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明

那时的学堂，由赵庄的旧寺改建而成。青砖墙基上，斑驳的彩绘依稀可辨；黄土墙面被岁月打磨得透出乌亮的光。窗户上没几片完整的玻璃，大多钉着透明塑料布，少数糊着厚厚的旧报纸。风一来，便哗啦啦作响，像一群急着开口说话的麻雀。

教室里最惹眼的，是那一排排泥台子——黄泥掺着麦秸，夯得结结实实，那就是我们的书桌。年深日久，台面被一代代孩子的衣袖磨得油光微亮，深深浅浅的刻痕里，留着模糊的人名，还有谁也读不懂的图案。从窗棂透进的光照在上面，泛出老陶罐般温润的包浆。

我棉袄的袖肘、棉裤的膝盖，早已磨破露出了棉花。母亲补了又补，总叮嘱我小心些。那硬邦邦的补丁蹭在泥台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春蚕啃食桑叶，成了我写字时最忠实的伴奏。

这泥台子，是我的疆土，神圣不可侵犯。不知哪天，我和邻座认真商量后，用小刀在台面正中深深刻下一道“国界线”。那歪歪扭扭的沟，便成了楚河汉界——谁的胳膊肘越了界，就得被对方狠狠撞一下。那时候，男生和女生之间隔着一座看不见的山。我的同桌是扎着两个辫子的小女孩，我们一年到头也说不上几句话。可有一回，她的铅笔滚过了界，我悄悄替她拾起，她抿嘴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那一刻，那道界线，仿佛也不再那么坚不可摧。

桌子是公家的，凳子却要自己从家中带。我那条槐木小板凳，天天被我抱着，走过一里多长的乡间土路去上学。天晴时，我们爱走河道。河水清凌凌的，能看见底下柔软的沙，还有三五成群的小鱼和蝌蚪，影子似的游来游去。我们蹲在岸边长满青草的坡上，屏息凝神地看。那鱼极小，身子几乎是透明的，只有在水里打个转，鳞片闪出点点金星，才看得真切；蝌蚪像些黒黑的逗号，在水中悬停，又倏地散开。看得入神，便忘了学堂的钟声。直到有伙伴大喊“迟到了”，我们才猛然惊醒，奔向那座青瓦屋子。

若是前一夜下了雨，土路便成了泥潭。好在这沙土地不粘鞋，反被雨水压得平整整整。这时，我们更爱走河道了。河水涨了些，浑了些，看不见那些精灵似的小鱼和蝌蚪了，却传来青蛙清脆的“呱呱”声，时远时近，蜻蜓一会浮水，一会挑逗式的在我们头上盘旋。偶尔还能捡到被雨水冲出来的漂亮砂礓，在裤子上擦擦，塞进口袋，像是收藏了整个雨季的礼物。

如今，我面前是宽大光亮的画案，铺着上好的宣纸。可每当我落下胳膊肘，却总恍惚觉得，底下仍是那方被磨得温润的泥台子。我仿佛又看见了那道刻痕，看见了线那端，同桌姑娘沉默的、洗得发白的花格衣角。我甚至能闻到那股熟悉的气息——混合着泥土、旧书与阳光的味道。

许多年过去了，我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光洁明亮的课桌，可记忆深处，那泥土的、粗糙的触感，却比任何触感都更真实。它沉默地托举过我们最初对知识的渴望，也承载了一段清贫却坚韧的岁月。那段在泥台子上划出的小小疆域，竟成了我后来走南闯北时，心里最安稳的一张画案。

那些从家里抱到学堂的，哪里只是一条槐木板凳呢？那分明是一段沉甸甸的、闪着微光的童年。那不是田园牧歌，那是一代人的根，带着泥土的腥气，和一种不容忘却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