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夏文化促进会

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巩永孝绘制《不矜不伐姚广孝》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全书384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乙酉岁怀姚广孝七律

异骨生成病虎姿，只今谁解帝王师。

会通三教行天道，参赞神功尽伟奇。

经济权谋资大统，尘寰世外总相宜。

荣华富贵非吾事，坚苦端凝更自持。

黄德劲先生诗评：

古往今来，总有凤毛麟角之传奇人物，以常人不可预测之神迹，缔造炳耀千古之成就，而本人之奇姿异貌，奇行异迹，奇谋异术，奇志异遇，让后人遥望感喟，不胜仰思，以至于神化，亦或妖魔化。永乐大帝朱棣之第一襄佐道衍和尚，御赐姚广孝少师，绝对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会通三教行天道，参赞神功尽伟奇，尘寰世外总相宜，坚苦端凝更自持”，正如彬宇先生诗言，高僧姚广孝，是一个极其典型而少见的心怀大志，不矜不伐，刻苦自厉之顶天立地人物！

姚广孝（1335年——1418年），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文学家，幼名天禧，字斯道，法名道衍，号逃虚老人，又称独庵老人，懒阁翁。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靖难之役主要策划者。曾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修纂，并为皇太子、太孙辅导讲读，著有《逃虚集》《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道余录》等。

谨以“病虎非凡”“尘寰世外”两部分简析之。

病虎非凡

“异骨生成病虎姿，只今谁解帝王师。”彬宇先生怀姚广孝七律首联，便道出了两大不凡：一，容貌不凡，非常人常貌；二，帝师不凡，有赞美者，更有贬斥者。姚广孝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明史·列传》：

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姚广孝于公元1335年，生于江苏一个医学世家。明成祖朱棣亲笔撰写的《御制荣国公神道碑》追溯:“广孝，苏之长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积善，母费氏。”姚广孝还有一个续承家业的哥哥姚恒，与一个嫁到邻村高家的姐姐高姚氏。

据姚广孝所述，至少到了其祖父时，已正式以医为业，其哥哥姚恒后来也“续祖、父箕裘之业”，但并不是什么富裕人家。姚广孝因此有“无寸田尺土，生计甚疏”之叹。

姚广孝出生于公元1335年，这一年一般记为元顺帝至元元年。在姚广孝五岁时的至元五年，夺回朝政大权的元顺帝试图革新政治，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骚乱四起，饥荒频仍，民不聊生。姚广孝的童年，应该是见惯了混乱动荡的。

至正八年，姚广孝年仅十四岁，然而已有“兼济天下”之志的他，坚决出家，入寺为小沙弥。

至正十二年，朱元璋还俗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正是这一年，十八岁的姚广孝正式剃度出家。一进寺门，一出寺门，两个和尚彻底改变了大明朝的命运车轮。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姚广孝一家一直生活在距离苏州府城四十多里的相城镇内。相城人口稠密，商旅繁荣，人文荟萃，相对安定。姚广孝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积累，是受益于这个环境的。

姚广孝晚年自跋画像诗说:“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东鲁书”即是指山东孔孟儒家典籍，“西方教”则为来自天竺的佛家学说，显然表明道衍和尚早年求学儒家，后来才身入佛门。其另一首《奉酬王右史蕴德》也说:“少时事孔学，长日游儒林……无成即从佛，净业乃所任。”姚广孝自小结识的好友高启则在《答衍师见赠》中说:“衍师本儒生，眉骨甚疏峭。”

姚广孝有了初步的儒学基础，早早展示出“性早慧，通儒书”“读书，能诗文”的特质，对后来的辅政帮助巨大。已然在儒学熏陶下树立了远大志向抱负的姚广孝，不甘于现实，不甘于做一名清苦的医生，出人意料，出家为僧。

当然，对姚广孝来说，出家入寺的最直接好处是可使自己免受衣食奔波之累，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因此接受更加高层次的教育。但是十四岁便能如此深谋远虑，坚持己见，想方设法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作出选择，何其难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断！

元代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文化发达，大批文人学士都与佛、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有名的僧人、道士也多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儒、释、道三者融会相通，所在多有。姚广孝由此成长“会通三教行天道”的高僧，剩下的就是“参赞神功尽伟奇”了。

据佛教文献记载，姚广孝曾“从北禅虚白亮公习天台，教阅四教义图解，剔其谬处问虚白，白不能答，遂弃之”。姚广孝追随江南高僧智及禅师约有三年时间，侍其左右，“咨叩禅要”，佛学修养日益精进，声誉日隆。“自是往来十余年，尽得旨要，声誉洋洋聿起江海间”。

精修佛学的同时，姚广孝也没有中断一直以来与儒家文士的交往，甚至更加密切和深化。《明史》中称：“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濂、苏伯衡亦推奖之。”他自己也说：“余少为浮屠而嗜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

姚广孝所在的苏州一带，有以高启为核心的北郭诗社。其中高启、张羽、杨基、徐贲等四人被誉为“吴中四杰”，而以高启为冠。

高启，字季迪，吴县人，仅比姚广孝小一岁，住处与姚广孝住处相距不远。高启“少孤，力学工诗”，读书过目成诵，尤精历史，嗜好诗歌，年少时已声名显著。后世选明诗者，往往以高启之诗“冠卷首”。《四库全书提要》也盛称高启“天才高逸，实距明一代诗人之上”。少年时高启和姚广孝就曾共同学习、求教作诗之法。

清代学者钱谦益根据高启《春日怀十友》组诗而提出“北郭十友”的说法，其中第九首就是《僧道衍》。姚广孝嗜爱文学儒书，将自己的读书之室命名为萧然斋，日夕用功，诗文唱和。

正当成长关键阶段的青年时期，姚广孝悠游于释、儒之间，与道家也多有交往，如当时高道席应真。“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

席应真，亦作“应珍”，字心斋，号子阳子，生于元大德五年（1301），比姚广孝长三十四岁。少时辞家学道，兼收众长，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异士。席应真大约在至正二十一年（1361）之后来到相城主持灵应观，随后便与姚广孝成为“忘形之交”，尽得其精髓。姚广孝一直保持着与道人的友好关系，包括受朱元璋召见赞赏的“鹤林高士”周玄真和有“道门硕儒”之称的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

据《道余录》，姚广孝出家后日日思考什么呢？“山河社稷、国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养之事。”求知欲旺盛的姚广孝，时空是拘束不住他的。“我生四方志，不乐乡井中”，“自昔辞家日，曾期万里游”，开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云游天下。

姚广孝的足迹遍布淮楚、江浙以及中原的许多地方，“去年客淮楚，今往浙水东” ，甚至“屡岁不归”，尽兴方返。

姚广孝旅游到莆田南少林的嵩山寺时，又遇到了一位奇人，大明第一相士——袁珙。

袁珙（1335——1410），字廷玉，号柳庄居士，元末明初著名相士，官至太常寺丞，卒赠太常少卿。

袁珙自幼天资非凡，好学能诗。曾游于海外洛伽山，遇异僧于别古崖，授以相术。袁珙在元朝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数百人，“无不奇中”。

袁珙一见到姚广孝就指着人家喊到：“这是什么怪和尚，三角眼，像只病了的大老虎，我看一定嗜杀成性，恐怕将来会成为刘秉忠之流。”

姚广孝听后的反应呢？“道衍大喜”。为什么？只因刘秉忠可不是一般人物！

刘秉忠，又一位奇僧。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政治家、文学家，兼通儒释道之学，以布衣参预军政要务。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对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订立居功至伟，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则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死后谥号“文正”，为元代汉人位封三公唯一一人。

如此人物，自然是道衍和尚追求的目标。所以忍不住内心窃喜，而和袁珙成为至交好友，礼遇甚佳。后姚广孝推荐袁珙给燕王朱棣，召至北平。燕王欲试探袁珙能力，挑选九个与自己相貌、体型差不多的卫士，一起饮酒。袁珙受命来到酒肆，立马跪在燕王的脚下说：“殿下为何如此轻视贵体？”燕王因此惊异，召袁珙入宫。

袁珙极道成祖天表之盛。谛视曰：“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并言：“髯过脐，必登大宝，为二十年太平天子。”袁珙看过藩邸校尉士兵之后，也说他们将来都是“公侯将帅”。燕王暗喜，担心消息传出不利，偷偷派人把袁珙送回老家。

朱棣即位后，召拜袁珙为太常寺丞，赏赐冠服、鞍马、文绮、宝钞、宅院。当时有言，明成祖之有天下，始于姚（广孝），定于袁（珙），成于张（玉）也。然非姚则不萌，非袁则不决，非张则不聚，岂非天意而致此三人也？

朱棣册立储君时，于三个皇子间难以决断，召袁珙相之。袁珙看过皇长子朱高炽后说道：“天子也。”相看皇长孙朱瞻基时说：“万岁天子。”储君于是确定。袁珙永乐八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常少卿。

在姚广孝的朋友圈里，还有另一位高僧——宗泐。

宗泐（1318——1391年），元末明初著名高僧。八岁入天宁寺（今龙兴寺）出家。洪武四年（1371年），应召称旨，住持天界寺。后同杭州演福教寺住持、天台宗高僧如玘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等，颁行全国。

太祖朱元璋之马皇后既薨，临葬日大风雨雷电。太祖甚不乐，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将窀穸，汝其宣偈！”要求宗泐作一首诗偈，否则便要杀人。宗泐应声曰：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太祖听后大悦，顷忽朗霁。诏赐宗泐白金百两。宗泐大师曾受命赴西天取经，往返14万余里，历时五年，取回许多真经，备受太祖赞赏，成为丛林领袖。

姚广孝作为晚辈僧人，与宗泐同游，观看“南朝四百八十寺”。忍不住感慨万千，吟诗一首：

谯橹年来战血乾，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这哪里是一名僧人超然物外的诗？心中看惯了萧梁事业的僧人，哪里又安于当下的寂寞？因此——

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不答。

同行的宗泐大师说：“这哪里是僧人说的话？”道衍和尚笑笑不语。

多年游历对道衍和尚的帮助是巨大的。他总结道：

“譬夫月之行天，水之行地，虽无乎不在，观月者必登乎高，观水者必临乎深，何哉？不登高不足以见月之朗耀，不临深不足以见水之澄波。”

“会通三教行天道，参赞神功尽伟奇。”应该说，道衍和尚年轻时的志向，勤学，交游，给自己积累了充分的学养与才识，会通三教，把握大道，而能参赞化育，扶持社稷，改造山河。而对于其与燕王朱棣“一见钟情”，并助其发动“靖难之役”，《明史》有极其简洁明白的表述：

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由此可知，是高僧宗泐荐举了道衍和尚，因此得以接近燕王，并成为密谈机要的亲近之人。

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

明太祖传位给惠帝朱允炆，因各路藩王不听号令，意欲削藩。朱棣听从道衍之议，决意起兵。其间故事，十分精彩：

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建文元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诏逮府中官属。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景隆、平安等先后败遁。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复攻东昌，战败，亡大将张玉，复还。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从之。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

朱棣可能“谋反”的种子，其实在朱元璋尚在世时，就已经埋下了。太祖的长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突然暴亡，年仅38岁，白发人送黑发人，朱元璋伤心不已。一波三折之后决定立十六岁的朱允炆立为皇太孙，做自己百年后的继承人。但长于深宫，深受儒学熏陶的皇太孙朱允炆，完全是圣人谦和之气，而毫无霸主雄猜之心。这让朱元璋十分担心。

据说有一次，朱标与朱允炆父子俩同在朱元璋身旁，仰望穹苍，繁星点点，一轮弯月悬挂，朱元璋便以此为题，让父子俩各作一首咏月诗。朱标沉思了一会，吟道：“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朱允炆的诗则写道：“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

实话实说，从诗的角度讲，写得都不差，可在一代雄主朱元璋看来，太没气魄了。而且朱允炆的最后两句诗，总让朱元璋感到心里堵得慌，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太祖览之不悦，以其口气非吉兆也。”

还有一次，在宫禁中看跑马，朱元璋出了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 让在场的诸皇子皇孙对下句。朱允炆对的是“雨打羊毛一片毡”。对句工整，但殊为平淡。轮到燕王朱棣时，他的对句是“日照龙鳞万点金”。非同凡响，雍容高贵，明显高出朱允炆许多。朱元璋虽不语，但心中对自己的四子，一定是高看一眼的。

在明初这场天下易位的重大变革中，姚广孝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各种史料都记载，朱棣在考虑对策时，曾与姚广孝密议，最终下定决心。传说朱棣曾出一上联：

“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姚广孝对之曰：

“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

语带双关，甚合燕王心意，遂以为心腹，密谋大事。

当朱棣面对反还是不反犹豫不决时，曾问道衍和尚：“民心向彼，奈何？”，道衍立即应之:“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在《御制荣国公神道碑》中，朱棣追忆道：“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祸福之机，先几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

朱棣下定决心，开始为起兵做准备。命姚广孝暗中挑选勇猛、健硕、有异能的八百勇士，日夜操练。为了造兵器，掩人耳目，姚广孝挖地建了个大屋子，墙里面镶入瓶瓶罐罐，进行隔音。还养了大批鸡、鸭、大鹅，以噪制噪，掩盖兵器制造的声音。

“靖难”前夕，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事关重大，众人密议进兵时，都十分紧张。忽然间屋檐上的瓦片坠地而碎，一下子吓坏了众人，以为是“瓦碎”之凶兆，也令朱棣心中极为不快。姚广孝却处变不惊，反而向朱棣道喜，言:“天意欲殿下易黄瓦尔。”于是“王乃喜，是日谋乃定”，依姚广孝之计行事。

朱棣打出“奉天靖难”的旗号，“奉祖训，清君侧”，要起兵清除诱导朱允炆迫害藩王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朱氏叔侄之间的“靖难之役”正式爆发。

一切就绪，朱棣准备登台誓师的时候，刚刚还万里无云的天空，忽然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随后便是暴雨倾盆，遍地汪洋。这又让朱棣和众人起了疑心。

道衍和尚再次展示其“知天道”的本领，说：“飞龙在天，风雨从之，元吉。”将风雨之变解释为“真龙”将要出世，昭示着朱棣才是“真命天子”。随着天气恰到时机的好转，“将士皆喜，以为上诚心感格也”，由此军心大振。《御制荣国公神道碑》赞赏姚广孝“识察天运，言屡有验”。

但凡事一定不是只有一帆风顺，强力而为便行。能知进退，明得失，才是真正的高明。道衍和尚恰恰具有这项本领。

朱棣亲自挥军南下，进占德州，于五月十五日包围了重镇济南。不料济南守军在山东右参政铁铉、参将盛庸的率领下，众志成城，誓死守卫。燕军历时三月，劳而无功，南军又开始重整旗鼓，欲断北军后路，朱棣陷入进退两难之境。远在北平留守的姚广孝看出形势危急，果断写信给朱棣，称:“师老矣，请班师。”力劝朱棣回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建文三年冬，南京宫中被黜的宦官逃到北平投奔朱棣，“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收到这一情报后，姚广孝立即向朱棣建言，直趋南京，一举夺取天下。“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是极其大胆而冒险的举动，但是同样胆大心细的朱棣，最终听取了道衍和尚的高见。“要当临江一决，不复反顾矣！”

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十二日，朱棣在北平誓师出征，一路避强击弱，经馆陶、徐州长驱南下，在灵璧击溃南军主力后未再受到像样的抵抗，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直抵南京城下，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开门迎降。南京城陷，江山易主，实现了姚广孝半年前预定的谋划，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以朱棣完胜，惠帝大败告终。

不能不说，姚广孝与朱棣的这一大胆决策，让天下百姓避免了兵祸连年的战乱之灾，也断了北方蒙元伺机南下的狼子野心。因此晚明思想家李贽认为，明朝两百年来休养生息，以致世人安于饱暖，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此言非虚。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明史》）

“会通三教行天道，参赞神功尽伟奇。”道衍和尚以自己的所学，所识，所谋，帮着下决心，定决策，甚至利用自己的“科技知识”，掩护北军厉兵秣马，参赞神功，改写历史，创造了奇迹，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尘寰世外

“经济权谋资大统，尘寰世外总相宜。”道衍和尚的本领是全面，但他的一颗心，并不在红尘的荣华富贵，而是一身缁衣，终归道山。

彬宇先生很多年前提出一个观点，专门谈论科学与经学的区别与联系。他在《平心平天下》和《大成之道》书中都阐述过，中华文化培养大家，西方文化培养专家，大家包含了专家。他曾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真正的大政治家，几乎都是出自文史哲领域。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思考过其中的内涵。究其原因，其实就是经和权的关系。以经为体，以权为用，把经世和权谋都能发挥到极致，非圣贤豪杰之士不可。经是不变的常道，权是权谋与权变，服务经经、辅佐于经的方法。只有通了经，才能洞悉社会，才能达变，才能知道社会的发展将向何处去，也才能更好地引领社会、造福社会。而恰恰经是引领社会，权是造福社会；经是权之体，权是经之用。不知经则社会必乱，不谙权则社会必穷。经是战略，权是战术。而科学则更是为经与权服务的。经是大学，即大道之学、大成之道；科学是分科而学，是专精之术。通经者能致用，故名通经致用，能宏观看待问题，对待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实施‘降维打击’，从本原上解决问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也可以用权谋、权变的方式。而所谓科学解决问题，因科学本身讲求严谨，是从实验发生，是从微观出发，所以具体，也缺乏变通及旁通。看待问题往往从单一角度及表象角度，不能宏观，也就不能从本原上解决问题。通经者是自上而下从高维到低维下载，既包含宏观、又包含中观与微观；科学者是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发展，所以视野不如通经者宏大开阔全面。不能全面，就必然固执甚至偏激。所以沉迷科学，往往容易迷信科学，而迷信科学，本身便是一种迷信。所以经的本身便包含了玄学、哲学与科学。学经的往往成为圣贤哲，即圣人贤人哲人，学科学的往往成为科学家。圣贤哲最大的特点是公平公正，是思想家、战略家、道德家，是社会的榜样和引领者；搞科学的最大特点是严格严谨，是科学家、发明家，则最宜成为社会的推动者。科学家是物质文明的代表，而经学家则懂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并协调发展。所以经学家懂得经纶济世与经世致用，而科学家往往只懂得致用，而鲜懂得经世。出发点不一样，眼界、格局自然不一样。一言以蔽之，科学家的着眼点是精微；经学家的着眼点是人类。经学家可以致广大而尽精微，科学家则是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尽精微而逐渐致广大。所以中华民族历代的政治家，都必须要熟读六经，通经才能致用，通经才能达变，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济世。科学因为严谨，侧重纵向思维，逻辑缜密，所以需要一步步地教学，很难自学成才；而经学重在顿悟，侧重触类旁通的横向思维，所以能通过博览群经从而融会贯通，没有思维的束缚与局限，往往通过自学成才且成就大才。”

彬宇先生的论述，归结起来，恰恰就是“经济权谋资大统，尘寰世外总相宜”这句诗的最佳注脚。

“荣华富贵非吾事，坚苦端凝更自持” 。道衍和尚虽然成了“姚广孝”，但他是有自己的坚守的，有自己人生的高标的。他完全可以游走于尘寰世外，自由自在。这也正是他最让人崇敬之处。

“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出振苏、湖。至长洲，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重修《太祖实录》，广孝为监修。又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书成，帝褒美之。帝往来两都、出塞北征，广孝皆留辅太子于南京。五年四月，皇长孙出阁就学，广孝侍说书。”（《明史》）

永乐二年（1404）四月，成祖授道衍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恢复其姓，赐名广孝，追赠其祖父以同样的官职。皇上与他交谈时，称他为少师而不叫他的名字。一旦有疑难，总是派人快马询求他的意见。成祖命姚广孝蓄发，不肯。又赐给他府邸及两名宫女，均不接受。

姚广孝还是选择住在寺庙里，朝见皇上时穿着冠服，退朝之后仍换回僧服。他曾受命去赈济苏、湖，到自己的老家长洲时，便一毫不留，将所赐的黄金、布帛全都分发给了宗族乡人。

当时朝廷重新编修《太祖实录》，姚广孝为监修。后来又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书成之后，皇上褒奖了他。皇上往来于两都，出塞北征时，姚广孝都留在南京辅佐太子。五年四月，皇长孙出门就学，姚广孝陪同讲解书籍。“尔与有帷幄之谋，今立储宫须求辅导，固知乐于优游无心荣显，尚宜勉强以副朕怀。”（《明史》）

姚广孝拒绝了一切荣华富贵，回归和尚。虽然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未必为世人，甚至自己的亲人所理解。《明史》明确记载，百战归来再回到家乡，他的姐姐拒绝见他。他想和好朋友王宾聊聊心事，亦被拒而被遥呼：和尚你错了！和尚你错了！回头再见姐姐，姐姐直接开骂。（其至长洲，候同产姊，姊不纳。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复往见姊，姊詈之。广孝惘然。《明史》）

当姚广孝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朱棣来了。朱棣知道姚广孝最后一定有什么要说的话。

姚广孝终于艰难地开口了：“僧溥洽系久，愿赦之。”

和尚溥洽已经被拘禁得太久了，皇上放了他了吧。

溥洽何人也？一生无欲无求的道衍和尚，竟然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丝毫不提自己，而是提出释放溥洽。

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道衍的朋友。主录僧是明代的专有名词，是专为皇帝和亲王做法事的僧人。靖难之役后，有传闻指溥洽知道建文帝逃亡之事，甚至指他收留了建文帝，明成祖于是找个借口囚禁了溥洽，关在监狱十五年。

姚广孝去世了，朱棣也释放了溥洽。溥洽道：“吾余生，师所赐也。”（十六年三月，入观，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睡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卒。帝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明史》）

还有一件事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姚广孝晚年写的《道余录》，让他本来跌宕的人生定评，愈加波澜起伏。

永乐十年（1412），年近八十的姚广孝，整理出版了反排佛的《道余录》。《道余录》是姚广孝从佛家观点出发对宋儒攘斥佛、老学说的反驳。姚广孝在序中记叙他著述此书的原委时说：

“三先生（程颢、程颐、朱熹）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太史公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今慨然，奚足怪乎？……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他因此择《二程遗书》二十八条（其中程颢七条、程颐二十一条），《朱子语录》二十一条，共四十九条“极为谬诞”处，“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并声明非敢与三先生辩驳，乃“不得已也”。

由于《道余录》采取与儒家正统思想正面交锋的激烈方式，也就注定这本书日后会遇到严厉反攻，并险遭焚毁的命运。姚广孝在世时，鉴于姚广孝深得朱棣荣宠，在朝廷中具有崇高威望，理学家虽怀有不满，尚不敢公然有异议。

随着姚广孝圆寂，以及朱棣、朱高炽的去世，恩宠渐疏，言禁渐开，加上对建文君臣的同情，关于《道余录》的争议便随之而出。在《道余录》问世后第十八年（1430）修成的《明太宗实录》中，就已出现批评《道余录》之语，此为官方文献的正式贬词。特别是明中期以后，《道余录》逐渐成为众人攻击姚广孝的一大把柄，到了嘉靖年间，《道余录》已难得一见。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提到张洪烧书之事。张洪为姚广孝生前共修《永乐大典》的同僚，曾受其照顾。他自述:“少师于我厚，今无以报，但见《道余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张洪与姚广孝多有交往，钱谦益誉之为“吴中硕儒，贯穿宋人经学”。但他以儒家卫道者自任，其欲焚灭《道余录》，是站在儒家立场的狭隘之举。明人刘凤未见此书，但他认为“若其深诋宋儒，必有见焉。张洪何者，辄焚灭之，惜矣”。现代学者商传先生认为这样的报恩，是“十足的以怨报德的恶行”。但这种行为却也反映出《道余录》的出版，给坚持儒家正统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反感。后来清代官修的《明史》和顾炎武的《日知录》都提到“广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代思想家李贽以七十五岁的高龄（逝世前一年）才得见此书，认为“绝可观”“宜再梓行，以资道力，开出世法眼”。他见到姚广孝遗像时，感慨道:“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为我国家二百余年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道余录》经李贽校阅后，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钱谦益为之刊行，并于清康熙五年（1666）收入《嘉兴续藏经》。

事实上，《道余录》的出现，是明代延续宋、元以来佛教护法书系统中的一本。荒木见悟认为这是对佛教危机的一种警示，可谓切中要点，也可以视为那篇《佛法不可灭论》的续编，因而，有明一代，类似《道余录》的著作仍不断出现。同样，儒家方面的排佛论亦连续有人撰出。此一儒、佛相激相容的思想脉流，实贯穿有明一代的思想界，至阳明心学出现后，更开启另一轮新的融合浪潮。顾炎武曾评价道:“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日也。”显然，这是针对姚广孝与王阳明两人都反对排佛的共同之处作的比较。但李贽等极少数人对姚广孝的高度评价，乃是并不为当时主流所容的特异之说。《道余录》一书，与辅佐朱棣“谋逆”之事结合在一起，成为明中期以后姚广孝遭到主流社会贬斥、封杀的重要原因。

《道余录》甚至流传到了日本。流转之中，有跋文高度评价说：

今阅诸《道余录》，令人不能无感于少师也！少师负一世独秉之资……位极三公，而衣仅一衲。每博极内外典坟，尤留神儒释一贯之旨，故云栖老人向所推重，惟当代之留侯也。……今世之称儒者，识鉴未必如少师，勋业未必如少师，无论佛之底蕴，即孔氏渊源，犹未识真，每窃宋人些糟粕，当己功能，徒争门墙，虚饰局面而已，安知存心养性之道，明心见性之旨哉！

当然据传日本亦有人著《道余录破释》，以反驳此书。该书写于1686年，但现已不见此书。在中国本土，1686年已是清康熙二十五年，《道余录》中所代表的反排佛论精神，随着阳明学派的没落，也逐渐消沉了。直到1919年编辑的《涵芬楼秘笈》第七集刊行，虽收有此书，其条数与《嘉兴续藏经》相同，但无自序，更重要的是其中许多条文已被篡改。尤其在结论部分，多被删除或更改，以缓和对程朱激烈攻击的语调。此时已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年，正是一个激烈反传统的时代，但对《涵芬楼秘笈》的编者而言，仍只能以篡改原书来缓和立场，可见《道余录》的反排佛思想一直让一些传统知识分子耿耿于怀。

由此愈知姚广孝之高远深刻矣！姚广孝之志，非为己身；姚广孝之行，非为一时。明知将背负巨大褒贬，仍犯难而进，岂非圣者哉？姚广孝以高寿而终。后世之称论，忽焉天堂，忽焉地狱。《明史》载：

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嘉靖九年，世宗谕阁臣曰：“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于是尚书李时偕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移祀大兴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诏曰：“可”。

至于身后配享不配享，妖僧还是高僧，都是后人自己折腾自己，于姚广孝而言，早已是浮云一片。“只今谁解帝王师”？“坚苦端凝更自持”！姚广孝最可贵者，在于有定心，有洁操，有远识，不矜不伐，不溺不亢，而行己之志，成己之行，立千秋功业，留待后人评说也！

（本文多参考《姚广孝》·何江海著）

张红星教授注：

异骨：不同凡人的骨骼。多谓圣君贤相或神仙的形貌品格。《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东观汉记》：“齿长一寸，龙颜虎口，奇毛异骨，形容极变，亦非诏书之所知也。”晋·葛洪 《神仙传‧彭祖》：“面生异骨，体有奇毛。”唐·杜甫 《哭王彭州抡》诗：“新文生沈谢，异骨降松乔 。”仇兆鰲注引《列仙传》：“王君平谓茅盈曰：‘子有异骨，可学仙。’”

参赞：协助谋划、参与襄赞。 《晋书‧姚泓载记》： “君等参赞朝化，弘昭政轨。”宋·欧阳修 《谢赐飞白并赐宴诗状》：“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误被奖擢，参赞钧衡。” 《红楼梦》第五三回：“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

伟奇：卓越不凡。宋·苏轼 《故李诚之待制六丈輓词》：“公如松与骥，少小称伟奇。”

经济：经世济民。 《晋书‧殷浩传》：“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也指治国的才干。清·孔尚任 《桃花扇‧修札》：“写的激切婉转，有情有理，叫他不好不依，又不敢不依，足见世兄经济。”

权谋：权变谋略，也指随机应变的谋略。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 《后汉书‧张宗传》：“禹闻宗素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

大统：帝业；帝位。 《书‧武成》：“我文考文王 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孔传：“九年而卒，故大业未就。”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

相宜：合适。汉·蔡邕 《独断》卷上：“春荐韭卵，夏荐麦鱼，秋荐黍豚，冬荐稻鴈，制无常牲，取与新物相宜而已。”宋·陆游 《梨花》诗： “开向春残不恨迟，绿杨窣地最相宜。” 《红楼梦》第一一○回：“只有凤姐可以照管里头的事，况又贾琏在外作主，里外他二人，倒也相宜。”

端凝：庄重。《旧唐书‧冯定传》：“文宗以其端凝若植，问其姓氏。” 《宋史‧李沆传》：“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 ’”明·方孝孺 《陈先生墓碣》：“先生资端凝，喜学问。” 《清史稿‧世宗纪》：“生有异征，天表魁伟，举止端凝。”

自持：自己维持；自己坚持。 《汉书‧公孙弘传》：“今事少间，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持。”唐·皮日休 《鹿门夏日》诗：“身外所劳者，饮食须自持，何如便绝粒，直使身无为。”宋·陆游 《费夫人墓志铭》：“虽有疾，强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终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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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84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