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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创立的官办大学，百多年来形成了深厚的北大传统，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北大传统中科学与人文相互依托，互动发展，尤其是人文传统，深蕴北大特色与风采。在其丰富多彩的人文传统中，美学传统颇具北大风范，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而愈显厚重，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知识生产和社会参与。从北大人文传统到北大美学传统是一个有趣的学术思想史话题，这个传统中三代美学家代际更替，形成了“接着讲”的美学文脉。“美在意象”论赓续了这一传统，并彰显出这一传统自我更新的当代性。

关键词：北大传统；人文传统；美学传统；“美在意象”论；叶朗

阅 读 导 引

一、北大的人文传统

二、北大的美学传统

三、北大美学传统“接着讲”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和文化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变，美学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在汉语学界应运而生，正是这一转变的产物。她一诞生就带有鲜明的本土现代性特征。1898年北京大学创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摇篮，一大批引领思想界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在此传道授业，形成了独特的“北大美学学派”及其美学传统。近代以降的许多美学思想史问题，都与北大美学学派及其美学传统密切相关。换言之，北大美学学派及其传统，不只是一个丰富的学术体系和知识宝库，也是审视中国现当代美学一个多世纪演进的“方法”或“视角”。

一、北大的人文传统

现代知识生产与创新与现代大学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涌现出许多大学，北京大学作为最早的官办大学，在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生产的现代转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大学由于不同地域文化及其师生共同体，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学术传统，它深刻地体现在大学所承担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功能之中。

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一原理亦可用于大学传统。特定大学的传统塑造了特定的师生共同体，形成了特定“大学气质”和“大学精神”。社会学家指出，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各种形象，还包括种种制度和惯例。小到书籍绘画，大到校园建筑，从有形的可见的物，到或隐或显的大学氛围和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物理过程的产物，更是观念性的“精神范型”与价值的持存。一所大学的传统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先于任何初来乍到者业已存在。然而，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源源不断地加入，大学传统才薪火相传，延续不绝。

大学是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教育就意味着传授，传授的则是已获检验的知识。所以，文化传承作为大学的功能之一就是在维系各种传统。但大学的文化传承并不是空泛的，首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在这一传承中形成了大学自身的传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传统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一种精神氛围，一种精神力量。一所学校有没有这种精神氛围，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生活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会油然产生一种历史感，一种崇高感，一种使命感，这种历史感、崇高感、使命感会鼓舞和推动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创造，开拓新的境界。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激流中，形成了自己的伟大传统，如北大校长蔡元培所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就是其传统的典型体现。但与国内很多大学不同，北大并没有诉诸固定文辞的校训，这足以说明北大传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北大，科学和人文是最基本的学科架构，两者相互依托，相互滋养。科学是指向创新和未知，而人文则与过去传统密不可分。在讨论不同学科与传统关系时，社会学家希尔斯指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和非地方性，它们使用的是普遍性范畴和概念，因此科学著作的翻译很容易为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这与人文作品的翻译截然不同。所以，不同于人文传统，自然科学传统更能在它们的发源地以外的社会和文化中生存。而人文知识向其他文明的传播则困难得多，它与特定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文化认同关系密切：

许多人文学传统所涉及的东西被人们珍视为一个民族社会的传统或一个文明的传统的一部分，人文学传统依附于古老的民族共同体或文明，依附于特定的著作，这些著作构成了这一共同体或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不易于传递给另一些民族社会和文明。而这种依附常常是人文学传统的力量来源。

同理，如果说大学的科学传统有相当程度上的普遍性和一致性的话，那么，其人文传统也许就会更加鲜明地标识出民族性、地方性甚至特定学校文化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文理型的综合大学的传统与其人文传统的关联度更高，也更为独特。这就导致谈论北大传统会将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聚焦到北大人文传统上来。不难发现，北大人文传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每一次变革都息息相关，它彰显出中国社会和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演变轨迹。

如果说一个学校科学与人文融合一体的是“大传统”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人文传统则是其中的一个“中传统”，它是大传统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延展和深化。北大最早设立了人文学科的诸多院系，文史哲是人文学科的核心领域。进一步说，在人文学科的“中传统”中，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具体的“小传统”，美学即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小传统”。北大美学历史悠久且影响深远，从蔡元培始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北大美学学派”。在这个“小传统”中，几代人薪火相传，影响日甚。北大美学以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广泛的知识影响力，在应对中国和世界的挑战中不断发展，成为北大人文传统的一张靓丽“名片”。

二、北大的美学传统

北大美学传统的核心由几代卓尔不群的哲学家和美学家所奠基，经由他们的传道授业，更多接受北大美学传统熏陶的师生便形成了一个“美学学术共同体”，且不断扩大到与北大产生各种复杂关联的学者群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北大美学传统具有某种“涟漪效应”，由内向外，由老师到学生，由北大到全国乃至世界。

处在北大美学传统中的爱智者们，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均会从内心萌生出一种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学术传统的自觉认同，产生某种历史感。说到历史感，不妨引入诗人T.S.艾略特的一个精彩论点。他在其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写道：

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的劳动来获得它。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有了这种历史意识同时也使一个作家最强烈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

艾略特指出了传统的二重性，同时存在的过去性和现在性，它必须经过艰苦努力方可获得。更重要的是，艾略特描述了任一伟大作家写作思考的两种相关语境：其民族文学的语境和欧洲文学语境。如果我们把这一描述转移到说明北大美学传统中来的话，那么有理由认为，北大美学传统中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们，也是在类似的复杂语境中从事美学研究的。我们至少可以区分出从小到大的三个不同语境：北大美学传统语境，本土汉语学术语境，中西学术交流形成的跨文化乃至全球化语境。正是通过这三个语境的延伸和转换，北大美学传统得以确立，并逐级扩大进入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从而形成北大美学学派的影响力。

艾略特所强调的传统过去性与现在性同时存在，实际上指出了传统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知识形态，通过一代代学者的更替延续来加以传承。对传统问题有精深研究的社会学家希尔斯发现：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从来都是在传统中进行的，“每一代人都以其前辈的成就作为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汲取互相贯通的研究方法。……人文学的科学性由井井有条的程序构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传统或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围绕着不同然而相互联系的主胎形成的传统谱系，每一个主胞的实质都产生于一个传统。”

传统研究中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说的是至少要经过三代传统才得以形成，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更是如此。从北大美学传统来看，大致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代际的美学家，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确立了北大美学传统。第一代主要以蔡元培为代表，他从教育总长到北大校长，大力提倡美学和美育，尤其是“美育代宗教”的理论，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美学研究和美育育人的新路径。蔡元培作为北大美学的奠基人，其功绩主要在于确立了美学及其美育在大学教育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如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所言，他全面修改了晚清落后的教育方针，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出任北大校长后，他大力推行美育，由于没人肯讲美学课，他主动承担美学课并讲了十余次，同时还购置美育设备，设立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他延揽聘用了许多近代著名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参与北大的美学研究和美育教学，诸如沈尹默、贺屡之、萧友梅等。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一方面从德国美学和美育中获取资源和灵感，另一方面又颇接地气地承接中国传统文化，两相结合构成了北大美学中西交融的鲜明特色，既有跨文化的宽广视野，又有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同时，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具有突出的关注和回应现时代的特征，这也是北大美学传统的显著特点之一。

第二代主要以朱光潜、宗白华和邓以蛰为代表，还有同辈哲学家，如冯友兰、张世英等。在蔡元培所开创北大美学传统基础上，第二代美学家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较大拓展。邓以蛰20年代起在北大系统开设美学相关课程，继承了蔡元培的美学教学理念，并出版了不少美学研究著述。朱光潜的美学研究从2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著作等身，煌煌二十卷全集，除了少数是留学欧洲时所著，相当数量的著作和译作是执教北大时所完成。他在美学、艺术心理学、诗学、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多有建树。他翻译了大量经典的西方美学文献，为汉语学界了解和研究西方美学提供了重要资源。宗白华50年代院系调整后调入北京大学，他在研究德国美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等方面颇有贡献，尤其是在融通中西美学方面用力颇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步美学”。

1960年北大设立了美学教研室，这是从学科和教学体制上确立了美学学科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宗白华领导下，一批中青年教师成为北大美学第三代人。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一方面继承了老一辈美学家的学术传统和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拓展了美学研究领域，壮大了北大美学队伍。这批学者所编辑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和《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成为重要的美学研究基础文献，改革开放后则正式出版，这两本书对于汉语学界的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基础价值。改革开放以降，北大成为中国大陆最吸引人的美学知识生产和创新基地，培养了大批美学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同时又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来北大访学，一时间北大成为最活跃的美学思想和学术交流中心，成为80年代美学领域思想解放和学术复兴的鲜明标志。

三、北大美学传统“接着讲”

传统一经形成，就成为过去。过去要对现在产生影响，就需要对传统不断地“再发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了“发明的传统”观念，在他看来，传统的历史意义在于后代根据当下的具体情势，确立与过去的某种连续性。因此，参照过去的方式来回应当下的新问题，是“发明”传统的主要手段。换言之，每一代人总是重新确定自己与过去的关系，并在“发明”中保持传统的历史连续性。这个原理在社会学家那里有更为简明的表述，即传统自身不可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并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这一说法是对传统不断“再发明”的生动脚注，从知识学角度看，一种理论体系一旦作为传统确立下来，它对后来者的影响不只是这个理论系统本身，更在于后人对这一理论系统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否则传统就会成为僵死凝固的东西。

这个原理在北大美学传统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就是一种“接着讲”的北大传统。“接着讲”不只体现为北大美学知识在谱系上的延续，同时也是一种知识演进的文脉，许多与北大美学相关的理论观念只有放在这个文脉中，才能解读出北大美学传统的特别意义。在众多的“接着讲”的理论中，叶朗的“美在意象”论尤为值得关注。这一理论体现了北大美学传统的诸多典型特征，蕴含了深刻的本土情怀，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鲜明的引领意识。“美在意象”论是美学基本理论核心区努力建构有中国色彩理论的一次创新，所以也是北大美学传统“接着讲”的一种尝试。它由意象、感兴、人生境界这三个概念构成其理论核心，的特点就是重视“心”之作用，重视精神价值。具体说来，“美在意象”论由四个核心命题构成：

第一，审美意象不是一个现成的、实体化的存在（无论是外在于人的实体化的存在还是纯粹主观的在“心”中的实体化的存在），而是在审美活动的过程中生成的。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彰”就是生成。审美意象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之中。

第二，审美意象不是一种物理的实在，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充满情趣的感性世界，也就是中国美学所说的情景相融的世界。

第三，意象世界显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这就是王夫之说的“如所存而显之”、“显现真实”（显现存在的本来面貌）。

第四，审美意象给人一种审美的愉悦，即王夫之所谓“动人无际”，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使人产生美感（狭义的美感）。

这四个美学命题言简意赅，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美学思考，至少具有三方面的美学范式转型意义。

第一个转型是超越认识论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走向“自然”一元论。

“美在意象”强调的是不以主客二元分离后再统一的视角，而是返归意象的本然或本原一体性。“‘意象’理论所假定的‘人与万物一体’‘情景合一’是‘本来就有’的或者‘最初如此’的”，所以是一种“第三实体”，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它不是主客分离之后再尝试的两相融合，而是重返中国传统哲学的原初统一观念，回归“意象”本然的主客一体性。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中西美学都有大量的二元对立范畴，西方是强调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而中国则是强调对立面的渗透与协调。“美在意象”论更进一步，它超越了汉语学界在西学东渐后已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惯性，即要么是主客有别，要么是基于主体对客体的统一，要么是客体的主体化等。“美在意象”论在逻辑上预设了本原性的一元统一，“‘意象’理论建立在原本不分的‘情景’的基础上。原本浑然不分的‘情景’，是人生在世的基本样态。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名称，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一元论或‘生活世界’一元论”。这一观念亦可从北大哲学前辈张岱年先生的“两一”范畴来佐证。所谓“两一”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独特方法论，“凡对待皆有其合一，凡一体必包含对待;对待者相摩相荡，相反相求，于是引起变化。”“两一”关系反映在五个层面上，一是对待之相倚，有此即有彼，即对待者相依而有;二是对待之交参，彼此的相互包含，即对待相互含储;三是对待之互转，彼此互换，即对待之转而相生;四是对待之相齐，消弭一切对立，即对待之无别;五是对待之同属，对待为更广一体所统，即对待之统属于一。前四种“两一”关系，最终归于“统属于一”。“美在意象”论的基本思路正是这样的“两一”观，也即所谓的“自然一元论或生活世界一元论”。“美在意象”论是对本土美学中“美在心”或“美在物”之争的一次彻底的超越，也是一次创造性转换。从北大美学传统来说，这种范式隐性地存在于从蔡元培到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理论探索中，“美在意象”论则将这一方法论揭示出来，这是对北大美学传统有所推进的“接着讲”。

第二个转型是超越了中西美学之间的分离与抵牾，走向中西美学的深度对话与融合。

自西学东渐以来，不断有哲学家和美学家探究融合中西美学之路。这一融合也是北大美学传统的鲜明特色。北大美学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美学家多有西方求学的经历，又深受传统文化濡染。所以融合中西美学来探究现代性的创新转换，始终是北大美学传统的鲜明特征。“美在意象”论在这方面多有创新，一方面是努力探索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的现代转换，对当代社会文化新问题做出理论回应；另一方面，沟通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美学理论，实现更高哲学层面的“视域融合”（加达默尔）。从前一方面说，“意象”这个古典范畴多用于古代诗歌的分析，而在“美在意象”论中，则被赋予了广阔又复杂的涵义，进而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遍美学解释力的范畴，转换为可以有效阐释当下现实美学问题的范畴，所以说它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意义。从后一方面看，“美在意象”这一命题，将主要起源于希腊并在现代中国广为接受的“美”之范畴，与中国传统“意象”概念深度对接，并赋予“美”的范畴更丰富的中国色彩。在这一命题的展开中，我们既见到优美、崇高、悲剧、喜剧、丑、荒诞等西方的审美范畴，又欣喜地发现意象之美还体现在极富中国特质的“沉郁”“飘逸”“空灵”等典型的中国审美范畴中，甚至还应包括《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所提炼的“远”之审美范畴。近代以降，本土美学家们一方面引进西方美学新知，另一方面重返中国古代美学的历史现场，如王国维就提炼了与优美和崇高的平行的中国审美范畴“古雅”。“美在意象”论则有所深化，改变了美学基本理论中审美范畴列表上多为西方范畴的局面，增添了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并有普遍价值的中国审美范畴。源自中国古代诗学的“沉郁”和“飘逸”，源于画论的“空灵”和“远”，都从地方性概念转变为全局性范畴，这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推进，开创了将古代范畴转换为现代性和普遍性范畴的新路径。

“美在意象”论把“意象”提升为审美活动的本体，这不仅是基于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和学理根据，而且还与西方相关理论对话，使“意象”概念的美学解释力得以扩大。不同于将西方美学作为中国美学有效性的合法化陪衬，“美在意象”论着眼于中西理论的深层对话与融通，尤其是与现象学哲学和美学等西方理论的交互阐释，进而使这一理论更加充实和复杂化，使之有了更广泛的解释力和更普遍的应用场景。在丰富“意象”的意涵和功能时，西方现代哲学相关理论圆融地引入其中，如胡塞尔现象学“生活世界”哲学理论，或哈贝马斯“具体生活的非对象性的整体”的理论，加达默尔对当下时间性理论等，并与王夫之的“现量”论实现了对话；再比如，“美在意象”论非常强调王阳明的“照亮说”，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同时将这一理论与宗白华的“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的说法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还进一步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海德格尔的艺术“澄明说”，萨特的审美主体功能论等广泛对话，在互文性的彼此参照互证中，形成了中西美学哲学层面的“视域融合”。这样的中西对话融通不是把西方理论中当作中国传统理论有效性的印证或陪衬，而是着眼于中西美学基本观念上的深度对话，聚焦于“美在意象”这一带有鲜明中国色彩的美学命题的建构。如叶朗先生所言，要建设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必须寻求中国美学以及整个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的融合。要突破美学研究的西方文化的局限，使之成为一门立于时代高度的、真正国际性的学科，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下大力气系统地研究、总结和发展中国传统美学，并且努力把它推向世界，使它和西方美学的优秀成果融合起来，实现新的理论创造。这是中国学者对于人类文化的一个应有的贡献。

第三个转型是从美学的知识学范式向存在论范式的转变。

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尤其在当下体制化和学院派美学研究大行其道的时代，美学不只是一种知识建构，当深入当代社会生活并发挥作用。北大美学历来有关心现实人生并回应现实问题的传统，从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到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朱光潜的“书简美学”和宗白华的“散步美学”，都深蕴着关注社会聚焦人生的存在论取向。“美在意象”论亦复如此，它以人生审美境界为目标，以强烈的现实关怀来进行美学思考，有力弘扬了“接着说”的北大美学传统。“美在意象”论不同于一般地将意象理解为意境的一个环节，而是另辟蹊径地强调“意境”是“意象”的一种类型，由此引出了审美活动中特有情感状态——令人惆怅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这便进入了人存在的思虑之中。这种审美特有的情感状态，最典型地体现在古代诗人“伤高怀远”的情感抒发中，“宋玉登高怨，张衡望远愁”（王维《赋得秋日悬清光》）“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凄伊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虑，震荡心灵。”（李峤《楚望赋》）

“美在意象”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关于中西美学的跨文化判断。即较之于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有关“美”（狭义的“美”）的资源其实并不多，但是有关“审美经验”“审美对象”“审美风格”“人生境界”等问题的文献则丰富深刻得多。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美在意象”论尤其关注从艺术的审美境界向更高人生境界的拓展。尤其是面对当下社会和文化现实，“美在意象”论提倡向美而生，塑造公民“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和“爱的人生”三者统一。因此美学就是要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由此来看，“美在意象”论强调心灵世界和精神价值，突出人生境界的提升，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同时也是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更是北大美学传统的“接着讲”。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在意象”论的最终指向是现实人生，美学思考也就从知识论走向了存在论，美学的取向旨在改善和提升人生存境况，是摆脱平庸和物役的人生之路。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精神萎靡、恶俗平庸和物欲横流的现象值得警醒，我们已经从20世纪初国民性批判进入到反思批判国民精神的新阶段。如何应对这一社会文化的变化，如何提升国民（尤其大学生）的人生境界，“美在意象”论无疑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解决方案。

“美在意象”论不但在美学基本理论领域有所拓展，而且在美育和人文教育方面有所延伸。这又鲜明彰显出北大人文传统，而“美在意象”论也成为我们思考大学人文教育的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路径。在一篇题为《北京大学艺术教育的传统》文章中，叶朗特别强调：北大艺术教育的传统既有深厚的学理性，又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因为美育就是人文教育，它面对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内涵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所以北京大学美学和美育的传统一开始就引导学生追求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追求人生的完美化。

作者简介

周 宪

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1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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