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8日，作为湖南美术馆开馆五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以“思想与方法”为主题的全国美术馆学术交流高峰论坛在湖南美术馆举行，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31位知名学者、专家，针对美术馆的思想创造、知识生产、历史叙事、科技创新、公众美育、边界拓展等方面，共同探讨了美术馆领域的最新动态与新趋势。

论坛带来了全国各地近2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高校的最新方法和思考，带来了一场关于美术馆未来发展的思想风暴。正如王璜生在发言中所说，在美术馆中讨论思想和方法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举措，新方法才有可能促生出新思想。

论坛由《美术》杂志社编审、副主编盛葳和湖南美术馆副馆长孙婵担任学术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担任总评议人。

※

思想与方法

湖南美术馆馆长田绍登和《美术》杂志社社长冀鹏程代表主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致辞。

田绍登介绍了举办此次论坛的初衷。此次论坛不仅是为了庆祝湖南美术馆五周年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更是为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共同探讨美术馆在新时代下的使命与担当。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汇聚全国的美术馆行业精英共同分享经验，探讨问题，推动美术馆事业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帮助尚在成长中的湖南美术馆打开通向未来之路的大门。田绍登简明概括地介绍了湖南美术馆五年来的成就与变化，并表示未来将不断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办馆模式。

《美术》杂志社社长冀鹏程在发言中强调了学术建构、创新美育以及社会责任感对于美术馆的重要性。同时，美术馆在构建中华现代文明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通过展览和活动展示中华文明的成果，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在激活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需要深入研究传统文化，挖掘其内涵和价值，为现代社会提供灵感和资源，鼓励艺术家和学者基于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不断推进美术馆的学术建构与历史叙事，人民性功能的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馆学。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担任此次论坛的总评议人

《美术》杂志社编审、副主任盛葳担任学术主持

湖南美术馆副馆长孙婵担任本次论坛的主持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璜生与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吴洪亮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论证了“思想与方法”对于美术馆发展的重要性。

王璜生认为，博物馆偏重于“知识”， 美术馆偏重于“思想”，1969年伯尔尼美术馆“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 2008年广东美术馆“广州三年展”、 2009年广东美术馆“站着的中国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空间协商”等史上非常值得记录的展览案例，说明展览能体现新的思想，包括思想和观念的实验。此时，“知识生产”强调生产的新知识，激发新思想，创造新观念。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方法不仅是在促生，被思想所催生，被内容所催生，不是被动的，反过来形成新的思想和观念，甚至可以说方法即思想即观念。方法可以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思想”，也可以创造“思想”，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洪亮认为，美术馆是一个“共情场域”。在经济下行、全球化仍遭壁垒且展览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研究工作方式建构一个吸引观众驻足流连作品，使观众感受到除了作品本身部分定义之外的更多满足感的展览，共情场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艺术作品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马岩松的光之隧道以及最近很火的游戏《悟空》都是发挥了共情场域的作用，黄永玉的展览也正是因为作品中的诗画结合让观众共情而火到了全国。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首要任务是吸引普通老百姓进馆，而当代艺术家的任务则是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艺术，所以在策划展览时应当多利用美术馆的共情场域打破围墙，试图与观众产生更紧密的联系，总结来说艺术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从群众来到群众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

美术馆学与美术史叙事

《美术》杂志社编审、副主编盛葳从两种美术史的角度阐释了“美术馆学与美术史叙事”：第一种美术史是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美术史，还有一种是大学的美术史。作为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美术史，通常来讲都是基于发掘、整理、真伪鉴定、保藏、修复建立起来的美术史的系统；而大学的美术史则基于人文研究，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这两种美术史原本是分裂的，现在融合越来越多。今天，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览试图把藏品盘活，通过重新梳理、展陈、设计等来重新组织历史叙事，进行新的历史建构：有时是对历史叙事进行修补，有时是重新整合，甚至提出完全反对原来历史叙事的全新逻辑，这就构成了当下美术馆学与美术史研究共同讨论的重点话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艺术品室主任姜鹏在介绍“古书画的文物叙事”时表示，20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政策的变化，博物馆和美术馆逐渐取代了贵族成为艺术品收藏的主体。在这些藏品中，只有古代书画具有强大的传世品系统，在历史的传递过程中不断被改装、增减，如增加题跋、改装和重新装裱等。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艺术序列的叙事，也体现了艺术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而在实际工作中，美术馆和博物馆面临的挑战往往超出了传统艺术史的范畴。解决问题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和文化环境。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古代书画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魏祥奇以“新时代美术馆主题性美术展览的历史叙事”为主题，系统梳理了文化和旅游部在2016年至2021年推出一系列主题性创作项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主题性美术创作都是为展览而生，都是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国家重要展览活动而作。他表示，美术馆举办的主题性美术展览成为近年来影响中国美术创作的最显著的特质，也最终影响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的书写。显而易见，中国现代美术史叙事是历史叙事的延续，这些主题性美术创作，让美术馆和美术史叙事在形式和内容上得到更精确的契合。

北京画院美术馆负责人薛良以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为例，提出要以当代视角观照历史。他表示，将研究带入策展，以策展推动研究，已经成为美术馆常规的工作方法。尤其是面对近现代、现当代这些并未远去的历史，更应该以策展的视角，为学界和公众呈现最基础的客观现实。除此之外，策展时还应为熟知的艺术家及作品“去标签化”。以“走向自由——古元艺术的内在精神”展览为例，提出，没有突出“革命”“版画”等概念化标签，改以古元追求艺术自由的精神为内在逻辑，全面地梳理、回顾古元的艺术人生与艺术成就。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展览不仅重视展前研究，同时还注重展后研究，进而会在策展工作中有“再呈现”的状态，根据不同的展览主题，发掘同一件展品背后不同的学术内涵。展览是遗憾的艺术，每次策展的呈现仅是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而持续性的发掘和思考才应是美术馆策展的常态。

湖南美术馆学术研究与艺术交流部副主任石又文以“再现与再发现”为主题梳理了湖南美术馆的美术史书写和阐释。以1930年《美术馆之建设》一文为引例，石又文向观众介绍了百年前湖南参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筹建地方美术馆的历史文献，从而反映了百年前中国人对于美术馆建设的呼吁和展望。开馆后，湖南美术馆立足于湖南近现代美术史开展工作，通过“湖南著名美术家推介工程”“20世纪以来湖南美术现象”“湖湘百年美术之路（1899-1999）”三个不同类型的展览作为点、线、面的组合，串联成为一条相对清晰且完整的脉络，试图勾勒出20世纪湖南美术史的全景，进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再现”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面貌；同时，通过“策展人负责制”的机制保障，湖南美术馆学术研究现今进入一个高速发展且全员参与的环境，实现了参与人对职业规划和自身潜能的“再发现”。

※

策展与美术馆知识生产

在第二单元“策展与美术馆知识生产 ”中，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何桂彦担任学术主持人。他表示，西方展览范式、策展理念、美术史背后的逻辑都在发生改变。今天跟过去十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在美术史的范畴有了自己的展览史，而这个展览史的书写不同于西方美术史的逻辑和叙事方法，侧重中国本土的历程、方法和实践。从公立美术馆到民营美术馆、画廊、非营利性机构，都在做积极的尝试，讨论新的可能性。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策划总监、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高敬围绕“从知识再生产到思想的抵达”分享研究观点。她认为，新时代的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既要推动社会进步、又要促进行业发展、还要满足个体需求。美术馆在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公众参与度，而公众体验之后缺乏对于人和物的感受度以及开放性的思考与有效的讨论。首先她谈到知识再生产的几层关系，再谈到美术馆以何种方式进行知识再生产：在美术馆的特色定位下，利用跨界思维与边界意识，引入媒介的拓展之中。同时，她还谈到如何关注人的开放思考与有效讨论，如展览策划需关注人的多样性和参与性、公共教育需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与审美能力、与观众互动建立有效的讨论机制等。

成都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认为，策展中的知识生产是构建艺术与观众对话的桥梁。策展不仅是学术的梳理和展览的呈现，更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面对既有的作品和材料，如何形成具有新的观点和思考，如何在当下的社会与今天的观众发生链接，本身就是知识的提炼和创造。通过感知引导，调动观众的思考参与，最终与观众建立情感共鸣，成为策展的关键因素。她列举了成都市美术馆在展览策划个案表示，美术馆从展览的主题立意、结构组织、展品选择、作品阐释、色彩选择、流线设计、空间关系、场景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实践，尝试从受众视角去解读学术观点。同时，在公共传播和观众反馈等方面，也通过受众分层、分众传播和建立有效反馈机制等方法，尝试将展览丰富的内涵“化整为零”，进行有效的知识生产和传播。

银川当代美术馆执行馆长赵子懿以“构建城市的精神堡垒”为题分享了这座边陲美术馆的工作经验。银川当代美术馆位于黄河之滨，2015年开馆。赵子懿从“美术馆与银川”、“美术馆与世界”、“美术馆与人”和“让艺术成为日常”四个角度，阐述了美术馆如何通过展览等一系列活动，为它所在的城市和居民构建一所精神堡垒，包括第二届银川双年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以及“光阴的秘密”和《折叠城市》这样邀请大众作品进入美术馆的项目。赵子懿提出，银川当代美术馆“让艺术成为日常”的理念——让美术馆成为公众能够持续参与艺术活动、深入体验艺术魅力的场所，这也是银川当代美术馆“西北艺术种植计划”的目标。

湖南美术馆策划部负责人何玲分享了湖南美术馆青扶计划的实践经验。该计划面向45岁以下的青年艺术家、策展人、研究学者展开，提供专项经费和展厅，注重地域性和当代性并存，搭建学术与实践的桥梁。何玲梳理了历届青扶计划以及获得的各种正面反馈后表示，湖南美术馆“青扶计划”是一项长期陪护，子资源的导入和地方生态的培育以保持其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效应，其意义在于培养本土文化自信、实现社会资源的无缝连接以及推动湖南艺术生态体系的完善。该项目不仅是一个生产新观念和新知识的场域，更是湖南美术馆未来整个展览中的重要发声器和能量场，会让美术馆的未来可能性有更多延展和突破。

※

科技创新与未来美术馆

从去年开始爆发的人工智能AIGC新型技术，不断从艺术创作到艺术展览，甚至还在冲击艺术市场，形成了全域的技术焦虑，在今天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的场域，如何面对这个现实？作为本单元的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费俊表示，之所以抛出该话题是因为，“科技创新与未来美术馆”已成为所有的文化机构思考的话题。由于科技不断深度渗透到日常，我们如何应对科技的变革所带来的、美术馆的知识生产方法的改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由数字艺术类型展览所引发的展览体验上，而是给包括策划策展、学术研究、展览叙事、公共传播甚至于展览运营等全流程的美术馆运营机制带来了挑战，同时又带来了机遇。在这种语境之下，美术馆人应该重新思考美术馆的知识生产。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靳军介绍，今年中央美院美术馆呈现了馆藏的长期陈列，让艺术精华收藏能够日常和观众见面，与教学研究相结合。同时，美术馆也在多个展览中探索虚拟和现实空间融合的新可能。他表示，传统的经典美术馆依然是发展核心，但是数字技术对展览空间的更新已经清晰可见：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构建数字虚拟的艺术空间，交互技术为观众深度体验展览提供了更多可能，新的投影技术发展让艺术以更新的全沉浸动态方式呈现，在数字化的空间里更便捷地感受更多艺术品与场景氛围。虚拟展览的优势在于全球访问、文化美育传播、24H全天候开放，以及观众定制化体验展览，提升了互动性和沉浸感，实现了内容多样化。靳军认为，融合将引领未来展览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院长高鹏认为，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未来的美术馆需要承载更加丰富媒介载体的艺术品。网络及虚拟世界的产生迫使公共空间发生了转移，美术馆空间不再受限于实体空间的限制。艺术创作未来的多样及流动性，迫使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美术馆该如何更好的行使其展示职责”？显然，仅仅依附于数字化，简单地将实体作品资料留存在网上是不够的。世界各国的美术馆在数字化时代的创新与实践从未停止。以美术馆数字化的进程为线索，高鹏了分享2015年-2019年三届极具代表性的“未来美术馆”案例，展示美术馆数字化趋势发展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模式目前展现出来的优势、缺点及具有争议的问题。

X美术馆馆长尤洋在汇报中介绍了关于美术馆实践中的“三位一体”意识，也即是从美术馆的社会空间形态属性破题，探讨如何统一建设美术馆体制和视域下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与价值观结构。在这个过程中，结合美术馆知识生产的收藏、研究、阐释、体验四个基本节点，着重讨论“收藏——研究”与“阐释——体验”环节的异同，将展览作为链接公众观众的主要路径与形式。此外，汇报中追溯了20世纪以来的美术馆在筹款、文化交流、回应国际文化政策和价值观生产等环节的特征，进阶讨论美术馆事业的自我政治理性以及如何建设更为有机的文化资源流动平台。

今日美术馆副馆长晏燕分享了美术馆数字化实践的发展：今日美术馆在2010年前后便率先搭建线上美术馆，推出以“360度全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实景展览，又于2015年创立今日未来馆品牌项目。晏燕表示，数字技术支撑美术馆新的数字发展战略，同时也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数字技术正对艺术创作产生影响，今天沉浸式和交互艺术已经变得普遍，结合VR、AR技术的软硬件的升级，更是催生出新的多人参与浸入式的投资型展览业态，同时随着内容的延展与跨学科的交流和融合，数字艺术所论及的语义内容更是极大拓展，关涉生物、航空航天、创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等学科和领域。如何应对内容的变化，提出研究视角并形成新的艺术史价值是需要美术馆工作者应持续思考、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

美术馆公共教育新路径

作为第四单元的学术主持人，浙江美术馆党委书记杜群展示了浙江美术馆以及浙江省公共教育与公共服务的案例作为该单元主题的前言。杜群表示，与展览以及学术研究相比，美术馆公共教育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伴随美术馆的发展进程和对观众的审美教育，使得美术馆对公众进行美育教育的发展路径中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社会舆论口碑成为评判美术馆公共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核心指标之一。杜群提出，公共美育应该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挖掘地方文化和艺术资源，将美术思想和美育的理念转化为观众听得懂感兴趣、易接纳的语言，培养观众的审美理念和正确的观点，既是应对公共教育的挑战，也是公共教育发展的机遇。

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叶小青表示，广东美术馆的思考和实践一直在定义和解释针对公共教育提出的两个问题——美术馆是什么？美术馆公共教育是什么？广东美术馆目前已形成以“艺术使生活更完美”为核心的公共教育框架体系，获得了诸多成果。她认为，“美术馆教育”更应得到重视，美术馆的教育不仅要面向公众，更应面向内部及注重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合作，共同培育“无限生长的”美术馆教育力量。

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副馆长宋新新以“一生爱好是天然——罗工柳、戴泽艺术联展”为例展示了该馆“融教入展”的公共教育方法。华茂集团明确了博物馆建设“社会美育大课堂”的基本定位，博物馆在公共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最后，以“全型教育空间”为余论，宋新新分享了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有关公共教育的思想与思考——让整个博物馆成为可研、可学的一部分，让博物馆空间服务于展览知识生产与观众体验，最大化满足不同观众美育需求。”

香港浸会大学研究助理教授方敏儿以高校课程融合美术馆与博物馆的展览项目和艺术教育为例，尝试探讨美术馆作为多元化教育场所的角色，强调其在大学教育、公共推广以及艺术与科技融合方面的功能。香港浸会大学（HKBU）创意艺术学院（SCA）视觉艺术院（AVA）为三、四年级本科生提供的体验式学习GE课程‘GCAP3215 艺术与社群’ (Art and the Community)，在为期三个月的学习中，学生有机会在香港艺术馆、香港故宫博物院和M+博物馆等本地美术馆策划、策展并执行艺术与科技相关的公共教育项目，在创意与策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积累了实践经验。这种教育方式也凸显了艺术与科技在创造有意义的教育体验方面的潜力。

湖南美术馆公共教育与宣传推广部副主任何灿辉用三组关键词总结湖南美术馆公共艺术策略：“召唤”即吸引公众聚集，唤醒艺术感知，让公众从被动参与到自发参与，从个人参与到发动群体共同参与，在更大范围内召唤公众；“体验”即营造体验空间、制造体验方式，通过展教融合构筑情景化互动场域，营造良好的体验空间和创造多重体验方式，将具体的展览信息和抽象的审美意识转化成感官体验；“共振”即构建认知模式、引领审美方向。湖南美术馆将文化意识融入活动主题，培养公众对湖湘地域身份和湖湘文化的认同，通过公教塑造公众价值观和审美观，构建相对稳定的审美认知模式，引领正确的审美方向。

※

拓展美术馆协作新机制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卫认为，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的平台，需要结合各种力量才能达到传播知识的作用，所以拓展美术馆的协作机制是值得大家反复探讨和挖掘的话题。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武小川教授发言聚焦乡村美术馆的拓展与可能。他梳理多年在乡村的艺术实践中为基础，从乡土文化的汇聚、社会转向与拓展，以及文化动力学的独特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他在长期艺术乡建实践中的乡村文化建设思考。基于“文化动力学”的新视角，武小川提出介入乡村的艺术项目，通过新建或改建具有特色传统与乡野气息的乡村美术馆，围绕特定文化类型与风情风俗开展展览、活动与项目，以形成新的文化生产与文化场所，塑造新型文化场景。这一举措旨在让本地社群与外来游客共同感受地方魅力与价值，促进“地方意识”的觉醒，从而构建多样化、多元化的乡村文化生态。

《画刊》主编孟尧分享了对数字时代的媒体生产的思考。他认为，在数字时代，未来的美术馆不再是某一城市或领域的物理构造，而是融入一个不断更新的文化生态系统，成为构建互联、协作、共创的智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馆需要面对三个转变的同时，艺术专业媒体也在经历行业重塑的挑战。数字时代的艺术文化生态发展，需要共创与共建的合作意识，需要一种相互依存、持续循环的生产性协作。在这种趋势下，艺术媒体与美术馆的关系正在深入演变。艺术媒体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更积极地参与美术馆的知识生产，从研究、策展到教育与传播等各个层面展开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文化传播的创新与发展。

北京画院美术馆文创负责人刘霄表示，一个美术馆除了需要过硬的展览品牌，还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的展览形式，而文创作为展览载体和形式，拓展美术馆展览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自2022年起，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启了“齐白石原作+数字沉浸体验+文创产品”的创新模式，在国内多个美术馆、博物馆巡展。数据证明，创新模式比单纯的原作展在传播力、曝光量及互动性上都大大增强了。北京画院以文创联名的方式推进新科技对展览学术和研究的探索。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助理研究员韩昆哲从美术馆与社区合作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对社区美术馆在世界范围内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回溯，对当前美术馆与社区合作的形态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另一方面，发言结合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美育的总体需求，对近年来中国的美术馆在“社区营造”“城市更新”“艺术乡建”的探索性尝试进行了分析。在中外比较视野和艺术社会学视角下，强调新博物馆学从“物”到“人”的转变，以及美术馆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对于“社区”（community）概念和社区合作关系的再思考。这种思考不仅影响着美术馆内部结构，也影响着其与外部社会的有序的、开放的协同机制的建立。

作为本次论坛的总评议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表示，从全天讨论可以看到博物馆人、美术馆人对未来的关注，这种全心投入的姿态和无穷无尽的动力是非常令人可喜的。其中，给观众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让观众与美术馆建立起特别的关联，是各位嘉宾中发言中多次提到的重要话题。国内美术馆长期以来确实将策展主力放在临时展览上，这种策略为美术馆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使其能够与时俱进地展示艺术作品。与博物馆相比，美术馆的历史较短，所以，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使得它们在展览内容和形式上可以更加大胆创新。此外，美术馆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这无疑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无限潜力。丁宁总结到，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带宗教”的理念，强调美育在培养人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重要性。席勒也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也提到了审美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通过审美教育实现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馆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