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尚谊绘制的八大山人。(资料图片)

八大山人《古梅图轴》，采用了“残式造型”，梅根裸露且平顶(传统画梅不可露出梅根)，枝叶稀少。这种“残式造型”表现了他孤愤的心境。(资料图片)

画家潘天寿(资料图片)

潘天寿绘制的《松石图》主体松树取斜势，显得极有张力，又与纸的边缘相接以求平衡。题款则与分叉的松枝相呼应，不使气漏。(资料图片)

　　八大山人和潘天寿分别是中国17世纪和现代的伟大艺术家，他们在写意花鸟画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其时代花鸟画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构图方面，两位艺术家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而强烈的个人面貌，也使得其构图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一、“繁”与“简”的不同

　　空白在中国画构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空白是“画中画”也是“画外画”，所谓“计白当黑”。八大山人的构图一般从“简”考虑，这是八大山人(尤其是其早期)的一个特点。他以精简的笔墨来表现繁杂的物象，他所创作的禽鸟、树木往往寥寥几笔，就十分生动。八大山人最喜“截枝式”构图，由自己的情感而发，不拘一定的法则法规。他常画的荷花、牡丹等一般不重花而重叶，随风摇摆，舒展自如。所画鱼鸟则白眼朝天，冷气逼人。他的作品往往以极少的笔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如《古梅图轴》采用了“残式造型”，梅根裸露且平顶(传统画梅不可露出梅根)，枝叶稀少，八大山人创作的这幅作品，花朵也不过两三朵。这种“残式造型”正是一种简化，也是八大山人情感上的塑形和完形。八大山人的作品正表现了自己孤愤的心境。

　　潘天寿的作品与八大山人不同，其创作是理性的，而不是以野逸的风格为主。在构图方面，其与八大山人艺术的“奇特”有些相近，不同的是，潘天寿选择“繁”的表现方式来创作，如《八哥崖石图轴》便采用满构图。这也是他这一时期常用的一种形式，八只八哥安置在巨石上方，这块大石头占据画面90%的面积，却无堵塞之感。原因是石块虽大，但以线造型，皴法不多，细线却显得很多，用淡淡的赭石罩染，而且还留有空白。芭蕉叶向下，而竹笋向上，形成呼应。一枝杆从右扭曲向上生长，直到明月旁边。用淡墨勾线画明月，用浓浓的墨画乌云，墨色上深下淡，形状上大下小，渐渐消失。树杆、石、枝干上用淡淡的赭石罩染，再加上一行诗句的题款，画面内容更为丰富，作品更为生动，意境更为幽远。画面变化多端，特别是用线，粗细不一，似断似连，若有若无，细多粗少，有曲有直，作品看似繁杂却不显得闷塞，与八大山人区别明显。

　　二、构图形式的不同

　　八大山人花鸟画构图既有全景式也有折枝式，而在其艺术生涯中，后者渐渐取代了前者。其作品以奇特的构图见长，无论是早、中、晚期的作品，都透出奇、险、怪之特点。他善于从四边四角出枝出叶，利用对角线构图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而潘天寿有时也注重边角处理，但总体上还是以全景式构图为主。八大山人还常利用断景、截景的构图方式进行创作，使画面有意构成几何形式。这也与潘天寿不同。如八大山人《荷花》采用对角线的构图方式，并且每个角都成为几乎相似的直角三角形，这样的构图在花鸟画中也很少见。潘天寿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八大山人花鸟画的精髓，但在构图上与其截然不同。在潘天寿的作品里，那些奇、险、怪的特点主要通过全景式的满构图来表现。如《松石图》气势贯通，脉络分明。主体松树取斜势，显得极有张力，又与纸的边缘相接以求平衡。题款则与分叉的松枝相呼应，不使气漏。

　　八大山人的作品是中国画以少胜多、计白当黑、笔简意赅的典范。在他的作品中，笔墨具有非凡的魅力，寥寥几笔却能表现丰富的内涵，水墨无色却能概括世界的一切色彩。潘天寿深受八大山人影响，构图则变八大山人的“计白当黑”为“计黑当白”，利用全景式的构图，善作以勾线为主的单纯的矩形大石块，丰富而有力。其作有种钢筋铁骨般的现代结构美，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同时也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三、落款的不同

　　落款在构图中是不可疏忽的一部分，能使画面平衡，为画面增添色彩。八大山人与潘天寿在花鸟画构图的落款是截然不同的。八大山人精通篆、隶、草各体，他晚年的书法更加成熟。他的书法如画一样走向绝险，字体大小错落欹斜，笔画方向圆转化，气势雄伟，有惊人之笔。他大量的作品中往往只出现名款“八大山人”这几个字样。晚年作品落款更以“简”为主，与画中的鸟、鱼等之势相呼应，如《莲塘小禽图》、《芙蓉芦燕图》，并流露出神韵化的特点。“法无法也画亦尔”(傅山《题自画山水》)，“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汪子豆《八大山人诗抄》)。他不像其他画家那样“画龙点睛”，用题跋将问题点明，画面往往不标明题目。他的落款本身就是一种含蓄美，以形象的笔墨表达性情的感触。

　　潘天寿的落款以繁为主，在作品中的位置高低、字数多少、款式长短等方面都不同于八大山人。其注重边角、黑白的处理，刚健的笔法使其显得很丰富，题在画上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