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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栏 | 朱浩云:从民国中华书局走出的画家

2024-02-06 17:48:48 朱浩云 

之前,笔者曾在雅昌发表了《从民国商务印书馆走出的画家》一文,实际上,作为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中华书局同样也走出了不少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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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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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上海澳门路总厂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于上海。全名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组织系统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监察。不少革命派人物和进步人士曾担任中华书局的董事,如于右任、宋耀如、沈恩孚、孔祥熙,史量才等。书局创立后,本着“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和“教科书革命”“服务中华”的方针,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等。与商务印书馆一样,中华书局的作者队伍群星璀璨,一大批怀有同样理想的学界名流、时代明星,纷纷汇聚在这里——梁启超、谢无量、柳诒徵、卢前、赵景深、刘大杰、李*、叶圣陶、朱自清、马君武、茅盾、徐志摩、张东荪、吴宓、王光祈、向达、杨宪益、丰子恺、陈衡恪、余绍宋、徐悲鸿、刘海粟、李毅士……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自办印刷所,并增设发行所,中华书局总店发行所设在英租界南京东路南侧礼拜堂对面的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交叉路口)。翌年上海中华书局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出版为一体的出版企业。两家出版社的发行所均选址于靠近上海售书业集中的福州路,虽然都在河南路上但是不在一处,时人有所谓“分庭抗礼”之说。尤需指出的是,书局与当时著名画家颇有渊源。如1920年到1952年间,上海中华书局在沈知方、舒新城主导下,多次出版了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刘海粟、潘玉良等几位名画家近600余幅字画画集, 1935年,中华书局位于上海市澳门路477号的新印刷厂竣工,徐悲鸿特画巨幅奔马,题曰“日进无疆”,以贺新厦建成。可以看出,中华书局与当时不少著名画家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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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华书局编辑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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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作 中华书局创立二十周年全体员工合影留念(2016年华辰2.875万元成交)

根据笔者研究:民国许多画家曾在中华书局里工作和学习过,如高野侯、贺天健、丁辅之、郑午昌、沈子丞、赵望云、赵蓝天、刘侃生、王人路、余一辰、严个凡、吕伯攸、黄涵秋等。其中高野侯、郑午昌、沈子丞先后过担任书局美术部主任。他们属于书局里的高级职员,在社会和画界里享有很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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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野侯先生

高野侯(1878—1952),现代著名画家、鉴赏家。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清末举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早年参加中华书局筹创工作,任常务董事兼美术部主任,为中华书局的发展贡献良多。1917年,中华书局在经营上一度艰辛异常,高野侯出资出力,与诸同仁携手合作,得以渡过难关。在书局期间,陆续出版名人书画影印本多达百数十种。主编西泠印社《金石家书画集》十八册、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典籍。高野侯收藏以古今名人梅花作品为多,有“五百本画梅精舍”之称。镇库之宝有王冕《梅花图》卷,因名其斋曰“梅王阁”。擅画梅花、篆刻。画梅出于杨补之,笔墨能繁能简,风格浓艳、简淡皆能为之,印中有“画到梅花不让人”一语自负其艺。高篆刻上追秦汉,下逮宋元,于西泠印派致力较多,尤于陈豫锺有深契,秀雅可爱,不愧佳手。其印非至交不能得,故流传甚稀。应该讲,高野侯在清末民国艺坛属于大佬级的人物,要不然张大千和郑曼青早年为了一争高低专门拿着画赶赴杭州找高野侯和丁辅之去评判和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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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午昌先生

1924年接替高野侯美术部主任的是郑午昌(1894—1952年),他是现代著名书画家、社团活动家、美术教育家、美术史论家、书画鉴藏家、诗人,也是首创整套汉文正楷字模,并行销国内外,文坛泰斗蔡元培称之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浙江嵊县人,斋名“鹿胎仙馆”。他1922年进入中华书局,最初担任文史编辑,1924年任美术部主任,与当时著名书画家黄宾虹、黄蔼农、许征白等交往切磋,探讨有得。期间,郑午昌耗5年精力,于1929年编著出版了35万字的煌煌巨作《中国画学全史》,开中国画通史之先河,蔡元培先生赞誉为“中国有画学以来集大成之巨著”。此外还著有《石涛画语录释义》《中国壁画历史研究》《画余百绝》《中国美术史》等书,均是传世之作。郑午昌擅长山水、花卉、人物、书法、诗词、鉴赏等,绘画主张“师古法而立我法,才不为古人所囿”,常谓并自制印章:“画不让人应有我”。绘画有“郑杨柳”、“郑白菜”之誉。他的杨柳千条万缕,浅绿轻黄,极见袅娜;他的花卉师法白阳、新罗,并吸收西洋画法,淡墨浅色,风格清新。水墨白菜,水墨淋漓,生动有致;郑的人物画不多,师法宗陈洪绶和任伯年,人物开相神情生动。不过,在笔者看来,郑午昌的山水最精,难度最大,成就最高。他的门人众多,民国时郑的鹿胎仙馆门人比肩大风堂和梅景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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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子丞先生

1932年郑午昌离开中华书局自己开办汉文正楷印书局,接替他的是沈子丞(1904—2004年),浙江嘉兴人。沈在20年代初进入书局,一直得到郑的帮助和提携,可以说郑是沈的贵人,对沈钟爱有加,关怀备至。之后,沈在美术部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20年,他也是我国现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诗人。在中华书局期间,得机会观摩历代名画,临摹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唐吴道子《天王送子图》、元赵子昂《莲社图》等,其中临顾恺之《女史箴图》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沈也是一位传统功底极为深厚的画家。擅长人物、山水、花卉、书法、画理、鉴赏及棋艺,尤精人物,创作不以生硬霸悍为目标,而是遵循中国写意画棉里藏针的准则,自辟蹊径,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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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辅之先生

除了以上三位外,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篆刻家、书画家、鉴藏家、诗人丁辅之(1879~1949年)也曾在书局做过高级职员。浙江杭州人。丁辅之早年与其弟丁三共创方形聚珍仿宋版字模和聚珍仿宋印书局。1919年起,中华书局确定盘并聚珍仿宋印书局。1920年6月,双方议定以正价26000元的盘并金额。1921年正式订立合同并入中华书局。丁辅之任仿宋部主任、古书部主任、中华书局监察。丁辅之的绘画很有个性和特色,擅长松树、梅花、果品题材,旁及花卉、人物。他的松树、梅花相当精湛,作品笔意工致,韵味清雅,有书卷气息。他画的果品题材古往今来罕有人与之匹敌,如樱桃、梨子、香蕉、杨梅、枇杷、荔枝、西瓜、葡萄、水菱、生梨、石榴、柿桔、南瓜、白瓜、黄金瓜、甘蔗、藕、橘子等数十种,其种类之多,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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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天健先生

贺天健(1891—1977年)是1911年考入中华书局,成为书局编辑,专任图画职务,为中华书局第一批出版的图画书绘制封面,也是书局最早的美术编辑。江苏无锡人。早年又自称“百尺楼头一丈夫”,斋名“开天楼”。擅长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尤以山水著称于世。他的山水崇尚五代两宋山水画的法度与精神,主张山水画要有“宋人格律”,反对“无脉之山,无源之水”。傅抱石曾说:“贺老的笔墨沈雄朴茂,而又透逸多姿,贺氏的山水画不论寻丈大幅,或是尺幅小品,青绿重彩,或是水墨淡彩,给人感受生活气息浓厚,其实雄壮,境界开阔,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艺术感染力”。并称贺天健“是继四王后三百年又一个山水画的整理者和集大成者”。贺天健对自己的绘画十分自负,早在1931年,不惑之年的贺天健曾题其画曰:“天地不傲,无此山川,天健不傲,无此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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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蓝天先生

赵蓝天(1893—1963年)是在中华书局担任美术编辑时间最长的一位。江苏东台人。1920至1922年在上海有正书局图画部专事书籍插图,1923至1952年则一直在中华书局儿童文学部从事儿童书籍、杂志的装帧、插图工作,时间长达近30年之久。赵蓝天从1915年起自学绘画,初宗陈洪绶、华岩与海派钱慧安,人物仕女花鸟画融会诸家之长。其作品笔法简练柔劲,清雅秀润,深受高野候、丁辅之等前辈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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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云先生

据有关资料显示,作为画坛开宗立派的赵望云(1906—1977年)也曾在1931年担任过中华书局美术编辑,时年25岁。大家知道,赵望云是河北省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与石鲁、何海霞合称“长安三杰”。曾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擅长山水、人物、走兽,尤精毛驴。他笔下的作品,线条刚柔相济,笔墨朴实凝重,形神兼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赵望驴”的雅号,当今画驴名家黄胄就是从他这里吸取长处而又有新的发展。对赵望云的艺术郭沫若曾写诗赞誉:“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对赵望云在中国美术史的地位作了评价。

此外还有两位美术编辑在画界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一位是王人路(1899—1948),湖南长沙人。湖南省教育界著名人士王立庵之子,王立庵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数学,是毛**的老师。民国影星王人美是他妹妹。王人路1922年任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美术编辑,与吴启瑞合编《小朋友画报》,期间,他既要负责创作和编辑儿童文学作品,又要负责绘制儿童插画,在图文方面贡献颇多。著有《儿童读物研究》。2013年海豚出版社还汇编出版了《王人路故事画》。另一位是出生于上海崇明的刘侃生(1908—1994),1926年起任过中华书局美术编辑,1946年经金石书画家方介堪介绍,被张大千收为入室弟子,后时蒙乃师教诲,深得大师真传。刘是艺术多面手,人物、山水、花鸟与走兽无所不涉、无所不精。

由于中华书局是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公司,也是全国出版领域最知名的一线品牌,许多名人出书、出画册都会找到书局,像徐悲鸿的《悲鸿绘集》《悲鸿画集》《悲鸿近作》及他收藏《八十七神仙卷》和刘海粟编的《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画册均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所以,美术编辑不仅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岗位,更是一个广结善缘、广结同道、广结知己的岗位,尽管有不少画家的成名在书局任职之后,但书局的历练无疑为他们日后绘画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郑午昌在书局期间,涉足领域之多,艺坛人脉之广,成就影响之大在近现代文化艺术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完成了由中国人自行编著的第一部中国绘画通史——《中国画学全史》,影响巨大,载入史册,并“奠定了郑午昌于民初美术史著述之重要地位”。沈子丞则在书局期间得机会观摩历代名画,潜心研习,画艺大进。同时,潜心编辑了《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国画鉴赏》等书,为艺坛所推崇。

从上不难看出:民国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一样都走出了不少著名画家,其中不少画家成为了重量级的人物,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画坛产生过重要影响。

注:文中图片来自于网络

2024年2月5日写于上海五栖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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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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