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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飞鸟五周年纪念大会即将举槌 雅昌拍卖图录APP可同步参拍
2025-08-18 10:18:46 未知
即将于9月6-7日两天举槌的东京飞鸟五周年纪念大会，可谓是精品云集，琳琅满目。此次拍卖，雅昌拍卖图录APP可同步参拍。
苏富比鸡蛋大王专场
在今年整体经济环境之下，绝大部苏富比鸡蛋大王专场分板块都显得不温不火，但高古玉和高古瓷等板块，却是十分活跃，从伦敦、北京到杭州各大拍场屡创佳绩，而在这一领域，日本收藏家的眼光称得上十分超前，即将举槌的苏富比鸡蛋大王专场势必又将掀起一波市场热潮。
飞鸟拍卖五年，其核心团队都是深耕日本艺术市场多年的行业高人，以其深厚的资源和严格的品控赢得了业内的一致赞许。飞鸟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浓郁高古味道的名词，日本的飞鸟时代（592年—710年），正是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启蒙时代。今天我们首先要感受的，正是可能只能在日本拍场上才能感受得到的盛唐气象。唐代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一段历史，而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国内的拍场上几乎极难见到盛唐时期的宝物，而在国际拍场上，我们所能见到的大部分顶尖盛唐遗珍，都出自于日本人的递藏。
上图中，这件唐三彩贴花卉纹凤首在2015年伦敦苏富比拍出约合2600多万人民币的天价，堪称是近些年来最具知名度的一件唐三彩，其早年正是为著名的茧山龙泉堂旧藏并在1976年出版于《龙泉集芳》一书中，而2013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上拍出4000多万港元的这件唐夹纻乾漆佛头像则是大名鼎鼎的坂本五郎的旧藏。
盛唐风华——唐代艺术
在日本文化史上，自 6 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至大化改新（645 年）约百年间的文化称为飞鸟文化。飞鸟文化产生了日本最早的佛教美术，主要体现在佛教建筑、佛像雕刻以及佛教工艺美术品上面。 佛教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百济然后再传入日本，飞鸟时期的佛教美术明显受到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散发着六朝余韵。
飞鸟时代 释迦三尊像 奈良·法隆寺金堂
在那个战争频繁、命如草芥、人心惶惶的时代，庄严而神秘的佛像是慰藉人心、震慑灵魂、给人们带来幸福理想的唯一依托。佛教兴隆，佛经、顶礼膜拜的佛像和恢宏的珈蓝同样备受重视。传入日本的佛经是经由汉文译过的经卷，与接收儒学类似，经卷的内容也是与中国的汉字一起捆绑着被接收的。唐朝流行的“正书”随着经卷书籍传入日本，成为当时汉字书写的主流字体。奈良时期，日本上层社会“写经”盛行。
约 卷一：21.5枚
卷二：19枚
卷三：20.5枚
卷四：18枚
卷五：19枚
卷六：19枚
卷七：17枚
卷八：15枚
泥金磁青纸
备注：共箱 箱书
磁青纸，以桑皮纸为原料，用靛蓝染料染成深青色，再经研光，其色如明代青花瓷，坚韧如段素。瓷青纸这深蓝的底色，透露出一丝低调的华贵，所以历代都用来做抄写经书典籍。这种珍贵的用纸至少在五代时期就有了，宋徽宗赵佶与金章宗元璟对瓷青纸情有独钟，常以其为载体，以泥金挥毫。到了明朝，这种珍贵的用纸被叫做“磁青纸”。沈榜在《宛署杂记》记录，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磁青纸一张就值一钱银子，差不多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也就只能买两张磁青纸。
五代 磁青纸金书《妙法莲华经》 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天宫出土
“泥金”是一种采用真金屑末精制而成的颜料，常被用于精致的书写或绘画艺术中。尽管唐末宋初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降低了抄写佛经的实用性，但抄经依然被视为一种净化心灵、提升修行境界的重要方式。特别是采用 如泥金这般珍稀的材料进行书写，更是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修行行为。抄写完毕的经文常被置于寺院或佛前，以示供养之心。
五代 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 上海图书馆藏
《妙法莲华经》由二十八品组成，现今广为流传的是鸠摩罗什的译本。在释迦牟尼佛于耆阇崛山宣讲《无量义经》后，他入三昧并显现瑞相，预示着即将揭示另一部极为重要的经典。能够聆听此经者，皆与大福德因缘息息相关。随后，佛陀所揭示的内容被悉心记录，终成《妙法莲华经》。
飞鸟拍卖所呈现的这套《妙法莲华经》，为日本藏家精心呵护，保存在定制的老盒中，卷轴装。存世五代时期的泥金写经十分罕有，也充分传承了唐人小楷浑穆秀丽的风格。
备注：共箱 箱书
来源：东大寺二月堂藏品
题盒：虚空藏经卷第五，天平时代写，东大寺旧藏，一卷
题纸：二月堂，奉纳观世音菩萨
飞鸟时代之后的奈良时期（710年—784年），日本上层社会“写经”盛行。从一些流传下来的手抄佛经，如《佛说宝雨经》（天平12年5月1日光明皇后愿经）、《等目菩萨经卷》（吉备由利愿经）、《贤愚经》（传圣武天皇）等来看，书体都是工整的楷书。此时，日本还没出现所谓的书法或书道，不过书法艺术的魅力却早早地被日本人所感受，在不久之后的平安时期日本书法便出现了。
东大寺
这卷写经是赫赫有名的东大寺旧藏，东大寺的建立源于武则天在洛阳紫微城建造天堂，以及在龙门石窟雕刻卢舍那大佛。天平十二年（740年），在光明皇后的力劝下，圣武天皇发愿“朕亦奉造”。二月堂始建于天平胜宝三年（751年）是东大寺大佛殿东北山腹的建筑，因专修十一面悔过法会（修二月会）得名。
参阅：光明皇后发愿 《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卷第二》（局部）（纸背有“东大寺”方形朱印）
备注：共箱 箱书
附展签
来源：东京朝日美术旧藏
此万年壶为唐代三彩艺术中的一件精品，通体以绿、赭、蓝三色釉，相互浸润、流淌，形成了自然而灿烂的效果。尤为难得的是，其釉彩中，可见珍贵的“蓝彩”。在唐三彩中，因钴料稀缺，“挂蓝”之器，远较普通三彩器为少，故有“三彩挂蓝，价值连城”之说。壶身之上，更点缀有模印的宝相花纹。此壶造型、釉色、工艺，皆为典型之盛唐风格，曾由热海MOA美术馆创立者冈田茂吉先生经手，并由东京朝日美术递藏。
热海MOA美术馆创立者冈田茂吉先生
镇墓兽常与天王俑成对出现，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自信，匠人们的想象力亦被极大解放，他们将狮子的威猛、猛禽的羽翼、神鹿的犄角、鬼神的容貌，共冶一炉，创造出了这种气势磅礴、威仪赫赫的镇墓神兽，成为了那个伟大时代在精神与艺术层面上的独特象征。流动而不规则的釉彩，与镇墓兽本身那种不受拘束的、狂放的想象力，可谓相得益彰。
备注：共箱 箱书
附井上GINZA出展资料
来源：敦煌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坟群出土
传大谷光瑞于1910年代请来
在唐代雕塑艺术品中，相较于常见的陶俑，木俑因材质不易保存，存世更为稀少，多出土于气候干燥的西域地区，为研究盛唐时期的服饰、妆容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数据。此组木俑一高一矮，其面庞丰润，墨线勾勒出眉眼，朱唇点染，面颊上亦有红妆，具有鲜明的唐代敦煌人物造型与妆容特征。虽历经千年，木胎已显古旧，部分彩绘亦有剥落，但其整体形态与神韵犹存，那份来自盛世的宁静与典雅，跨越时空，依然清晰可感，实为难得的唐代敦煌木雕艺术品。此组人俑应为新疆维吾尔地区敦煌郊外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出土，传为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1910年代所得，并带回日本。
附井上GINZA出展资料
备注：二重共箱 附出版资料
出版：《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编4 隋唐》P238 No.193
来源：同一藏家旧藏
盛唐时期的铜镜，一改前代古朴、神秘之风，转而以写实、华丽、充满异域风情的瑞兽葡萄纹为饰，是为古代铜镜中最为经典、最富盛名的品类。此镜铸造精良，纹饰呈高浮雕，极富立体感。镜钮四周，环绕着四神与瑞兽，画面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之外，遍布葡萄藤蔓与飞鸟、瑞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盛唐时期，那种自信、包容、善于将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进行融合、是盛唐气象在铜镜艺术上的完美体现。此铜镜曾出版于《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隋唐》
出版：《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编 4 隋唐》 P238 No.193
备注：共箱 箱书
来源：同一藏家旧藏
此铜镜为菱花造型，为非常典型的唐代铜镜形制，中心凸钮为伏龟形，其周围可见上下的对狮和左右的双禽相互呼应，狮身矫健，强壮有力，禽羽丰满，灵动轻盈，充满韵动与优雅的美感。狮禽之间的空隙处探有缠枝卷草，连绵不断缠绕延伸，八片花瓣上亦有不同样式的仙葩灵草条纹点缀其中，精致细腻，巧夺天工。
备注：共箱 箱书
来源：同一藏家旧藏
唐代是中国道教思想与神仙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相关的题材，如月宫、仙鹤、玉兔等，亦被广泛地应用于各式艺术品的创作之中。其中，铜镜因其形圆、光洁，宛如明月，而成为了表现“月宫”神话的最佳载体，世称“月宫镜”。此枚铜镜，即为唐代“月宫镜”的经典之作，是一件充满了道教浪漫色彩的艺术珍品。
共箱 箱书
狮子在佛教中为智慧与力量的象征，唐代，佛教艺术臻于鼎盛，狮子的形象亦被赋予了雄健雍容的时代气度，成为极具代表性的艺术题材。狮身披挂华丽的鞍辔，背部留有插孔，原应承载一尊文殊菩萨像。其足下所踏，为一周精美的莲花宝座，象征其神圣的地位，是盛唐时期青铜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精品。
备注：附久野健领收书
来源：久野健旧藏
至唐代，国力强盛，石雕艺术空前发展，石狮的雕刻亦达到了艺术高峰，常被用作宫殿、陵墓前的镇守之物。此尊坐狮即为典型的唐代风格。其以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最富特色的是其螺髻般的鬣毛，卷曲盘绕，是为唐代石狮的经典发式。造型古朴雄浑，完美体现了盛唐石雕艺术那种自信、博大、庄严的时代特征。
备注：附久野健领收书
久野健（1920 - 2007）是日本一位杰出的美术史学家，以其在佛教艺术，特别是佛像雕刻领域的深入研究而闻名。
参阅:荐福寺藏 唐时代狛犬
隋代国祚虽短，然其上承北朝，下启盛唐，在佛教艺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此一时期的佛像雕塑，逐渐摆脱了北魏的秀骨清像，转而追求一种静穆、庄重且富有装饰性的新风尚。此尊观音立像即为隋代造像的典型之作。其以洁白莹润的汉白玉雕琢而成，观音面相丰颐，双目微垂，嘴角含笑，神态宁静慈悲，是隋代佛教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
备注：带座
北魏晚期的一件纪年造像碑，其材质为砂岩，正面以减地平雕技法，刻有两尊禅定坐佛，是为“太和式”造像的典型特征。造像下方，存有发愿文题记，其上“太和十九年…五日…帝…”等字样清晰可辨，为其提供了公元495年的准确断代依据。此年份，恰逢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艺术风格正处于转变的节点。此碑虽残，然纪年明确，风格典型，是研究云冈石窟北魏佛教艺术演变的珍贵实物标本。
悠古吉金——高古青铜器
备注：二重共箱 箱书 带铭文
附出版及X光扫描数据
出版：《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 殷商青铜器综览一》P232 No.107
青铜尊为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经典之作。其形制为大敞口，腹部微鼓，高圈足，造型雄浑，是典型的觚形尊。
出版：《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 殷商青铜器综览一》 P232 No.107
尊通体饰满青绿色的锈斑，从空隙处可窥到原本的深褐色铜面，器身中、下部，以细密的雷纹为地，其上浮雕出商代最具代表性的饕餮纹，双目圆睁，不怒自威，充满着一股神秘、慑人的力量。器身亦有扉棱，增添了庄严之感。
其内底铸铭文：“□作父乙宝尊彝□”，此尊传承有序，曾为秦藏六经手并题识，又为日本著名青铜器研究学者林巳奈夫先生所著录研究，其器型、纹饰、铭文，无一不精，是为商代青铜礼器中之标准重器。
备注：共箱
来源:2009年纽约佳士得春拍LOT526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艺术风格由商代的狰狞神秘，转变为一种秩序、理性的庄严之美，其纹饰亦趋于抽象化、规律化。此件青铜方壶，即为西周青铜艺术中的经典之作。壶身的主要纹饰，为西周中晚期极具代表性的“窃曲纹”，该纹饰由龙、蛇等动物纹样，解构、抽象而来，呈现出规整、连续的“S”形或“C”形，极富韵律感。此壶历经岁月，通体已遍生青绿色的铜锈，色泽古雅，是其悠久历史的见证。
备注：共箱 带铭文
鼎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此件商代夔纹铜鼎，造型古朴庄重，呈现出早期青铜文化的浑厚气息。
备注：附1927年美丰洋行资料
来源：鸿池家族购于美丰洋行
此青铜壶为周代经典的盛酒礼器。颈部两侧铸有威严的兽首衔环为耳。器身通体以繁密的“蟠螭纹”为饰，此壶造型典雅，纹饰精美，包浆古旧，是从西周的庄重走向东周的华丽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见证，堪称青铜时代晚期的一件艺术杰作。
此壶来源自美丰洋行于1927年释出，并由日本鸿池家族购藏。鸿池善右卫门（Konoike Zenemon）是大阪著名鸿池家族代代当主的爵号。家族历史以「Zenemon」为当主名，自江户时代以来连续使用，涵盖多个世代。
鸿池家族因经营酒造起家，继而发展为大阪重要的両替商（钱庄），再拓展至海运与土地开发等领域。从江户时期顶尖両替商跃升为现代化金融企业集团。受到日本政府封爵，成为明治时代金融界的代表人物。鸿池家族的收藏颇丰，如今奉为日本国宝的一件龙泉飞青瓷玉壶春，正是鸿池家族的旧藏。
备注：共箱 箱书 带铭文
备注：共箱 箱书 带铭文
备注：共箱 箱书 带座 附老香灰
备注：带盖
款识：宣德
备注：带盖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
备注：紫檀嵌白玉扳指钮原盖 紫檀原座
此件铜炉为宋代此类仿古作品的典范。其形制为三足两耳之圆鼎，乃是上古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其炉身之上，以浮雕之技法，通体饰以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饕餮纹，其纹饰之布局、线条，皆古意盎然。其炉盖则为专配，镂雕而成，上嵌一玉钮，亦显雅致。此炉并非商周时期用于祭祀之礼器，而是宋代文人，为满足其焚香清谈、宴坐静观之生活，而特意制作的书斋雅玩。
(责任编辑：周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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