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一心

写经是佛教的修持方式之一，几乎每一部佛经都有对写经功德的赞叹，故历来为广大佛教徒所采用；弘一大师作为一位大书家，在这方面他自然有着比常人更加优越的条件。他或自发，或受人恳请，先后写了不下数十种经典。尤其是其书风演化频繁，形式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弘一大师的写经，向人们展现了他独具个性的艺术气质，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他的审美意趣所发生的前后变化。本文将对其各个时期较为典型和有代表性的写经作品，略作析探。

一

说到弘一大师的写经，就不能不提印光法师。

印光由儒入释，饱学硕德，一生弘扬净土法门，后人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弘一大师初出家时，对佛教的修持仪规尚未明了，皆向印公请教。我们从《印光法师文钞》的相关信件中，可以看到印光对弘公的指点言词直率中肯，契理契机，呵护有加；而在写经方面，印光的指示亦极详细，如从法度上，印光说：“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从字体上，则示：“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当印光知弘公发心刺血写经后，即致书：“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又欲刺血写经，可谓重法轻身，必得大遂所愿矣。虽然，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倘最初即行此行，或恐血亏神弱，难为进趣耳。入道多门，惟人志趣，了无一定之法。其一定者，曰诚，曰恭敬……”这些开示入情入理，且婆心深切，故弘公对印光以师礼事之，依教奉行，甚至在写经尺寸的安排上，也尊重他的意见。如1926年，弘公致黄庆澜的信曾提：“去年陈伯衡居士石印拙书《八大人觉经》，曾呈法雨老人（印光别号）阅览，老人以为折本太长，未便放置，以后再印，宜改短云云。故今所写《行愿品偈》未写冠首之科文，及后附之释经名题。”

弘一大师向印光请益最多的时间约在1919年至1927年；1928年他初到闽南，1932年始常住闽南之后，和印光的通讯就少了。但他始终以印光写经须“诚”、“恭敬”的示诲为座右，直至圆寂前三日，大病之中，还为黄福海书写这样一句话：“吾人日夜行住坐卧，皆须至诚恭敬！”由此可见，印光对弘公写经的影响之深，已超乎写经之外了。

二

1918年（戊午七月十四），弘一大师出家后次日，为夏丏尊先生书《楞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同年九月（农历），夏丏尊的父亲亡故，又为录《地藏经·利益存亡品》一节。两件作品均为中堂，风格一致，但前者字体为行楷，后者则介于行、草之间。这两幅字还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时间最早（指写经）；二是这种字体保持的时间极短，犹如昙花一现。

1920年（庚申七月），弘伞法师丧母，弘一大师手写《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菩萨戒》一卷，并每日诵持，以为回向。又为纪念自己剃染两年，分别于大势至菩萨圣诞书《佛说大乘戒经》（图一）一卷，地藏圣诞书《十善业道经》一卷。此三经字体风格相同，行笔顿挫提按驾轻就熟，结体矮扁，拙中见工，楷法井然。这一字体实羽蜕于《张猛龙碑阴》，弘公将原碑紧收的中宫放松，以虚济实，使结字疏朗；笔画时而疾涩，时而停匀，富有变化。由于他功底深厚，化得巧妙，令人很难看出原碑的痕迹。他这时的字力争从北魏中脱离出来，其1923年曾对堵申甫居士说：“拙书尔来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当是指的此时创变的意图——从朴拙转为工整，这可以用“拙中有碑、工中见帖”八个字概括。

弘一大师努力把碑、帖结合起来，同时为了追求变化，他在书写非经文内容时又尝试把行、草的结体揉入楷书中。如1923年写的《绍兴开元寺募建殿堂疏》，这种尝试为他后期书风的形成积累了经验。

三

1924年，弘一大师的写经进入创新的第二个阶段。是年的代表作品有《华严净行品偈》、《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等。此二经他用法乳北碑《金刚经》所创的新魏体书写。由《净行品偈》（图二）的跋识，可知此经写于5月间，共分七天完成，当时他正病热。《净行品偈》的正文写好之后，他又用蝇楷在上首冠以科文，经后则附录“释经名题”，异常的朴茂秀整。病热之中，书法犹如此精到，只教人完完全全折服于作者的功底和毅力。《八种长养功德经》（图三）上落款的时间是“十三年，岁阳于逢，迦剌底迦月”，可见是写于甲子年（1924年）九月。《功德经》的字笔画俊挺，气息连贯，在笔法、结字、行气方面均较《净行品偈》为佳，说明弘公当时的精神状态良好。此经文后撰有《三皈八戒文》，用《大乘戒经》的字体书写，与正文相呼应。

1926年弘公的作品有《华严普贤行愿品偈》《华严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地藏经见闻利益品》等。《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是为蔡丏因居士所书，字体较方。兼于《大乘戒经》与《行愿品偈》（图四），为最精工。因印光法师认为经本太长，未便放置，故弘一大师此次写《行愿品偈》时将科文略去；但写《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时，或许是他认为冠写科文的格式更为美观而想出一个办法——将科文写于经文之间。果然，这样一来，有了小字的映衬，齐整的经面顿时平添了一种上下错落的灵气，加上圈分科的“甲”、“乙”、“丙”、“丁”等的圆和经文标点的相互照应，又营造出一种斑驳若离的韵趣，整幅作品就越发显得清逸古朴。这些虽是人为的安排，却如发自天然，没有丝毫刻意雕饰之痕。弘公本人对这件作品也深感满意，认为是他“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后无能为矣”！

1930年的主要作品有写于4月的《普贤行愿品偈》，写于11月的《地藏经嘱累人天品》等。《行愿品偈》每个字写在独立的方格之中，颇美观；《嘱累人天品》每页4行，每行5字。这两件作品风格相近，笔画饱满，碑味十足。此种字体最初出现于1924年（即《净行品偈》的字体），约保持了一年。再经过几次创变，至1929年，“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的字体出现，唯至1929年，这一字体更趋于敛神藏锋，行笔一波三折，饶有韵致，大体具备了其晚期书法的神貌。但北碑毕竟是弘一大师书法的母体，法乳所在。其1930年又重温碑体；似乎在向人们暗示他的书风将作远行；而事实上，他的魏体书法1931年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从此，弘一大师绚烂之极的碑体风格即告结束，进入了归于平淡的全新阶段。

四

弘一大师于研律之暇，宏倡最多的除了净土，即为华严。

他致蔡丏因的书信前后共计百余通，大多数是研讨华严或谈及华严的。其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从教相到教理，以及对华严宗诸大师著述的研味等，皆由浅入深，次第指点，倍尽其详，可见他对华严宗的造诣不在律部之下。有此前提，他选择《华严经》集联，完成《华严集联三百》这部巨制，当非偶然。

弘一大师《集联》的缘起据卷首序曰，是“循道侣之请”这里说的“道侣”很可能是指刘质平先生。1931年阴历四月，弘公致刘的信有“《集联》已书写，但只能书一种体。因目力昏花，久视则病疼，故不能书他体也”之语。说明刘质平请弘一大师集缀时，还希望他能够用各体书写。

《集联三百》除“唐贞元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偈颂集句百联”之外，另二百联中，四言和五言联皆以小楷在联句的下方注明各自的出处品名，七言和八言联（最多者）则均标注于联句的左侧，布局煞是美观，它给人的感觉是朴素淡雅，清气四溢。《集联》实际是弘一大师的书风由中期过渡到晚期的分水岭，意义非比寻常。

1932年，值李筱楼公120周年冥诞，弘一大师发心书写《佛说阿弥陀经》一卷回向。作品为屏条式，共16屏；字体以《集联》为基础，稳重方整；运笔中锋，一味内敛，所营造出的意韵如同丛林清幽，尘嚣斯寂；而有的字略杂行意，动静结合，恰似宴坐初起。

1933年，刘质平先生母故，弘一大师为书《般若心经》一卷，笔墨逸致净妙，神超形迹之外。

1935年书《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一卷，赠李汝晋居士，闲畅古雅，气格清高。

1936年，写《金刚经》、《药师经》、《弥陀经》各一卷。《金刚经》每行八个字，画有红色界格，章法布局完全有别于前期。《药师经》、《弥陀经》的格式和《金刚经》的基本相同，惟《药师经》比《金刚经》的体势略长，笔画愈圆韧。这三部作品书写的时间间隔虽很短，字体却有明显的差殊。

1940年，刺血和朱写的《普贤行愿品偈》一卷。如其为法忘躯，书写时，不计工拙，一任自然。

1941年，书《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卷赠性常法师。这部作品，不藏锋而神自敛，无意工而法全备，诸凡笔画的长短、粗细、交叉、衔接、起止、纵横、倚侧、疏密、呼应等，皆已臻于化镜，越是细微，越显其妙。《普门品》是弘一大师的最后一件写经作品，这样的佳构，也可算是十分圆满了。

弘一大师有一件书法作品，写的是“宋灵芝律师每曰生宏律范，死归安养，平生所得，唯二法门”。这其实也是弘公对自己修持宗趣的总结。西方极乐世界有两大菩萨，一为观音，一为势至，弘公的写经始于《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至于《观世音普门品》，同样以净土为归，和他的修持宗趣是一致的。

五

弘公写经受印光法师的影响有一个契机。印光对他说：“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这和弘公“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观点无疑是不谋而合的。

弘一大师出家时摒舍一切旧业，书法也不例外。后在嘉兴受范古农居士之劝，始以笔墨广结善缘，“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不同的是，他已将书法作为弘法的一种权巧方便来对待。这一主观意识，对其晚期“不食人间烟火”书风的形成是有很大关系的；他的写经，皆是为父母、友人、居士、十方众生回向而书，集中地体现了他仁孝、友谊、慈悲等德范。基于此，我们欣赏评价这些“玉版珍珠”、“毫端舍利”时，当能体认到弘一大师的写经精神乃是其“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思想的升华。

注释：

①参见《弘一大师全集》卷9页306。

②《弘一大师全集》卷8页142第2。

③参见夏丏尊编印之《李息翁临古法书》，即后来丰子恺重印之《弘一大师遗墨续集》页34。

④《西域记》二，曰：“頞湿缚庾阇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罗月。当此从七月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又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十一，曰：“迦利邸迦。唐言昴星。每年九月十五日，月临昴宿，故取此星为九月名。“今依后者。

⑤蔡丏因，又名冠洛，浙江绍兴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毕业，曾任绍兴、嘉兴等地中学教师，晚年任上海世界书局总编辑。

⑥参见弘一大师致黄庆澜信（《弘一大师全集》卷8页193）。

⑦《弘一大师全集》卷8页162，致蔡丏因书第51。

⑧参见《弘一大师全集》卷9页170。

⑨参见《弘一大师全集》卷9页147作品“老实念佛”（此件落款：“岁次大辰”，“大辰”即为戊辰）。

⑩参见《弘一大师全集》卷9页174、175《李息翁临古法书序》作品。

11《弘一大师全集》卷8页100页第29。此信《全集》所注时间为1930年1月4日，有误。因《华严集联》完成于1931年1月4日。

12安养，西方极乐世界的别名。

13见范古农（寄东）《述怀》（《弘一大师全集》卷10页82）。

14弘一大师《李息翁临古法书序》。

15吴昌硕题弘一大师手写《梵网经》诗句。原句为“摩娑玉版珍珠字，犹有高风继智昙。”

16马一浮观弘一大师书《梵网经》题诗。原句为：“毫端留舍利，万本示丛林。”

全文发表于2000年10月杭州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举办之《第三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