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激烈碰撞的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如何确立文化主体性、如何实现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关乎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题。彭常安2025年创作的油画《天工开物》，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深刻回应。作品以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科技典籍为精神内核，通过抽象表现主义的视觉语言，构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展现出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创新突破。

明代科技典籍《天工开物》，其核心价值远不止于记录“乃粒”“粹精”等具体技艺，更在于其背后深邃的生态哲学观——“天工”（自然之力）与“开物”（人工巧技）的辩证统一。将这一文本思想成功转化为当代视觉语言，是对艺术家洞察力与创造力的双重考验。彭常安的作品，首先便体现在对这种传统经典卓越的当代阐释与视觉转译能力上。

艺术家并未陷入对文本的简单图解，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典籍的哲学内核，并将其构建为一套意蕴丰富的视觉符号系统。画面底部蓬勃生长的树木，象征着“天工”作为万物之本的原生性力量；中部灵动的小鸟，代表着穿梭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灵性；右上方赫然浮现的三星堆面具，承载着远古的历史智慧与神秘启示；而左侧悬停的直升机，则成为现代“开物”极致成就的典型符号。

这种精妙的意象安排绝非随意拼凑，其深层结构实则勾勒出一个“自然根基-生命灵性-历史智慧-技术创造”的文明演进序列。这不仅是形式构图，更是一种视觉哲学的呈现，完美诠释了《天工开物》“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亦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必须尊重自然律法的根本道理。

由此，彭常安完成了一次从古代文本到当代画布的创造性飞跃。他并未挪用典籍的表面形式，而是转译了其精神基因，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活化提供了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范本。

在视觉语言层面，彭常安实现了中国美学精神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有机融合。画面以亮黄色铺设基底，这首先根植于中华文明对大地、丰收与中央之土的深厚崇敬；同时，其强烈奔放的视觉表现力，亦可在艺术语言的层面上，与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梵高（Vincent van Gogh）等西方表现主义大师的色彩张力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红色呈现出朱砂沉淀的东方温润，摒弃了西方表现主义的暴力宣泄；黑色笔触如书法般勾勒结构，沉厚如土地脊梁；白色点缀则延续了中国画"计白当黑"的智慧。此外，画面中交织的蓝、绿等色亦各司其职，共同丰富着这一场跨文化视觉交响的层次与旋律。

彭常安的这种融合，并非止步于视觉形式的嫁接，而是一场深入文化骨髓的转译。这种立足于文化本位的创造性转化，使得作品必然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脉络构成一种批判性对话关系。将其置于20世纪抽象艺术的谱系中观察，更能凸显其独特的思想站位与文化姿态。

于是我们看到：相较于赵无极在抽象中走向形而上的宇宙玄思，彭常安的笔触则更多地探向现实土壤，葆有着对社会进程的深切介入；相较于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作品中承载的、无法剥离的欧洲战争记忆与历史沉重感，彭常安的画布反而流露出一种审慎的技术乐观主义，聚焦于文明传承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同样，与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笔下令肉身焦灼、个体生命情绪肆意奔流的‘焦虑的抽象’相比，彭常安的思考则展现出一种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关照。

这些差异并非高下之分，而是清晰地标示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文化自觉：即不再将西方现代主义视为必须遵循的蓝图，而是转而向内汲取本土丰厚的文化资源，以此构建真正属于自身的、能够回应时代之问的表达体系。

彭常安在《天工开物》中的符号系统构建，展现出超越形式层面的深刻文化思辨。作品中的四大核心意象绝非孤立存在，而是经过精心择取与排布，共同编织成一幅蕴含文明对话关系的视觉网络。

三星堆面具的运用堪称符号选择的典范。艺术家巧妙地避开了那些已被过度消费的传统文化符号，转而挖掘这一更具源头性与神秘感的远古文明代表。不仅展现了高度独特且令人惊叹的古代造物技艺，更象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未解之谜，其指向的历史断层与文明可能性，与抽象艺术本身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天然契合，为观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直升机的意象则被赋予了双重解读维度。它既是当代中国科技实力与现代化进程的直观见证，也是人类超越地表、探索未知的永恒精神的现代表征。然而，彭常安并未遵循西方现代主义中常见的技术崇拜与征服叙事，而是通过其悬停的姿态、与自然元素的交融，赋予这一工业造物以一种罕见的诗意与轻盈。它被刻意地‘去图腾化’，从其常见的象征符号（如武力、征服）中解放出来，转而演绎一种‘顺应’与‘共生’的技术哲学，即人类‘开物’的成就必须建立在对‘天工’（自然法则）的深刻敬畏之上。

画面下方，小鸟与树木共同构筑了整个作品的生态基座。树木以坚韧而蓬勃的形态扎根于底部，象征着原始而强大的自然生命力（“天工”）；灵动的飞鸟穿梭其间，则延续了中国花鸟画传统对物性灵观的深刻把握，并升华为庄子“逍遥游”哲学中自由精神的视觉体现。二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鲜活的生态系统。它们以其稳固而灵动的存在，静默却有力地托举着上方的直升机（现代“开物”的象征）与三星堆面具（历史智慧）。这种视觉结构极具象征意味：它喻示着一切文明创造与历史传承，无论其伟力如何，都必须根植并依赖于自然生态这个最基本的母体，技术发展必须恪守对自然律法的敬畏而非僭越。

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重塑人类的2025年，《天工开物》展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作品通过对“天工”与“开物”关系的视觉阐释，发出了重要的文化警示：技术的飞跃不能以割裂传统、破坏生态为代价。底部蓬勃的树木静默托举着象征现代技术的直升机，这一构图本身就是对技术至上主义的深刻反思。

这种思考具有全球性意义。与西方现代性叙事中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不同，彭常安通过视觉语言重申了中国传统智慧：技术不应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应是顺应自然规律的创造。这种生态技术观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彭常安的《天工开物》绝非一件孤立的作品，其深刻意义在于它成为了一个鲜明的文化信号，清晰地昭示着一种新型文化自信的成熟。这种自信彻底超越了简单的文化对抗或防御心态，展现出一种从容、开放的主体性姿态：它意味着不再通过拒斥外来影响来确证自身，而是以强大的文化消化与转化能力，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现代艺术的精髓——吸纳为自身成长的养分；它并非对现代性本身的拒绝，而是以坚定的文化主体意识，挑战西方单一的、具有垄断性的现代性叙事，积极探索根植于自身文化土壤的多元现代性可能。

这件作品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关键转折点的到来。它有力地证明，中国艺术家已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学徒心态与模仿阶段，开始构建一种兼具国际语言高度与深厚文化根性的独特美学体系。彭常安的贡献正在于此：他成功地将《天工开物》的古老哲学智慧转化为一套极具当代感的视觉语法，不是在形式上简单地拼贴中国符号，而是在哲学层面实现了深度的“文化转译”。这种转变的价值远超艺术本体的创新，它为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范本——即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沉睡的文化资源重获当代生命力，并使之成为参与全球对话的资本。

最终，彭常安通过画布所宣告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明观。他以其成功的艺术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艺术家完全有能力不再仅仅是全球艺术舞台的参与者和追随者，而是可以成为新的价值创造者和文明对话的贡献者。通过激活像《天工开物》这样的传统智慧来回应当今世界的普遍性困境（如技术与自然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他所探索的这条道路，为构建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来自东方的视觉方案与思想资源。这不仅是艺术的成功，更是一种文化战略的成功，它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精英读者展示了一条可供认同和追随的、充满希望的文化路径。

彭常安的《天工开物》静静地悬置于观者面前，却悄然打开了一个多重时空交叠的场域。它不提供宣言，也不作出判决，而是尝试构筑一套可供持续解读的视觉语法，邀请观者进入一场关于文明走向的思辨之中。

画面中，三星堆与直升机的相遇、自然物与技术物的共存，并非为了给出某种确定的文明方案，而是温和地松动着我们固有的认知框架——传统与现代是否必须断裂？生态与技术是否注定对立？艺术家以视觉的方式，将“天工开物”这一古老智慧重新引入当代语境，并非复古老调，而是试图为其注入新的问题意识与回应能力。

在这一意义上，《天工开物》更像是一则“开放的提案”。它示范了一种可能：如何使地方性的文化资源获得普遍性的表达，如何让一种哲学观念凝练为可感的世界语言。它不强调“中国答案”，而展现出“中国方法”——一种基于自身文化脉络、却又面向全球关切发言的叙事能力。

也许，这幅画作最终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认真参与了提问。它提示我们：文明的进程，或许未必是一场截然对立的更替，而可以是一次次倾听、调适、共生的漫长实践。正如画面中那些交织碰撞的色彩终将达成某种平衡，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也将在无数这样的对话中，悄然浮现。

                                                                   张金  2025年 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