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熙

当代艺术语境下，年轻摄影师的创作普遍存在一种“向内”的特征。他们逐渐从“宏大叙事”中抽离，转而深入探索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然而，这种个人化的艺术表达也面临着个人情绪与集体性反应的快速消散，使得年轻人如何在这种“退场”后建立与世界的新关系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997年出生于合肥的舟辙（蒋舟喆），以其独特的艺术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这一问题的新视角。他毕业于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业设计专业，作品跨越摄影、设计和装置艺术等多个领域。舟辙的摄影创作实践基于多元文化背景的融合，更扎根于实验性表达的探索，试图在“破坏”中重新定义影像的可能性。在他的《Positive》系列作品中，舟辙从个人的“阳性”经历出发，将客观医学定义的“非健康”身份与自我认知的“健康”形象置于冲突之中，通过多层次的材料与媒介融合，展现了当代语境下的复杂身份与心理状态。

《Positive Organs》

重构影像与主体

在《Positive 3.0》中，舟辙以实验性手法打破了传统摄影的局限，创造出一种动态“参与者”的形象。他将在英国隔离期间服用的药物溶解并注入宝丽来相纸，使影像与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这一“破坏性”过程正如蒋舟喆本人所述，是一种对既定语境的质疑与解构。他的创作通过个体的实验性语言，将摄影从记录工具转化为一种自我表达和社会批判的媒介。在疫情背景下，“Positive”首先指代新冠病毒的阳性结果，代表一种被医学和社会确认的“非健康”身份。这一状态为舟辙的作品提供了真实的个人经历作为起点，展现出一个被客观事实赋予的身份标签。经历了“阳性”确诊，但其自我检测结果却显示“阴性”，这让“Positive”身份具有一种不稳定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质疑了客观身份与主观认知之间的差异，而且通过艺术实践探讨了“身份”与“健康”界限的模糊性，从而引发观众对于这些概念的深层次思考。但是，这种实验方式也为作品增添了距离感，使观众可能更多地被其复杂的技术手段吸引。正如藏策评论的那样，“舟辙让影像的意义溢出了画面，生成于边框之外”，这种破坏性艺术形式令作品超越了传统的框架。

《Positive 2.0》

舟辙的创作跨越了多种媒介，利用X光胶片和黑胶唱片等，增强了作品的象征意义。在《Positive 3.0》中，他使用X光胶片作为底片制作了“Bone-Music”黑胶唱片，将身体图像转化为可视化的声音。舟辙借用冷战时期的“骨头音乐”符号，不仅回应了对声音的抑制，也强化了他对疫情期间社会身份定义的批判。这种多重媒介的交织创造了深刻的视觉和概念张力，但也可能造成思想的分散。施瀚涛认为，舟辙的作品“就像魔法师一样为一切建立起关系”，但同时又带有一种不确定性，这使得作品的思想在多重媒介中游移不定。舟辙这种实验性的形式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述：“我的实践是从批判性设计和思辨设计出发，不断重构。”

社会批判与身体隐喻

“Positive”不只是阳性或阴性检测的结果，而是对“自我状态”的一种隐喻。艺术家认为自己处在“Positive”和“Negative”之间的游移状态，“Positive”象征了他在社会赋予的角色和自我身份间的挣扎与交织。舟辙的作品以“身体”作为探讨社会认同和身份定义的切入点。阳性和阴性结果的矛盾使得舟辙开始思考社会赋予“健康”与“非健康”身份的本质。他的作品在医学定义和个人身份的边界上游移，形成一种独特的“身体隐喻”。《Positive 2.0》中，他将自拍与药物结合，呈现出一种因疫情而产生的自我隔离与身份混淆的状态。这种表达手法凸显了年轻艺术家对个体情感的关注。正如萧沉所评价的，舟辙在作品中“用了一些透明材料对自身乃至头部进行裹挟，并用口罩演绎枷锁”，通过身体的象征性表达呈现了在隔离和标签化身份下的精神困境。

《Positive 3.0》

舟辙在《Positive》系列中展示了强烈的反叛意识和身份批判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直接，而是通过复杂的隐喻和多层次的符号化来表达。他在作品中反思阳性身份赋予的社会问题，并邀请观众质疑“健康”和“非健康”身份的本质，形成对“例外状态”中的社会控制机制的隐喻性批判。他的作品极具实验性，更是个人化的，指出他通过负像、相纸脱膜、X光显影等手法打破了摄影边界。舟辙在作品中试图从既定的社会原则中“逃逸”，以影像呈现游移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身份困惑。王翰林则认为，这种尝试映射了疫情下逐渐异化的社会状态，“怪异的影像和社会之间好似有某种连接”。

​《Positive Organs》

结语

在当今深度互联、社交媒体盛行的背景下，年轻艺术家们的情绪和思考更易被激发，尤其是那些在海外学习和创作的艺术家，他们面对多重宏大叙事，难以和某一个固定的文化背景建立稳定关系。这种游离状态促使艺术创作趋向个体化和内向化，这种倾向也往往令作品变得抽象和理论化。舟辙的《Positive》系列作品以个人经历为切入点，将具体的参与行为与视觉表达相结合，使抽象概念得以具象化。他的作品在多层次的实验中不断探索，从客观与主观的冲突，到社会赋予的“健康”与“非健康”身份标签，舟辙试图通过影像反思宏大叙事的影响，并在模糊的身份边界中构建出新的个人叙事。如项飙所指出的，学院派艺术的反思往往是纵向的，而真实生活是横向的。在全球化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艺术作品能否捕捉并传达这些错综复杂的真实冲突，成为衡量其深度与丰富性的关键。舟辙通过作品揭示出身份与社会间的张力，使艺术成为表达自我、探讨存在意义的有效工具。舟辙的创作若能在保持实验性的同时，进一步聚焦于思想核心，使批判性更具直观性和深度，或将有助于他的作品在冲击观众的视觉体验与思想感知之间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从而在“断裂与不确定”的时代中获得更加持久的共鸣。

——春熙

春熙照相馆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