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与疗伤的关系并非新话题，回望古时那些退隐山林的文人画家，岂不就是用水墨疗伤?论及当代社会，“治愈系”的流行文化与“艺术治疗”的风靡一时也与艺术疗伤有关。但“疗伤一代”的意义不止于此，它更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当代艺术概念，回应着时下的社会和艺术处境。

　　“治愈系”最初出现在日本流行文化中，与1990年代“平成时代”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社会心理需求有关。治愈系文化为人们提供了摆脱物资生活“单向度”的救赎方式，其中的小清新趣味也影响到之后经历类似消费文化形态的中国城市青年。“艺术治疗”近年来逐渐成为美术学院的一个新兴专业，颇有方兴未艾之势，但真实的社会功用未置可否。“疗伤一代”同样具有社会学介入和关怀的意义，在社会历史的分析中回答了“我们是谁?”的世代追问：我们是“疗伤一代”。

　　社会历史和每个人的生命成长都是一部伤痕史，没有谁不是伤痕累累，但承认创伤却需要面对真实的勇气。因为历史的书写总是会掩饰疤痕，艺术也常常充当谎言的装饰。所以，当代艺术的价值与立场也会体现为对历史和生命创伤的揭示。譬如，女性艺术的觉醒就始于女性艺术史家诺克琳论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中的质问。

　　当代艺术揭示创伤的使命远未完成，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预见，卓越的中国当代艺术必然会与微观生命个体对这艘巨轮沉浮与转向的回应密切相关，艺术家自己的生命创伤就是最触动人心的艺术作品。但其中还有一个现实的隐忧，生命问题显然已被当代艺术的文化政治形而上化，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文化问题。由此，与创伤同在的生命尊严与生命情感不知不觉被文化身份标签化，生命与生命之间应有爱人如己的关系蜕变为文化身份之间的对抗性。女性艺术的创伤表达在释放自由后却不能治愈己身，反而将自己放入创伤与性别对抗彼此纠缠的无尽深渊。女性艺术的黑洞只是当代艺术政治正确的一个表征，我们需要在艺术与生活的基本关系中去思考：艺术要如何参与生命塑造?

　　创伤艺术只是生命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疗伤。

　　她们是创伤一代，也是“疗伤一代”。

　　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概念，“垮掉的一代”塑造了二战之后西方社会的青年世代，但也延续了身份政治的社会关系危机。消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世代，同样深受“垮掉的一代”的文化影响。对于和经济高速增长同步成长的年轻人来说，治愈系的流行文化只是一种假装忧伤的小清新趣味，历史创伤成为一种选择性的盲视。回溯历史，有太多代际的创伤问题被遗忘或搁置，个人成长中的生命创伤同样如此。但是完整生命体的每一个构成都不容忽视，创伤会被唤醒，疗伤也是应然，否则一定是缺憾的历史和人生。

　　“疗伤一代”首先是一个多代际的记忆性社会学群体，不限于千禧世代的青年。千禧世代经历了消费文化的虚无之痛，继而又在猝不及防中被抛入街头。但之前几代人的生命问题同样没有解决，共属于“疗伤一代”。“疗伤一代”也是一个前瞻性的社会学概念。社会学的历史分析需要一种先知性的想象力，期待创伤世代之后应然的疗伤成为可见的事实，而非遥不可及的疗伤之梦。“疗伤一代”因此也是一个当代艺术由文化政治向生命政治转型的艺术概念，也是生命艺术由创伤主题向疗伤观念转型的艺术概念。

　　正值美国艺术家妮可·巴菲特个展“疗伤一代”在中国展出之际，倡导生命艺术理念的苏州宥爱美术馆发起“疗伤一代”主题艺术展，邀请和征集到十几位优秀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与妮可的艺术展开对话。

　　文化身份固有不同，生命关怀息息相通，唯其如此，当代艺术可以恢复生命应有的尊严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