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版画界有一位才华出众的民族版画语言的倡导者和践履者，其作品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引起国内外版画界的关注，这位著名版画家就是张漾兮先生。从今天看来，尽管他在民族性版画语言的建构与求索的事业上捭阖纵横的时间只有二十来年，陨落在辉煌璀璨之时的壮年，令我们无限惋惜，但他那极具标识性的中国民族性版画风格的木刻作品和具有广泛影响的教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同代人和后学，这些中国版画家们共同拓展着他那未竟事业和宏阔理想。

勿用讳言，中国三、四十年代兴起的新兴木刻版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创作木刻的式样发展而来的。正如力群先生在《回忆“木铃木刻研究会”》一文所言：“当时他们刻木刻既无老师指教，又无创作经验，唯一的参考品就是鲁迅先生所介绍的《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和《梅菲尔德木刻》、《士敏士之图》。有不少人的作品是模仿《士敏士之图》中的形象和刻法的，但也有一些作者是描绘了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事物，因而这些木刻就显得有一定的生活气息。此外也有一些会员的作品，是从外国油画中抄袭来的。”1

不同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与艺术的相互影响总是受到各种需求、处境、动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而塑造出不同的文化形象。在中国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新兴木刻是由于革命的需要，鲁迅先生的提倡和引导，以及众多青年人的参与、坚持而壮大成长的。从社会背景来看，“五四”时期的内忧外患，“使思想家主张打倒出世的文人传统艺术，并主张引进西方现实主义、古典写实主义以关注现实，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艺术家确实在关注现实精神上，把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的观念与创作形式换成为那个时代的新的艺术”。（栗宪廷语）

图 1《前方浴血抗战，后方加紧生产》木刻 张漾兮 1939

也许我们今天会问，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要学习西方文化而排斥或轻视自己的文化？为什么在艺术领域会关注西方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其实，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习西方的艺术观念与创作形式，以及将艺术做为投枪匕首的革命武器是那个时代的需求使然，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特征。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文学艺术观念纷至沓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儒家价值观和封建制度为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的新思想所挑战。中国的学者开始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各种哲学、文学和政治著作，西方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也被介绍到中国。同时，对于西方文明是否比中国的文明更进步亦或说是否应该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的文化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初年引起了一场大论战。到“五四”运动前后，文化上的论战达到高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空前的。“从 1915 年《新青年》创刊提倡以西方近代新文化——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原有的旧文化《封建文化》为开端，争辩持续十余年，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论文近千篇，专著数十种，这场论战既是清末年“中学”与“西学”之争的延续，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2这场中西论战中主要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是集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新文化阵营以陈为代表主张学习、引进、吸收西方文化，提倡拿来主义，甚至全盘西化。另一个是聚集在《东方杂论》周围的旧文化阵营，以杜泉为代表主张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并认为纲常名教，不仅是中国的国粹，更是中国生存的关键，而且是治西方社会病的灵丹妙药。”3 “五四”运动，更多的人是站在新文化的阵营，对传统孔孟儒学为核心的旧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抨击。新文化激流的来势之猛，时代精神的变化之快，都是非常惊人的。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的呼声震聋发匮，新文艺之潮席卷中国大地，向西方的现代文明学习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基本主流。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因而它必然赋有那个时代独特的精神表情。中国的青年版画学生们效仿欧洲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到街头画流浪者、乞丐和苦力工人，并开始创作一些反映中国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性作品。因为西方的现实主义绘画的理念和方法最能表现中国的现实需求，所以中国的艺术家们选择现实主义绘画成为主流。有了这样的背景了解，今天我们看到三、四十年代的版画作品，我们就会对这些主题和艺术语言的版画作品理解的更为深刻。

张漾兮就是那些有着艺术为人生的理想，投身木刻版画创作实践，“传播被虐待者的呼声和激发爱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恨和愤怒”。4 他与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全身心的拥抱西方的木刻创作理念、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来表现中国的现实生活，表达内心的悲愤和向往。这可以从他早期的木刻作品《擦皮鞋的孩子》（图 2，原名《两种孩子》）（1945）、《抢米》（1946）、《人市》（图 3，1947）等这些黑白木刻作品看到这一突出特征。从这些早期作品可以看出，张漾兮先生的版画艺术语言主要受欧洲版画和日本版画的影响比较深。如：创作于 1945 年的木刻作品《两种孩子》在上海展出并被选入 1946 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抗战八年木刻作品集》，在这本有100 幅版画作品的画集中的 75 位画家的作者介绍中，评价张漾兮的木刻版画作品是：“风格豪迈，有倔强的线条，正和他的困苦不屈的性格一样”（叶圣陶序）5。这幅木刻作品主要以粗狂的线性造型，概括的表达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数这样穷苦孩子的生活景象。这幅作品不仅体现了他的生活周遭的景象，同时体现了他的艺术趣味和语言特征，也同时看出张漾兮在版画的中国特点上的已有一些考虑。事实上，西方版画在鲁迅的大力推介下进入中国伊始，就在民族性这个问题上有了相关的探讨。如鲁迅在中国第个版画家作品集（《木刻纪程》小引）中写到：“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展，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在 1934 年给木刻家李桦的一封信中有指出：“倘参酌汉唐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玩赏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条更好的版画。”6 鲁迅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的确是拥有宏阔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对我们当代版画创作仍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张漾兮先生在三十年代末开始接触版画，无疑会受到鲁迅文艺思想的引导和启迪，他在木刻创作中注重民族性与表现语言的探索是随着创作不同阶段的认识而逐步加深。

图 2.《擦皮鞋的孩子》（图 1，原名《两种孩子》）木刻 张漾兮 1945

图 3. 《人市》木刻 （30x38）cm 张漾兮 1947

中国版画艺术家对中国自身文化艺术传统的态度与外来艺术观念创作形式的利用态度在二十世纪是几经变迁的。四十年代延安解放区的木刻版画，在领导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艺术创作思想引导下，艺术家主动地去表现大众生活，反映农民、战士抗战斗争。最突出的表现方法调整就是艺术家按照群众的需求，去掉“阴阳脸”，尽可能多去掉明暗手法以适应中国大众的欣赏习惯。张漾兮先生也积极响应这种创作态度，开始对来自西方的现代版画形式进行改造以适应大众审美习惯，对西欧版画手法的利用和吸收也同样是围绕广大民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水平来思考和实践的。他完成于 1949 年的木刻作品《我们自己的队伍来了》（图 4）表现一群老乡登高远望，以各种生动朴实的姿态表现了老乡们见到解放军即将到来时的那种喜悦心情。画面去掉了人物的许多明暗细节，背景更加概括洗练，没有以前木刻作品那些多层次的明暗排线，整个画面显得单纯爽朗，主体人物神态也更加突出。可以这样说，张漾兮在四十年代版画的民族性版画语言的意识和实践是基于学习、掌握西方创作木刻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初步注意和探索了中国大众的审美方式和表现方法，也是鲁迅的“东方的美”和领导的“洋为中用”艺术态度与方法论的导引下的初步实践。

图 4. 《我们自己的队伍来了》木刻（24x33）cm  张漾兮 1949

1955 年张漾兮受文化部委派访问罗马尼亚、匈牙利

新中国成立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文艺指导思想引领着中国艺术家们满怀激情的投入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实践。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了《关于开展年画工作的指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年画内容、形式、生产方式及销售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指示。从 1950 到 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第一个美术运动——新年画创作运动就体现了政府倡导和关注艺术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美术形式表现新中国的新生活。无疑，注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同样引领着张漾兮先生进一步思考版画的中国本体化语言的研究和实践。在这方面，张漾兮先生是用了心去思考并寻求了具体办法的。正如张漾兮在自己的个人木刻画集中的序言中写到：“我为了吸收中国民族艺术的养分运用于木刻中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刻木刻，而去画中国画，看中国画的作品。这样一来，眼光就不同了，搞出来的版画作品也自然的具有中国气派”。7 张漾兮先生 1954 年创作的水印木刻《牧歌》（图 5）这幅优秀作品（入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十年来的版画选集》）即是吸收中国民族传统艺术养分运用于创作版画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民族性版画语言的优秀成果，作品具有很浓郁的中国气派和美感。这幅作品整体视觉效果清丽淡雅，表现了一个小山坡下两个牧童躺在草地上看小书，身边是一群牛羊在初春的草地上啃草，与山坡上高大的梧桐树和农舍人家构织成一幅诗意的图画。一派宁静的早春景象寓意了新中国的幸福祥和的生活。显然，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对张漾兮的民族性版画语言的研究和探索起到了催生的作用，是他获得民族性版画语言的重要因素。他通过看国画，画国画来寻求视觉的感受方式与表达方式的中国性趣味。他在作品中的刀法运用也充满了笔意与神韵，色彩的运用更是淡雅简约，与色彩的套版与墨色主板的关系似乎有“色不碍墨”的法度掌控其间。张漾兮先生进一步的民族性版画语言的探索和中国本土版画建构的理想是一次特殊的挈机所推进的。

图 5. 《牧歌》水印木刻 （45x31）cm 张漾兮 1954

1955 年，张漾兮出访匈牙利、罗马尼亚，并带去一批国内版画家的作品，与国外版画家交流。许多外国朋友看了这些作品后，不约而同地认为，作品很好，可惜都是欧洲的风格，看不出中国的风格。他们说：“你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为什么你们不去学习自己本民族的东西，而要模仿西方人的风格呢？”这引起了张漾兮的深思。他深刻感到，中国版画要屹立于世界版画之林，必须解决民族化的问题”。“回国后，他便改革版画系的教学方针，决定在版画系开少量中国画课。同时还为版画系大量收集古代画像石拓片和民间艺术，如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福建神马、灶马，浙江民间剪纸等等，作为师生学习借鉴的资料。他身体力行。在创作中认真探索版画的民族风格。但他反对简单的照搬，反对表面化的模仿民族、民间的表现形式。他说：应当把民族、民间的艺术特色有选择地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使作品既带有民族风味，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张漾兮的带动下，版画系师生曾掀起一股探索版画民族风格的热潮，创作出许多富有中国气派的版画作品”。8 这次出访带来的思考是张漾兮进行民族性版画语言探索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更坚定了张漾兮先生建构中国本土现代版画语言的教学与创作实践的意志与决心。

为了在教学上能有系统的传统水印技法制作技术的传承并运用于现代版画创作，1956 年，张漾兮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更名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首任主任的两年后，他安排夏子颐、曹剑峰、张玉忠老师专程去北京荣宝斋学习水印木刻技术，回来后在版画系建立了水印木刻工作室，水印工厂。将中国传统的饾版印数技术、拱花印刷方法，传统的分版技术、拳刀雕刻技术引入中国美术学院，对浙江版画的本土版画语言的建构与承传起到十分重要作用。张漾兮先生为了让学生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艺术产生感情，发生兴趣，他把苏州年画艺人请到学校。如陈聿强先生回忆道：“张漾兮先生请来苏州的年画艺人，在美术殿堂印刷桃花坞木板年画。是张漾兮先生对桃花坞木板年画感言：版画需要民俗特色。”9

张漾兮先生本人在版画创作中的民族性版画语言的探索与实践也随着他的认识而不断推向深入，充满激情地拓展民族版画语言的新形态。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继续向中国的优秀传统艺术汲取营养。这也暗合了当时国际建筑界提出的一个学术主张：“回过头去寻找未来”（Look Past for Future.)。张漾兮开始对传统的汉画像砖的形式语言发生兴趣，他与 1956 年创作的《送饭到田间》木刻（图 6）吸取了汉画像砖的表现语言，作品更具有纯厚的东方审美情趣与雕刻方法，版画作品的背景画面大块留白，人物外形以刀的摇刻形成的细碎残缺的刻痕，似有汉画像石般的趣味却不露痕迹。这幅版画作品在运用我国传统艺术元素而再造新的形式语言方面堪称为经典作品。其实，在五十年代中期，研究和运用汉画像石于版画之中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如版画家马达的砖刻版画《屈原像》，正是吸取汉画像石的风格与造型语言完成的作品。他利用了砖刻这种材料，模仿汉画像砖的效果，画面还采用了中国画提款的形式。但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他作品的语言和个性特征都尚显不足，还停留在初步模仿中国古代石刻效果的阶段。与马达的砖刻版画相比，张漾兮的木刻《送饭到田间》、《采茶女》（图 7）则显得更加成熟。他是将传统的艺术形式元素巧妙的融合在自己新的创造中，而不是用传统的艺术样式直接套用在今天的人物和生活景象中。这正是他的高度所在。

图 6. 《送饭到田间》木刻 张漾兮 1956

图 7.《采茶女》水印木刻 张漾兮 1957

图 8.《西湖西冷桥》套色木刻 张漾兮 1960

今天，我们回忆并观察张漾兮那代人的学术理想与创作实践无疑对我们的艺术实践是有启发和再思考的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艺术发展史的民族而言，我们“仅仅掌握西方美学和艺术式样思想是远远不够的，用现成的西方美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对应中国的艺术对象问题及表现，往往会丧失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内涵及审美体验的共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能以宽广视野全面地从世界各民族的艺术活动审美经验出发，认识并深刻理解不同民族的审美活动和表现方式独特价值，吸取我们各自认为有价值的“良规”，同时能充分的挖掘我们民族特有的美学资源，让中国的审美与文化内涵充分得体认并活在我们的创造活动中，创造属于当代的中国人的艺术，这无疑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拥有无限广阔的空间。

对中国版画前辈张漾兮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注释：

1 力群，《回忆“木铃木刻研究会》P.97 页，《艺苑星火》，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2.郝侠君，《中西 500 年比较》,p.438.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3.郝侠君，《中西 500 年比较》,p.439.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4．李允经，《鲁迅与中外美术》p.23，书海出版社，2005

5. 叶圣陶，《抗战八年木刻作品集》p.12 开明书店出版,1946

1946 年 9 月 18 日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廊举办“抗战八年木刻木刻展览会”，展出结束后，

由开明书店出版《抗战八年木刻作品集》，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本画册。

6．李允经，《鲁迅与中外美术》p.233，书海出版社，2005

7.张漾兮，《张漾兮木刻版画集》，p.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8.原载《中国书画名家精品大典》第四卷，张漾兮（1912-1964）

9. 刘一丁，《丝网的一片天》，《美术报》2006 年 4 月 8 日，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