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图》局部 顾恺之

我的看法是：笔墨是中国画传统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一整套形式语言体系，这套形式语言体系是中国文化大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一种中国式的视觉表达方式。之所以讲独一无二，是因为凡是绘画都离不开形体、色彩，也离不开基本的构图。形体、色彩、构图是全世界绘画所共同的要素，中国绘画也离不开。但是笔墨却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全世界其他民族的传统绘画中都没有的要素。所以，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视觉方面的精神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在传统绘画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通过这套独特的视觉语言来表达的。

笔墨的独立

笔墨为何唯独中国有？为何会在中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形成？为什么没有在古希腊形成？为什么没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形成？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绘画过早的精英化。在全世界绘画发展史当中，早期绘画在其他国家，比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绘画主要是由工匠来完成的。早期的画家在西方几乎没有什么名望，在社会等级当中地位很低。但在中国却不一样，最早有记载的画家顾恺之就是文人，不是工匠。根据文字记载，他不仅有画，还有画论，还有歌赋。不仅文人画画，连皇帝也画画，梁元帝萧绎就是个出色的画家。这是中国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中国知识精英过早参与了绘画行为，便把他们的文化修养带入到绘画创造发展的过程中。于是，儒家孔夫子“游于艺”、“文以载道”的思想，重神、重意、重主观情绪的表达等理念，很早就被纳入到绘画创作中。

《步辇图》 阎立本

这样一种情况导致中国绘画到了唐代，尤其是宋以后，就没有进一步沿着摹拟对象、准确写实的路径继续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对于绘画理论和对于艺术的理解和研究走在了中国画家的手头功夫之前，也就是说对艺术的理解超越了艺术技巧的发展（绘画的技巧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还没把对象画得太像，没有足够技巧把人画得很逼真的时候，理论已经在强调：画得很像是没有必要的）。其实顾恺之画的很有古意的形象，并不是他刻意地画成有古意，而是他就是有点画不像。技巧还比较幼稚。但重要的是，他在那个时代就自觉地把他的文化修养，那种雅致与飘逸的内心向往融进作品中去了。那时技术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还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对象画准确。当时还没有西方发展的那种严谨科学的解剖、透视知识和素描、造型能力，但因为有了儒道精英文化的影响，对于艺术的理解却已经超越了那时的手头技术水平。正如老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讲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还说“五色令人目盲”，认为复杂的技巧没有必要，最高的美是不求形式的，最高的音乐是没有声音的——这种论说从最早开始就是一种超越性的理念，知识分子可以深入地去理解，而工匠却是不懂的。如果让工匠继续往下画，一定会走向越画越像、重视描摹的路；当然，要达到高度的准确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

《荷影之四》，纸本水墨，48x45cm，2013 潘公凯

《淡月》，纸本水墨，68x68cm，2013 潘公凯

中国的知识分子过早介入绘画以后便扭转了艺术发展的路径。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士）是儒道传统的承续者，不同于文艺复兴时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复兴的是古希腊理性传统。中国文人“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不论在朝在野，都以人格修养为第一要务。中国绘画在唐、宋进入到一个写实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后，如果在写实技术上再继续往前发展，并摆脱儒道思想的影响，说不定油画技法就得由我们去发明了。但在宋元时期，正因为有苏东坡、米芾这样的高层文化精英提出新的理念，使得中国绘画没有进一步向写实主义高峰迈进。应该看到，中国绘画史上没有出现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么高超的摹拟写实技法，并非中国人不聪明，发明不了蛋彩画或者油画，而是认为这个方向不重要——不是工匠觉得不重要，而是中国当时的文化精英觉得不重要。如果仅是工匠从事绘画活动，就不可能对艺术有如此高深的理解，正因为文化精英介入才把中国文化思想方面的最高成就带进了绘画之中。苏东坡作为当时社会公认的大学者说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样的论断，不仅高妙，而且新颖，而他的这种见解又主导了后来绘画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这种不把摹拟写实看成是艺术最高成就并以此为重的思想给笔墨的独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试想，没有苏东坡这些文人的理念奠基，笔墨是不可能从艺术对象中独立出来的。因此，元代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黄公望、倪瓒为代表的一群画家开始建立起笔墨的相当完整的独立性，而且作为典型样式建立起了新的笔墨自身的评价标准。

《古木怪石图》 苏轼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作为国学大家，也在游历欧洲震惊于古典油画的逼真表现力之后，乱了方寸，回顾中国文人画时有失偏颇，没有想清楚王维“雪里芭蕉”、东坡“朱竹”在艺术本体演进中的意义。

画理与程式

笔墨之所以能够独立出来，与中国画画论中非常重视的“理”有关。这个“理”从大略意义上说就是客观对象的结构。这个“理”与西方人摹拟现实的外观形象并不一样——这个“理”虽然也是客观的，是对象和客体的“理”，但又离不开主体的理解与归纳。同时，它又不是主体的“理”。并且“理”也与对象的“形”不同——“形”是外在的形式，“理”是内在的结构，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内在规律，比西方人所说的“结构”涵盖面要宽。所以，只有中国绘画可以用勾线的方式把水、云等外形无常的事物描画出来（其他地域绘画在画到云和水等没有固定形状对象的时候，就觉得不易下手）。中国人用“理”去概括和归纳，就找到了一种表达这种无常形而有常理的对象的办法，这种归纳的结果就是“程式化”。笔墨真正的独立和程式化语言的形成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程式化语言的归纳、梳理和系统化，笔墨就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

《维摩诘图》 李公麟

而“程式”到底是什么呢？大略地说，程式是比较概括、简练、稳定的“图式”，是一种特殊的图式语言。对此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别：一个是中国的“程式”，一个是西方传入的“图式”。“程式”和“图式”的区别在于：中国人在艺术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程式比欧洲人在绘画发展中形成的图式更加概括、简洁、抽象，更重视内在理解，而忽略外在形象，尤其是光影与透视，这一点正与前文所讲的知识分子的介入和苏东坡对“理”的提倡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的“图式”主要是指形象特征与类别区分，也包括画面整体的构图样式。这个形象有结构的成份，也包含了表面的外观形象的成份，包括光影、透视等等。

《漫天飞雪图》局部，纸本水墨，360x280cm，2006 潘公凯

《古雪》，纸本水墨，60x47cm，1988 潘公凯

如果我们把“理”比喻成骨骼，外在的形象就还有肉、皮。西方的“图式”是既有骨，又有肉，还有皮，中国的“程式”就是骨，是一个内在的结构，它是不太重视肉和皮的——这个区别有点细微，就类似于全因素素描与结构素描的差别：全因素素描就是骨和肉、皮都要画出来，尤其是明暗、光源、空间感、质量感、环境色。结构素描只要把大关系画出来，把内在的主要“结构点”画出来，重点在物理、而不在外光影响。“结构点”正是在理解基础上归纳而来的“理”。但作为中国概念的“程式”和作为西方概念的“图式”有一个很大的共性，即：程式和图式都是学习绘画的第一步所要做的事情——每个人学习绘画第一步首先得学“图式”或者按中国人的说法学“程式”，然后才能够面对客观对象，才有现成的视觉语言去表达客观的对象。

《天光云景图册-5-3》 八大山人

近代以来，在艺术理论中有一个说法：艺术家要保持婴儿般的纯真之眼，这样才能做一个好艺术家，才能画得与众不同。画家应抛弃所有的成见，最好什么名画都没有看过，由此他面对对象画出来的东西是最纯真的，才能画得最好。这个说法曾风行一时，几乎成为艺术家的理想境界。但后来这个理论被实验心理学所否定，例如：阿恩海姆等对人的视觉心理做了很多抽样调查和数据测试，用了很多科学方法研究人的视觉心理是如何形成的，艺术家是怎样创作的……最终，实验心理学（实证心理学）经过科学实验，发现人一旦长大成年，大脑已经承载了各种信息，只有把一部分信息改变或抹掉才能装入另一部分信息，不可能再回到如白板一样的婴儿状态了，因此要以婴儿般的纯真之眼去对待自然是不可能的——这是20世纪心理学的重大发展。由此，便推导出一个说法：艺术家不可能凭空创造，对前人图式的改变就是创造。无论是“图式”或“程式”，都是学习绘画和造型艺术的入门途径。以上便是我们讲的“程式”和“图式”的差别以及共同性。

具细表象与概略表象

在80年代为了弄清楚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传统绘画的内在区别，我认真地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并对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传统绘画（不是指西方现代主义绘画。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和中国传统绘画的部分理念很接近，却和西方传统绘画有很大的差异）的心理运作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比对，并发现了一些差别。我把这种差别概括为“具细表象”和“概略表象”之间的差别。“具细表象”和“概略表象”这两个词在前苏联的艺术心理学和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里没有，是我为了说明中国的问题自创的。这里有一个心理学上的专用名词叫“表象”，这个词我们现在用得非常的多，大家望文生义都将其理解为“表面现象”，但这个词的原意并非表面现象，而是视觉心理过程中的一小段，是视觉印象后面的记忆残留的组合运动。所谓“视觉印象后面的残留”，例如我们眼睛看到一个瓶子，然后闭上眼，大脑中就留下瓶子的印象，这叫“视觉后象”，是很短的一、二秒钟。之后会留下一些记忆残留，是破碎不完整的。而后，多次的记忆残留互相补充，在大脑中形成的映像叫“表象”。从心理运作来看，表象在印象的后面，印象是短暂记忆，而表象则是记忆的残留组合。表象在人的大脑中，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而印象持续的时间很短。绘画活动在心理运作过程中的主要支撑就是表象运动。

《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局部 董源

我们所谓的西方传统绘画是指西方古典主义和学院派，这是最典型的西方传统绘画样式。从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的绘画创作与教学的心理程序来看，老师和学生同时观察一个静物瓶子，然后大家闭上眼，如果老师问学生看到了什么，学生就凭他们的印象（视觉记忆），有的说是一个透明的瓶子，有的说是一个长颈的瓶子，有的说是有小把手的瓶子……这些说法就是残留在学生大脑里的关于瓶子的“印象”。这些说出来的印象，都是直接的、不完整的记忆残留，老师让学生再看几次瓶子，印象又增加了，就在脑中拼合成为“表象”。并且大多是很具体、很细致的一些小特征——每个人注意到瓶子的不同方面，这些不同方面合起来就是瓶子的外观，给人的视觉映象，我将这些表象称为“具细表象”。具细表象的特点是：在人脑中存在的时间较短，是外观的特征，包括外光和环境色。西方古典主义的油画写生或者素描写生就是学生头脑中具细表象的运动。

《圣母的婚礼》与《抱独角兽的女子》 拉斐尔

西方学院派的写生需要在静物旁边摆一个画架，在一定光线的照射下，画家看一眼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具细表象由很多的具体特点构成，不完整，而且在人脑中留下的时间很短，非常容易忘记，所以画家不得不看一眼，画一画，通过很多具细表象，把具细表象的各个点搬到画面上去。而这个“画——看——又画——又看”的过程就叫做具细表象的运作和表达的过程。这是西方传统绘画的学习方式、创作方式。正因为如此，西方传统绘画（古典主义和学院派）不仅是课堂学习离不开模特和静物，画架离不开观察静物的地方，每一幅画都要对着模特画，而且创作也离不开模特儿。例如：画三个农民在耕地，这个农民找一个模特摆一个姿势，然后仔细比对，每一条皱纹、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准确的画出来，然后第二个模特再摆一个姿势拼上去，第三个模特又摆一个姿势拼上去。西方绘画的这种创作模式正是依据他大脑中具细表象的运作结果。

《六君子图》 倪瓒

中国的绘画不同，中国文人作画时大脑中表象的运作方式是很概括、很简略的表象运作方式，我将其概括为“概略表象”运作方式。“概略表象”是在“具细表象”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梳理、部分抽象化，形成对客体的理解，带有部分的理解性因素在内。“概略表象”的前提是要有较多“具细表象”的积累，否则，“概略表象”无法生成。“概略表象”的产生在时间上比“具细表象”要晚得多。比如说一个中国画家在画瓶子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总盯着这个瓶子观察，可能是看一眼就走了，而按照他的记忆可能画不出这个瓶子来，所以他不画这个特定的瓶子，但是他会在不同的场合去看类似的瓶子，然后把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这类瓶子的记忆在大脑中进行理解、加工、合成、抽取，形成一种概略性的印象。这个概略性的印象把有些偶然因素给筛减掉了，然后把大概的理解画出来了，这就是中国画家脑子中的概略表象运作方式。因此，中国画家画出来的不是具细的特征或表面光影，而是对瓶子形状与结构的理解。这便是传统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的不同：中国画家画这个瓶子就是凭自己的理解默写，用线勾出瓶子的形状，这个形状的产生和幼儿画画非常接近（让小孩子画一个瓶子，他们马上就能画出来，他们画的这个瓶子肯定不是具细表象，不是特定的瓶子，而是大脑中所理解的瓶子）。也就是说小孩在企图把握一个对象并把对象画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理是概略表象的运作。我们中国画家要把对象表达出来的时候，所运用的也是概略表象的运作。

《如铜》，纸本水墨，69x69cm，2008 潘公凯

《秋趣》，纸本水墨，69x68cm，2009 潘公凯

中国画的“概略表象”运作方式集中体现在程式化的理解对象与表达对象，这与儿童的“概略表象”差别就在于：儿童在表达对象时画出来的概略图形是他自己多次尝试创造出来的；而中国画传统中的程式是很多代人概括出来的，其中有反复的“学习——校正——再学习——再校正”的过程。所以，中国画传统中的程式看似很简单，但是实际却是经过数代人概括、总结、简化、抽象化的结果。例如：画竹子时的“介子型”、“个子型”；画梅花时先画花瓣，中间点花蕊，怎么个点法，花瓣怎么画，花萼和花瓣之间什么关系……这些在《芥子园画传》里说得很清楚——这就是程式——不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更不是一时想出来的，而是很多代画家经验的总结。

两种不同的写生方法

中国传统画家绘画心理的运作过程是“概略表象”的运作过程，而西方传统画家从绘画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具细表象”的运作过程。由此，写生在中国画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就与西方绘画不一样了：西方是必须对着静物、模特，看一眼画一点。中国画家以往则主要是对程式的理解和把握，通过对程式的修正来达到直接表现特定对象的物（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受西方的影响，已不完全这样，这个变化不在本文讨论之内）。比如：画一个人的脸，不是像现代画素描打轮廓，然后每个局部循序渐进的画出来，而是首先脑子中有“三庭五部”等基础口诀，有基本的比例概念，而特定对象的三庭五部不一样，两个眼睛之间近一点还是远一点，鼻子比标准的鼻子大多少（他知道基本比例中的鼻子有多大）。这就是对程式的修正。这种方法，很重要的前提是基础口诀起到规范和导向的作用，而在作画（包括写真）的过程中又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既是为了贴近具体的对象，同时也是画家自己的风格创造的潜在的空间，这就是“程式”的概念。

《栖霞岭下闲眺》及《山水册》之一 黄宾虹

在西方的传统绘画中，对景观察和写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觉心理步骤；而在中国传统的绘画心理中，理解与默记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老画家很少手上带一个速写本子，虽然黄宾虹有时候也拿小本子勾一勾，但是画的却与对象相距十万八千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心情好时可以把山画成圆的，心情不好时可以画成方的，而这些都是他对山的写生。黄宾虹画他所居住的栖霞岭每次都不一样，因为那座山没法推远看，他住在那几乎没法写生。如果让油画家画，他只能坐在院子里画一个角，那一角不是栖霞岭，而是栖霞岭的一棵树。然而黄宾虹非但要把栖霞岭画出来，而且画了无数遍，画成各种各样的。即便那里不好退远看，无法看到其整体面貌，但是他每天在那里散步，他走多了以后知道栖霞岭大概是什么样子，比如说这座山是香蕉状还是苹果状，是他走了多次以后理解出来的，然后回家画成约略的香蕉状或者是苹果状，而且每天的感觉都在变，今天觉得像岭，明天觉得像峰，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次画出来的栖霞岭都不一样，为什么？理解当中的不同，而不是真正靠看一眼、画一笔写生出来的，这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心理运作和西方传统绘画的心理运作的不同。

《东丹王出行图》局部 李赞华

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与提香的《花神》

我在这个比较中，一定要加上两个“传统”，否则，这种说法是不严谨、不对的。只有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西方的传统绘画比较的时候，他们的差异才是这样的。如果中国的传统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比较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西方的现代绘画和西方的传统绘画有一个根本性的大的变化（在我看来，主要是西方传统绘画“具细表象”的运作转变成西方现代绘画“概略表象”的运作），最典型就是马蒂斯、毕加索。他们画出来的东西绝对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脑子里概括变形抽取建构出来的图式或借鉴了别的图像（例如非洲雕刻和日本浮世绘）而形成在脑子中的图式。当然，他们的图式与中国的程式也不一样——中国的程式是很多代人积累形成的，而毕加索他们的则是自己个人艺术历程中形成了的。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左）与潘公凯临摹其局部

其实，实证心理学的科学成果已经回答了我们争论不清的写生与临摹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已经验证了临摹和学习在绘画过程中的重要性，更证明了创造不能凭空产生，是要以前人的图式为起点的，了解和学习前人的图式是创造的起点，否则任何所谓的创造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实证心理学证明，一旦没有前人的图式记忆，你的绘画心理活动就难以进行。所以，先要学习图式。当然学习图式的方法可以不一样，中国是靠临摹，西方是靠看前人的画册，或者是到博物馆看作品。看作品和到博物馆临摹作品是学油画的重要课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八十年代很多留学生到欧美的博物馆临摹，都有这个过程。【未完待续】

以上内容选自《潘公凯：笔墨与人格精神》一书，方振宁主编，中国艺术家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