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文

夫大写意者，中国画坛千余年文脉之精髓，以“遗貌取神”为旨归，以笔墨为载体，寄寓创作者之精神气度与文化立场，乃中国艺术精神之核心表征也。当代画坛，大写意创作面临“守正易僵化，创新易失魂”之困境：或囿于古法而乏时代气象，或逐于形式而失笔墨本真。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李俊先生，深耕大写意数十年，以篆隶为骨、以金石为气、以生活为源，其创作不仅延续了明清以降大写意的精神脉络，更在学术层面实现了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当代大写意的突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学术范本，余窃以为，李俊之大写意实践，其学术深度与艺术成就值得学界细究深析。

一、笔墨筑基：篆隶金石气的当代转译

笔墨者，大写意之灵魂，而“以书入画”乃大写意笔墨之核心准则，此为历代画论所共识，亦为余数十年艺术实践与研究之所持。李俊深谙此道，其大写意最鲜明之学术特质，在于将篆隶书法的笔墨精神与金石气脉，深度融入绘画创作，实现了笔墨语言的本源回归与当代重构。

李俊生于艺术世家，幼承家学，浸淫《芥子园画谱》之余，深耕篆隶书法不辍，于《散氏盘》《石门铭》《石鼓文》等经典碑刻用功尤勤，深得其圆劲沉厚、方折雄健之精髓。后师从陈大羽、徐培晨等名家，上溯吴昌硕“以金石入画”之法门，下承齐白石“似与不似”之哲思，将书法用笔的起承转合、提按顿挫，化为绘画线条的生命韵律。观其紫藤题材代表作《紫气东来》，藤条勾勒全以篆隶笔法为之：起笔如金石坠地，沉厚稳健；行笔如枯藤绕树，遒劲有力；收笔如断崖坠石，斩截利落。线条非软媚之态，而具“力透纸背”“屋漏痕”“锥画沙”之质感，恰是对谢赫“六法”中“骨法用笔”的当代诠释。

更具学术价值者，李俊并非简单复刻篆隶笔法，而是实现了金石气的创造性转译。传统金石气多偏于雄浑刚健，李俊则于其中融入泰州水乡的灵秀之气，使线条兼具“雄”与“雅”、“刚”与“润”的辩证统一。其笔墨浓淡干湿、枯润燥湿的变化，既合于篆隶书法的笔墨逻辑，又暗合自然物象的生长节律——紫藤花穗以没骨法晕染，墨色层次丰富，“墨分五色”尽显；藤蔓交错处，枯笔与润笔相间，既具金石的苍劲，又有水墨的氤氲。这种“以书立骨，以墨传神”的笔墨实践，打破了当代大写意“重形轻笔”“重墨轻书”的流弊，在学术层面印证了“笔墨当随时代”的真理，为大写意笔墨语言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二、题材深耕：紫藤系列的符号建构与精神升华

大写意创作，题材选择非偶然，而需与创作者之精神气质、笔墨语言高度契合，方能“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李俊独辟蹊径，以紫藤为核心题材，构建系列化创作体系，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题材的专一性，更在于通过同一题材的反复打磨、深度诠释，实现了符号建构与精神升华的双重突破，此乃当代大写意创作中稀缺的学术自觉。

紫藤入画，自明清以降不乏名家，徐渭之放逸、任伯年之灵动、吴昌硕之雄浑，皆为典范。李俊取法乎上，却非简单模仿，而是在对紫藤的观察与表现中，注入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文化思考，使紫藤成为承载其艺术理想与精神追求的专属符号。李俊笔下之紫藤，非单纯的自然物象，而是精神的象征：缠绕的藤蔓隐喻生命的坚韧与文脉的绵延，盛放的花穗象征生机的盎然与时代的繁盛，笔墨的空灵则寄寓着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思辨。

从学术层面观之，其系列化创作具有三重价值：其一，实现了“一题千面”的形式探索。李俊笔下的紫藤，或取全景式构图，藤萝满纸，气势磅礴；或取局部特写，一花一叶，意趣盎然；或施以浓墨重彩，雄浑厚重；或施以淡墨轻彩，清雅空灵。同一题材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丰富的形式变化，展现了大写意“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艺术张力。其二，达成了笔墨语言的极致锤炼。通过对紫藤的反复表现，李俊的笔墨愈发精炼、纯粹，线条的控制力、墨色的表现力、笔法的丰富性，皆达到炉火纯青之境，实现了“笔简意丰”的大写意最高追求。其三，完成了精神内涵的层层升华。从早期对紫藤形态的描摹，到中期对笔墨情趣的追求，再到后期对生命精神与文化意蕴的寄托，李俊的紫藤系列不断突破“物”的局限，走向“神”的境界，使大写意从“状物”升华为“表意”“言志”的精神载体。这种题材深耕的学术路径，对当代大写意创作中“题材泛化”“浅尝辄止”的现象，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

三、精神传承：明清大写意文脉的当代延续

大写意之价值，不仅在于笔墨与形式，更在于其承载的文化精神与艺术品格。自徐渭以降，明清大写意形成了“重个性、重精神、重写意”的文脉传统，强调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表达，反对程式化、概念化的创作。李俊的大写意实践，在学术层面最核心的贡献，便是对这一文脉的忠实传承与当代延续。

李俊的创作，深得徐渭“放逸”之精神。徐渭以“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孤高情怀，将个人的愤懑与理想寄寓于笔墨之间，其作品狂放不羁、气势磅礴，打破了传统绘画的程式束缚。李俊延续了这种精神内核，其笔下紫藤不循常规，藤条交错纵横，笔墨纵情挥洒，看似无法无章，实则暗藏章法，于豪放中见精微，于自由中守法度。这种“放而不纵”“乱而有序”的创作状态，正是对徐渭“狂逸”精神的当代诠释，彰显了大写意“追求个性解放、强调精神自由”的核心价值。

同时，李俊吸纳了吴昌硕“金石入画”的学术理念与陈大羽“雄浑豪放”的笔墨品格，实现了文脉的多元融合。吴昌硕以金石碑刻的雄浑之气改造传统笔墨，使大写意更具力量感与厚重感；陈大羽则将书法的刚健与绘画的灵动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雄浑画风。李俊将二者精髓熔于一炉，其笔墨既有吴昌硕的沉厚，又有陈大羽的雄健；其气韵既有传统的典雅，又有时代的昂扬。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文脉基础上的创造性吸收，体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学术智慧。

更值得称道者，李俊并未止步于对传统文脉的传承，而是以当代人的视角与体验，为其注入时代精神。传统大写意多寄寓文人避世、孤高自赏的情怀，而李俊的作品则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对时代的赞颂。其笔下的紫藤，无颓唐之态，皆具昂扬之气，笔墨间流淌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张力，恰是当代社会精神气象的艺术写照。这种“传统精神+时代气象”的创作理念，使大写意摆脱了“复古”“怀旧”的标签，获得了当代阐释的可能，彰显了传统艺术的永恒生命力。

四、时代突围：当代大写意的学术范式与价值启示

当代大写意创作，面临三大学术困境：一是笔墨精神的弱化，部分创作者忽视书法根基，线条软媚无力，笔墨缺乏内涵；二是精神内涵的空泛，脱离生活、脱离时代，作品沦为形式的堆砌；三是创新路径的迷茫，或盲目仿古，或生硬嫁接西方艺术，失却大写意的本真。李俊的大写意实践，以其清晰的学术路径、深厚的笔墨功底、鲜明的精神品格，为破解这些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范式。

从学术路径而言，李俊坚持“以书入画”的根本，筑牢笔墨根基，证明了传统笔墨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实践表明，大写意的创新绝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基础上的拓展与延伸。唯有守住笔墨这一核心，方能守住大写意的文化根脉，创新才有底气、有方向。

从精神内涵而言，李俊坚持“艺术为人生”的立场，以生活为创作源泉，以时代为精神坐标，使大写意作品具有了深刻的现实关怀与精神价值。其作品既非脱离现实的“案头清供”，亦非无病呻吟的“笔墨游戏”，而是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同频共振，彰显了艺术“经世致用”的当代意义。

从创新维度而言，李俊坚持“辩证创新”的智慧，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盲目西化，而是在传统文脉与时代精神之间寻找平衡点。其对篆隶笔墨的当代转译、对紫藤题材的系列化探索、对金石气与水乡灵秀的融合，皆为大写意的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创新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文化基因的自然生长；不是形式的猎奇，而是精神内涵的时代表达。

李俊的大写意创作，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鲜明的艺术个性、深刻的时代价值，成为当代大写意画坛的重要标杆。其实践充分证明：大写意作为中国艺术的核心样式，其生命力不在于固守传统，而在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当代转译；不在于形式的标新立异，而在于精神内涵的时代共鸣。以李俊目前之笔墨造诣与学术视野，其未来创作必将在大写意的深耕中更上层楼，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贡献更多学术智慧与艺术力量。余深信，李俊的大写意实践，不仅是个人艺术理想的践行，更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其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必将在中国画坛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