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4日，黄永砅＆沈远的双人展“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在北京798第一和第二空间开幕。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获得国际声誉的艺术家，黄永砅和沈远从八十年代投身中国前卫艺术，到九十年代拓展至国际视野，不断地颠覆既定的历史与文化观念，创造出鲜活的、超越国界和文化的表达方式。

展览“小的仍然是美好的？”的作品由沈远从两人多年创作中精选而出，包括六件大型装置作品、部分绘画作品及影像资料。从黄永砅1983年的油画作品，到沈远2024年最新大型装置《密室逃脱》，时间跨度超过40年，呈现出两人在当代艺术史上的开拓性实践。这也是两位艺术家在2017年唐人香港空间“香港脚”后，时隔七年，又一次在中国合办展览。

黄永砅＆沈远《飞碗》，装置，800 × 800 × 275 cm，2002，作品为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创作

问题在于尺度

关于黄永砅与沈远双人展“小的仍然是美好的？”

侯瀚如

今天我们尝到了普遍盲目崇拜巨大规模的苦头。所以必须强调在可能采用小规模的情况下小规模的优越性。——E.F. 舒马赫 [1]

经济学家恩斯特·弗雷德里希·舒马赫（Ernst Fredrich Schumacher）在上世纪70年代便警示我们，生产过度和经济规模过大都会对人类未来构成致命威胁。舒马赫在石油危机期间完成的里程碑式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中，他指出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主义狂欢的崩塌。因此我们必须拷问：

什么规模合适？取决于我们打算干什么。规模问题在今天极关紧要，在经济、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如此，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也如此。[2]

这对于文化和艺术活动也不例外。现在，人们意识到，当代艺术在快速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大型作品一直存在着一种“巨型崇拜”。巨大的作品被制作出来，填满公共和私人收藏空间。这些巨型作品被安置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奢华的博物馆和画廊中。这些空间则迷失在旅游消费的市场需求中，已不再是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公共广场。娱乐取代了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公共辩论，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精神反思。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庞大项目疯狂展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博物馆、画廊、剧院、公园等文化设施投入建设，以容纳越来越大的“艺术作品”。此后，新冠疫情的封锁中断了这一切。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制作了太多的“艺术作品”，它们太大了……

沈远《我被视，我不被显》，灯箱、铁丝⽹、树脂、橡⽪艇，980 × 820 × 530 cm，2017

在此背景下，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决定举办黄永砅与沈远的双人展“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展览作品由沈远精选，尺寸上不一定小巧，但一定恰到好处，意义深远。展览汇集的作品揭露并批判了支配世界近期发展的现代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图景中的“小秘密”。无论是在艺术家生活的法国，他们游历过的巴西，还是在他们常常回到的中国，“巨型崇拜”的文化已被精英和普通民众所接受，成为人类工作成就的标志和梦想成真的形象。因此，“大”已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许多艺术家也投身到巨型壮观作品的创作中，以“庆祝”人类创造的“辉煌成就”。沈远这次选择展出仅仅七件由黄永砅和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这个决定旨在揭示这种巨型崇拜的根本矛盾。这些精心挑选的作品通过对比大型建造的浮华与普通人想象力中蕴含的真正的内在美，唤起了对全球边缘化群体的同情和支持 —— 尽管艺术家事业成功，他们一直与边缘化群体命运相连。艺术家本人总是因命运注定而不得不离家出走，定居异国他乡。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文化前卫的冒险，从中领悟到真正的美总是诞生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反思和实验，如同穷人在恶劣条件下以最创意的方式营造家园一样。全球各地的草根群体总能发明出巧妙的设计，以替代昂贵的主流系统来改善生活条件。他们生活在贫民窟和社会住房等边缘地区，努力捍卫着深植于历史的文化多样性。面对主导势力强加的同质化，这些多样性通过永久的移民和变迁构成了当代世界复杂的社会现实。最终，这种为生存所做的努力精彩地表达了人类幸福的真正含义。在这里，艺术凭借其独特的语言和媒介，成为发明和应用的方式 —— 借用舒马赫的话说，这是“戴着人脸的技术”[3]。这进一步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视野，为我们当前和未来的生活创造可靠的生存条件。

⻩永砅《流动书摊》，金属板、编制袋、艺术家藏书、阿拉伯书籍、木鱼、小风扇，800 × 200 × 200 cm，2000

巴黎，作为多元文化之都、国际艺术创作的重要艺术中心，是回答尺度问题的最佳试验场。沈远和黄永砅在过去三十年定居于此并创作了大量作品，批判性地探索和反思了在这座城市中发生的文化变迁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沈远的《我被视，我不被显》（2016年）揭示了战争难民“非法”进入欧洲的极其危险的经历。难民“极具创意地”即兴发明了各种装置穿越边境线，而观众则被“邀请”在铁丝网后观看这些磨难。黄永砅的《流动书摊》（2000年）受到他家附近的巴贝斯地铁站边上建筑工地旁卖阿拉伯书籍的临时摊位启发而创作的…… 黄永砅从报摊主那里购买了他的全部图书，用来完整地复制了原来书摊，并在围栏另一侧添加了他自己的中文书籍和宗教物品收藏。这些书籍和物品共同传递了一种別样声音。艺术家试图在一片“浮动的场景”上以微小但持久的行动对抗巨大的主导势力。

黄永砅和沈远为巴西圣保罗双年展（2004年）合作创作的装置作品《飞碗》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作品外部是一个表面光滑洁白的大碗，模仿由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巴西利亚议会大厦的乌托邦建筑形式，代表了巴西这一全球南方新兴民主国家的崛起。作品内部则堆积了多间木屋，形似圣保罗城内真实存在的贫民窟。现代主义建筑的整洁和空气动力学外形与混乱贫穷的贫民窟之间的对比，揭示了以“第三世界发展主义”为标志的现代主义乌托邦的矛盾本质。现实是，乌托邦城市一旦建成就随之变成了反乌托邦。显然，这是对喜欢巨型主义的主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批判。然而，它也表达了一种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创造力，为边缘化群体创造替代结构，得以从内部颠覆主流秩序，开启人道发展的新视野。尽管这是被隐藏的，但它能带来更顺畅的创新和更有效的居住结构——与奢华的新城区形成对比的，真正的家园和活跃社会空间……

黄永砅《圣吉尔斯之弓》，动物标本梅花⿅、⽊、铁、⾦箔，700 × 450 × 155 cm，2015

黄永砅的《圣吉尔斯之弓》（2015年）借用了一个著名的基督教传说“讨论人类与上帝、狩猎与保护之间的关系”[4]。他将鹿的身体一分为二，中间插入一把弓，作品以两极之间微妙的张力平衡，引发我们反思如何恢复人与自然、人与道德之间的某种平衡与和谐。隐士圣吉尔斯因为保护被国王捕猎的鹿而受伤，而国王又因而补偿他的传说，展示了一个人生于世的悖论：我们能否在以暴力征服自然的同时又使我们的原罪得到救赎呢？旨在开发和利用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的“先进技术”能否转化为“戴人脸的技术”？

换句话说，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以“人道”的方式超越人类自我隔绝于其他生物的围墙？这在沈远的《延长的根》（2023年）中得以体现——这件作品展示了一堵将富与贫分隔开的“长城”……

沈远《延长的根》，树根、乐⾼砖块，960 × 500 × 260 cm，2005-2023

是的，我们仍在努力逃脱将世界一分为二的人造墙，或者说，那种既保护我们免受他人侵害又将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碉堡。其实，外部的世界往往比我们的世界更有趣。如何在避免被“外人”攻击的同时敞开心扉拥抱他人？这既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也是一个具有无限吸引力的主题。我们可以在哪种生产模式和尺度上找到这一关键问题的建设性答案？逃避禁锢、追求自由一直是沈远长期的主题，这位经历着双重放逐的“移民女性”艺术家将如何逃脱？她能去哪里？在新项目《密室逃脱》中，她参考流行的网络游戏，设计了一个可以被用作忏悔室的心形碉堡。面对当今无处不在的危机，我们的直觉倾向于躲进这个黑暗的禁闭室以求片刻的安全。但这个“安全室”太黑暗，太致命。我们一进入它，就会想不惜一切代价逃跑出去。我们能够逃脱吗？这个处境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本体悖论。解决这个悖论唯一的方法不是逃脱，而是以勇气和智慧面对黑暗的现实。我们将炸毁碉堡，或者自己的心——为此必须借助“戴人脸的技术”。这是一种在自我与他者、人与世界之间达成永久而动态的和平的状态。它最终使我们实现真正的幸福 —— 在无恐惧之下生活 —— 成为可能。这也揭示了作为艺术家而活着和 “生产” 艺术的真正意义。

以上所有都美好地呼应着E.F.舒马赫所捍卫的 “佛教经济学”[5] 的美好概念。根据现在公认的原则，“佛教经济学”提出以 “国民幸福总值”（GNH）[6] 代替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文化、精神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有趣的是，GNH的概念由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1972年提出。不丹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和印度的和平邻国⋯⋯小而美是否胜于大而全？

本文写于布里昂松，法国阿尔卑斯山海拔最高的小城市，阳光明媚，堡垒坚固……

2024年7月25日

注：

[1]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0.

[2]  同上

[3]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8-108. “戴着人脸的技术”，按中文译本正式翻译是“具有人性的技术”，但作者认为用此翻译更加生动.

[4] 黄永砅, 《圣吉尔斯之弓》手记, 2015.

[5]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1-38.

[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oss_National_Happiness

关于艺术家

黄永砅

黄永砅（1954–2019），出生于福建厦门，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1989年开始工作及居住在法国。他曾参与创建重要艺术家集体“厦门达达”（1986），且除参加国际最重要的艺术展项，如威尼斯双年展（2005），上海双年展（2000，2012），Monumenta (2016，法国)外，也已在国内外诸多权威艺术机构举办过个展，如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08，北京），沃克当代艺术中心（2007，明尼阿波利斯）等。

黄永砅一直是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中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他用自己的创作挑战美术馆、挑战传统艺术观念，通过空间装置探讨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试图寻找一种可以超越国界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方式。

黄永砅的作品被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MoMA、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阿布扎比古海姆博物馆、伦敦泰特美术馆、香港M+博物馆、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日本福冈美术馆等收藏。

黄永砅《世界剧场》（1993）展出于“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2017。作品现藏于阿布扎比古海姆博物馆

黄永砅作品《一人九兽》（1999），参展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1999

黄永砅的巨形装置《帝国》（2016），受邀参加巴黎大皇宫的Monumenta展，2016

黄永砅作品《头》（2015），展出于个展“蛇杖III：左开道岔”，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6

黄永砅个展“蛇杖”，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MAXXI），2014

黄永砅作品《乔治五世的噩梦》（2002），展出于“占卜者之屋-黄永砅回顾展”，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08

黄永砅作品《千手观音》（2012），展出于第九届上海双年展，2012。作品被红砖美术馆收藏

黄永砅作品《专列》（2011），展出于展览“轨迹”，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2011

沈  远

沈远，1959年生于福建，长居巴黎。沈远自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参与到中国先锋艺术运动当中。她在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展”后不久，1990年离开中国，与同为艺术家的丈夫黄永砅移居法国巴黎。她的作品令人想起了迁徙、语言、记忆以及那些被略去的人与物，为文化间的诗意邂逅创造了空间。

沈远举办过多场个展，包括在红砖美术馆（北京，2023）、巴黎赛努奇博物馆（巴黎，2021）、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2018）、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2017）、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09）、当代亚洲艺术国际中心（温哥华，2007）、奇森黑尔画廊（伦敦，2001）、伯尔尼美术馆（瑞士，2000）等；她还参加了深圳双年展（2017）、釜山双年展（2016）、上海双年展（2012）、威尼斯双年展（2007）、光州双年展（2006）和利物浦双年展（2004）等。

沈远的作品被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巴黎国立移民历史城博物馆、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红砖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西岸美术馆与香港M+博物馆等收藏。

沈远作品《南岭史》（2005），作品后来展出于“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2017

沈远作品《初次旅行》（2007），展出于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2007

沈远作品《½大碗》（2017），展出于个展“无墙”，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7

沈远作品《阴性花园》（2018），展出于展览“她：妮基·圣法勒和沈远”，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

沈远个展“垂钓”现场，北京红砖美术馆，2022

沈远作品《天梯》（2012），展出于个展“天梯”，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2012

黄永砅作品《主权游戏机》（2017），展出于黄永砅 & 沈远：“香港脚”，香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2017

图片来源：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