一元化”的格局，进入中国当代艺术时间的崭新阶段。而在2000年以后，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和背景。即便是非常年轻的艺术家可能也会直接面对当下国际化的展示空间、展览平台和国际化的市场，以及国际化的艺术史批评和标准。当代艺术生效的这种内部的规律和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三十年前当代艺术的生效是基于民间性、草根性、反体制、反学院的方式来赋予当代性。换句话说众多的八十年代的艺术现象的背后有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式。一方面是主流的，传统的，官方的，另一方面当代艺术是一个新的反叛，就是靠民间的、野生的、草根的、现代的，制造了意义生效的结构。如果说八十年代是这套逻辑，进入1990年以后，或者以1992年为分界线。90年代的当代艺术更多的是强调地域色彩，强调中国身份，强调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文化立场。这个逻辑的生效也是跟90年代后“冷战”的氛围，东欧的剧变，国际化语境的形成息息相关。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本质上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

　　艺术家们以本土历史处境与西方文化多视角的重构和持续实践，深入对中国当代艺术主体性的建构。自八五以来的当代艺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转化，语言也转向个人化语言的探索。随着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输入，“后殖民”问题、民族身份问题、重返家园问题等等被重视，文化语境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换，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深刻意义的转变。艺术家们不断超越文化边界，在东西方文化、艺术之间相互转换，以视觉语言的方式呈现当代的历史处境。

　　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路径、效率不断演化下的图像社会的景观，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大背景呈现出后疫情时代的巨变现实。艺术家正在前所未有的时间、空间的关系中产生新的工作状态和趋势。艺术家对未来的想象也显示出把自然和技术作为新的主体，具有去人类中心主义面貌;无中心、碎片化、机械理性、造型夸张、实感和幻觉的界限模糊。青年艺术家也在快速迭代的市场运营机制中形成此时此地、身临其境的共生和共情。无论是概念阐释、创作源泉、主体内涵、制作程序、审美特征、欣赏手段、呈现形式、组合结构、时空原则还是评判标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和重构。

　　20世纪90年代西方对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充满种种想象。约瑟夫·博伊斯曾言：艺术的出路必须向上，和神圣者、天使联结;向下，和土地、动物、植物联结。王广义、方力钧、张晓刚等等的艺术实践中，对现实的敏感体验、对历史记忆的深刻思考，以及对艺术本体语言方法的探索，保持对当代文化的投入状态和体验深度。张晓刚近期的《蜉蝣日记》首次以日记体的创作为主线，呈现出充满“悖谬”的现实世界，是艺术家现代启示录般的寓言，也是为内心归处所完成的仪式。张晓刚的代表作“大家庭”系列是能够回应这种想象的“中国牌”。因为“大家庭”系列并非艺术家个人的家庭史，而是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大家庭”史。而近期的“蜉蝣日记”系列作品中，营造虚拟、荒谬意味的拼贴、碎片感。这些形象仿佛来自不同的时空，但是又似乎“合理”地存在于同一个场景里。

　　在2000年后中国当代艺术生效方式变化的时代诱因下，有的艺术家强调作品的政治性;有的艺术家强调作品背后的中国经验;有的艺术家是强调消费社会和流行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有的艺术家注重媒介和语言、科技的结合。图像重组，到个人叙事，显现隐藏在意识深处的象征性和潜意识的状态。图像共同生成的意味。产生了精神意志与表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感性引导下，多重组合的图像正在形成，并拓展出新的语言意涵。

　　在历经权力体系、时尚潮流、东西对话、异国情调、艺术市场、后现代、后殖民等流行和不断变换的种种观念思想潮涌中，艺术家们从各自不同的生活、创作经历和对现实的认知、判断及想象，共生为不同的区域性聚落。艺术家们在具体而日常的生活中，呈现出与个体与社会之间现实依存的视觉生产方式。艺术家个人的方式更是群体共生的样态。

　　从“启 ·杭”展反观当代艺术存在的两个危机：首先是野性消失涉及的危机。恰恰是同质化、精致化的全面覆盖。越来越多的大型活动和展览中，野性的、直接性的，或者身体性的，有痛感的艺术逐渐的在消失。第二是整体环境的危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间交流的“脱钩”和越来越内卷。“双方越来越少的互动，陷入到一种内卷的狂欢当中。”虽然越来越多的网红展，以多媒体的媒介吸引了很大的关注度和观众量。但却是陷入到了虚化的狂欢中。反观未来，关照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处境和主体性时，数字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日常，但艺术绝非技术的附庸。在人们关照今天的精神困境时，更需要艺术家内在精神的觉悟。艺术家内在精神觉悟的力量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