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鲁生眼中，“小孩模”是悠长岁月里一个温暖的起点。在他的故乡山东菏泽，南有百里黄河故道，北有八百里水泊，曹县老县城内多大泽水坑，取水用泥方便，那里的孩子从小就用手掌大的陶制模具印泥人、捏物件，相互比试，好不热闹。20世纪60年代，家住曹县大隅首北街的潘鲁生和伙伴们玩着“小孩模”，听着、念着齐鲁大地上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和戏文故事，童年时光悄悄溜走。

街坊们或许不曾想到，这群小孩中会诞生这样一位学者、艺术家、教育家—他以毕生之力保护和研究民间艺术，将传统民艺与现代创作巧妙融合，力推美术教育与人才培养，让不计其数的民间艺术从濒临消失的危险边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与时间赛跑的“守艺人”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潘鲁生便与民间工艺结缘。那时他在曹县的一家工艺美术公司当学徒，常常粘些羽毛画、绢花，用麦秸秆做编织品，对材料和工艺起了最初的兴趣。潘鲁生就读山东工艺美校（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后，时常去村野写生，也向老乡收集些物件，为艺术创作积攒素材。

“那时候要先坐长途客运车，走到一个地方，借一辆自行车，去人家村民家里，给人画张画，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换些剪纸、鱼盘。”那时潘鲁生会随身携带一部胶片相机，记录村民从事手工艺的影像，如今这些老照片成为民间艺术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在随笔《民艺的关怀》中，潘鲁生写到一则电视新闻唤醒了他“抢救”民间艺术的意识：1996年，他偶然从中央电视台看到全球每天都有几十甚至上百种植物物种在灭绝的报道，于是联想到，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记录着传统农耕文明生活方式与文化状态的手工制品的命运同样令人担忧。每当回想起自己曾经拜访过的一些老艺人离世，他们擅长的技艺品类也随之消失，潘鲁生就感到十分痛惜。1997年，潘鲁生提出“民间文化生态保护”的命题，呼吁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样，保护行将消逝的手工文化和传统。

2002年10月，一场大规模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及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也浩然启动。响应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召集，潘鲁生与乌丙安、常嗣新、乔晓光、向云驹等人从各地集结在山西榆次后沟村，开启传统村落采样调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从这里走向全国。在潘鲁生看来，这场民间文化行动意义非凡，是“在历史性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过程中，存续民族文化薪火，存留民间记忆载体，旷日持久的重大历史文化工程。” 

过去40多年间，潘鲁生走遍大江南北、海峡两岸上千个村庄，访谈数千位民间艺人，留存几百万字文字资料。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张传寿曾多次跟随潘鲁生开展田野调查，据他回忆，去乡间的旅途虽然有趣，但不乏艰辛，也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出去，长的时候要一个月，连续走好几个村子。有一次大冬天去收集年画，我们住在村民家新盖的房子里，刚装了窗户，还没有暖气，也没有土炉子，只好穿着衣服睡，冻得不行！” 

从事田野调查多年，让潘鲁生感触尤深的是老百姓对自己手艺的看重。潘鲁生回忆起去内蒙古拜访一对老夫妇的经历说：“他们家住在一个老村里，没通车，我们走了七、八公里，过了两条河才到。老先生是位老党员，老太太擅长剪纸，他们说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城里人了，把自家的样谱拿给我们看，还保管得非常好。” 

早在1998年，潘鲁生就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设立了以抢救、保护、传播民间文化艺术为主题的中国民艺博物馆，如今已收藏各类民间生活器用及手工艺品上万件。过去两年，部分藏品也通过《记住乡愁》和《到民间去》两场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在这些展品当中，有一个棕褐底色搭配姜黄色花纹的小陶罐，潘鲁生每每谈到它总忍不住会心一笑。“那还是小时候我奶奶给我藏点心用的！” 

在潘鲁生看来，民间艺术代表着一种生活的温情，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记忆，是民间文化的物化形态。“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就是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看他们对幸福的追求，对文化的执着。”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杜伦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罗伯特·莱顿是潘鲁生结识多年的研究伙伴，自2005年以来他们一同开展了多次中国传统工艺调研。“潘鲁生教授和他的学生对记录、保存中国传统民间工艺满腔热忱，这让我深受触动。”罗伯特·莱顿回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时说道：“中国民间用来传达希望和价值观念的视觉体系，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发展仍然存在于当今的乡村艺术中，用‘鱼’代表‘裕’，‘蝠’代表‘福’等文化符号让我尤其印象深刻。如今中国民间艺术迸发出新的活力，人们对民间艺术的欣赏将有力推动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

在为《到民间去》展览所作的序言中，冯骥才先生这样评价潘鲁生：“只有人在民间、心在民间，他的学术才充满活力；只有深爱民间、心爱民间，他才会不断地呼吁‘到民间去！’；只有和自己的人民与文化在一起，才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艺路与乡愁 

“鲁”是父母安放在潘鲁生名字里的乡愁。不论去到何处，忙于何事，潘鲁生总怀着一份深厚的乡情。

11岁时，潘鲁生加入曹县文化馆的美术班，跟随老师高启明体验笔墨、认识国画，走进“美术”的大门。两年后，高启明老师带他参加山东省少年儿童画展，潘鲁生第一次到达济南，开始认识这座将见证他漫长艺术生涯的城市。

1980年，潘鲁生入学山东工艺美校，同年级的42名学生年龄差距较大，思想活跃、个性独特，但都好学上进。他们一同读书上课、写生创作、讨论交流，共同经历了工艺美术专业向艺术设计转型的变革。著名工艺美术史论家、艺术教育家张道一教授被潘鲁生视为授业恩师。张道一先生认为，在工艺美术领域，长期存在的以“画画”为主导思想的观念应该打破，从而形成一个以现代设计为主导思想的工艺美术新领域。他对作为民族文化基础的民间艺术和从个体上升到一般的艺术原理的研究，也对潘鲁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6年，潘鲁生在全国美术理论研讨会上结识了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得以在他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编辑部作资料员。在跟随王朝闻先生工作的6年里，潘鲁生和来自全国不同省市的年轻人一起聆听教诲、增长见解。潘鲁生在一篇怀念王朝闻先生的文章中记录道：“把资料收集的过程视为研究的过程，集众家所长，从源头出发，从资料入手，把知识融入学术，以思想带动知识。”这一理念始终贯穿着潘鲁生的民艺研究生涯。王朝闻先生当年对他的鼓励也得到了现实的印证—认准民间美术的大方向，刻苦研究，定能得到可喜回报。

“民间艺术是生活的艺术。”潘鲁生解释道，“生活之美就在日常、在劳作、在人情事理之中，所以民间艺术有着源于自然、源于历史、源于自我的恒久魅力。”对民间艺术的观察和体悟滋养着潘鲁生的艺术生命，百姓生活、自然环境、民间用具都带给他创作的启示和灵感。

潘鲁生对虎元素情有独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民艺博物馆收藏了他捐赠的大量藏品，展厅入口就陈列着几只集祥云、牡丹等吉祥元素于一身的五色布老虎。潘鲁生介绍说，自然界中老虎是凶猛的，但老百姓寄予了它辟邪求吉的寓意，让民艺作品中的老虎变得憨态可掬。潘鲁生的纤维手绣《福虎镇宅》也是以民间剪纸中的虎为原型，汲取剪纸、版画、刺绣等民间艺术造型特征，通过拼贴透迭手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意境。

传统民间艺术如何现代化表达？在潘鲁生看来，文化的传承要“学古不泥古”，需要创造性转化的智慧。以墨斗作画的《鲁班线·中行有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墨斗是传统木工行业的用具，从储有墨汁的斗中拉出一条细绳，紧绷在木材表面，轻轻弹出直线。潘鲁生创造性地把它用在绘画上，给人以现代艺术的全新感受。他也把鲁班线元素广泛用于布偶、陶瓷、服装等众多工艺品的设计中，碰撞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鲜质感。

“民间艺术构建了用与美的关系，辛劳中不忘求美，朴素中饱含热情的寄托。”潘鲁生补充说，“民间艺术创作既要吸收和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表现中华元素与时代发展面貌，展现中华文化自信，也要反映时代发展、和平发展的主题，体现中华文化的和合之道。”

2018年6月9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宴会，欢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领导人在大型工笔牡丹画《花开盛世》前合影留念—这幅画作正是在潘鲁生的设计指导下，由家乡菏泽的10位农民画家共同绘制的。那一刻，凝聚着中国农民艺术才华与生活智慧的画作在国际交往舞台上熠熠生辉。

潘鲁生于《美在乡村》一书中写道：“我热爱乡村生活，热爱家乡风土人情，热爱作为我们民族文化家园的一个个乡村，乡村里文化的传承、精神的滋养、情感的维系是大地般坚实的支撑。”

传艺之道 

建设民艺学学科，一直被潘鲁生视为使命。早在1986年，他便将《民间美术》引入大学课堂。1996年，潘鲁生在南京艺术学院完成博士论文《民艺学论纲》，此后出版了《民间文化生态调查》《民间工艺学》《设计论》等学术专著50余部，发表了一批有学术见解的论文，为民艺学由经验研究走向学术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6年，潘鲁生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肩上责任愈发沉重。2020年，由他主编的《中国民艺馆》大型民间文化丛书正式出版，这套丛书系统地展现了中华传统农耕时代的民间造物艺术，包括农业手工业生产用具、交通工具、服装饰品、起居陈设、饮食厨炊、游艺娱玩等，对广大民众了解民间文化遗产、追寻中国文化记忆意义重大。

目前，由中国民协承担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和《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两个重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计划按照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民间文学理论等类别与系列编选，出版1000卷，每本约100万字；《中国民间工艺集成》则依照信俗供奉、装饰美化、娱玩教化、游艺竞技、穿戴服饰、居住陈设、生产劳作、生活用品等分类，辑录整合民间工艺的图像、文献、艺人、实物等信息，铺陈民间工艺发展脉络，展现丰富多彩的民间工艺世界。

据《考工记》所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在潘鲁生看来，这样的工艺价值观是工艺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工艺美术的文化内涵。

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40年里，潘鲁生力推课程改革，并开创了中华传统造物文化、中华传统造型艺术两大课程体系。他认为，传统工艺的传承是技艺的传承，也是文化的认同与传承，民间艺术人才培养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感的培养，出于热爱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间艺术的文化精神。

​对于推动文化传统向青少年传播，潘鲁生则认为要从国民教育体系和日常美育传播着手，建设民艺博物馆、出版民艺文化丛书、举办民艺展览、创意民艺文化活动等。“要让中小学生有文化的身份认同感，从小就坚定地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样才能树立文化自信。”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越来越完善，以“汉服热”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回潮令潘鲁生感到欣慰。潘鲁生认为，这种现象的深层动力源自青年群体对文化传统的自觉追求和热情投入。“传统民艺与青年一代，不是输入与传播的关系，而是发现与唤起的关系，我们应该激发青年一代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觉、自信、发现和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