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后人类研究常常被理解为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强调人类与非人类、技术与自然之间的交织关系。然而，理论若只停留在抽象层面，便容易失去土壤。在中国西北甘肃的语境里，陈渝强的创作展示了后人类研究如何在与在地自然，民俗等的语境中被重写、再生产，并转化为新的知识。他以植物、民俗和农业社会的实践为核心，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在地后人类艺术”，不仅回应了全球性的生态与技术议题，也深刻触及了甘肃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观看他的作品，我能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思考”：既有学术性的思辨，也有乡村现场的烟火气。

植物的知识：从《块茎》到“成为植物”

在他的个展《块茎》中，陈渝强以植物为媒介，将后人类研究的宏大理论拉回到日常感知。植物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文化的符号；它们的根茎与蔓延方式，映射出非中心化、去目的论的生命逻辑。陈渝强试图重写人与植物的关系：人类并非单向的“种植者”，反而不断被植物反向“塑造”。它们生成了节日，塑造了文化，也构筑了共同体的精神秩序。在他的叙事中，植物重新开口，提醒我们自然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客体，而是与我们并行的身份与文化的共生者。

陈渝强摄影作品

在展览的叙事中，植物不再是农业生产的被动对象，而成为知识的生成者与文化身份的塑造者。正如陈渝强所提出的，“植物没有固定的最终形态，它们顺应环境、持续变化，这种状态本身就是‘成为’的过程。”这种思考，将传统中国文化中植物的象征意义与当代后人类主义的生态反思结合起来，推动观众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逻辑。

块茎展览现场

神话与牺牲：纪录片中的女性、食物与信仰

如果说《块茎》让我们看到植物如何成为后人类知识的载体，那么纪录片《变成神的女人和变成食物的祭品》则将关注点转向民俗与信仰，探索性别、仪式与权力的交织。在这两部以倒叙手法展开的影像中，艺术家重访了甘肃华庭小南峪的民间信仰体系，讲述了“黑池圣母”的诞生与血祭的仪式。

《变成神的女人和变成食物的祭品》影片截图

纪录片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只不断出现的鸡。鸡既是日常食物，又是祭品，厨房里的烟火气与庙宇的香火混杂在一起。这种意象让人无法忽视女性在仪式中的位置——她们被限制在厨房，被认为“不洁”，却又在劳作中维系了整个仪式的运转。

陈渝强通过这种叙事，让观众直面性别、食物与宗教权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女性既是“成为神”的主体，又常常是被牺牲的祭品。这种矛盾，正是农业社会信仰结构中的深层张力。

《变成神的女人和变成食物的祭品》影片截图

仪式与社会：地方性知识的转化

除了艺术影像，陈渝强还将研究深入到社会学层面，对庙会仪式与当代乡村的变迁展开分析。他的论文将庙会视为“社会剧场”，强调其中的非人行动者——植物、祭品、神像——与人类的互动，共同塑造了地方性的知识网络。随着人口流动与信仰式微，新兴的广场舞等表演形式逐渐进入庙会场景，使这一古老仪式被迫与现代性同场共演。

在一次和渝强的对话中，他谈到：“我更关注的是这些‘非人’在仪式中的位置。植物、鸡、甚至厨房里的灶火，它们不是背景，而是能动的参与者。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地方社会是如何运行的。”这种观察视角正是后人类研究的关键——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揭示人类与非人的共同生成。

羊皮扇鼓庙会中神职人员的服饰展示

跨学科的未来与地方性知识

陈渝强的艺术实践提醒我们，后人类研究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可以在地方性的田野与艺术实验中被重新定义。他通过植物、神话、祭祀与社会变迁的交织，展示了后人类思想如何在甘肃的语境中被实践化，生成新的知识形式。这不仅是生态与信仰之间的艺术探索，也是对农业社会、性别与文化身份的深度思考。

笔者认为陈渝强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后人类研究在地化的路径，并非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一种在地知识的再造与扩展。他的艺术让我们重新理解在生态与信仰之间，人类如何以更加谦卑的姿态，参与到与自然、与社会的共生过程之中。

​文/蒋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