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的首都机场壁画工程已经载入中国现代壁画历史的史册，确定为中国壁画艺术新兴时代的里程碑。

我有幸目睹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结识了很多老师、艺术家和朋友，而且参与了其中一个项目，亲身尝试了艺术工程的实践。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旬，我参加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考试后，特艺系的何燕明先生推荐我去首都机场，到袁运甫先生处报到。当时在新建的首都机场宾馆，见到了张仃先生，袁运甫先生。

起初安排我与机场宣传处的一位同志搞摄影，记录艺术工程的图片资料。每天我拿着单反相机走访新建候机楼的各个角落，采访正在准备作画的各位先生和老师，其中有在中餐厅画《哪吒闹海》的张仃先生、画《巴山蜀水》的袁运甫先生。李化吉、权正环二位先生画的是《白蛇传》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贵宾厅有画《民间舞蹈》的张国藩先生、画《黄河》的何山先生和画水墨人物的范曾先生。祝大年先生的《森林之歌》和吴冠中先生的《长城》作品安置在大众餐厅、他们工作现场不在新机场大楼，我没有机会拍到绘画制作的过程。我也未能到张仲康先生《黛色参天》作画的现场拍摄。但是各位先生参加张仃先生召集的会议时，他们的形象留在了我的底片中。

在西餐厅我拍摄记录了袁运生先生画《生命的赞歌》第一笔。使我震惊的是，袁运生先生直接在墙面的画布上“信手拈来 ”的动作。那种“胸有成竹 ”的“一气呵成 ”，使我相信这不再是形容词汇，世界上确有其事，亲眼所见。

张仃先生的侃侃而谈，袁运甫先生的细致分析，权正环先生的和颜细语，张国藩先生的一本正经.......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极其生动的传授知识的课程，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新机场的壁画中有几组是大型艺术工程，张仃先生为确保艺术水准，特别组织了专门的团队。

每天和一大群人走在首都新建的候机楼建筑工地上，我结识了很多新的面孔。尤其是从祖国各地调来的专家老师，还有特艺系七七班学生们，他们当时的表情，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在张仃先生的《哪吒闹海》组里的申玉成老先生，据说在雍和宫画过壁画，沥粉贴金有很多经验。专门从济南来的楚启恩，张一民，有与我同期参加考试的李兴邦、王晓强，是来自青岛的。还有七七班的张浩达、徐萍。我特别羡慕他们，能在张仃先生身旁工作，那是什么感觉呀！

在袁运甫先生的《巴山蜀水》组里，高我一届研究生师兄杜大凯、刘永明率领着七七班周宏智、唐薇、池小青几个同学起大稿，是袁先生的得力助手。而且第一次使用叫做“丙烯 ”的颜色材料，是专人坐飞机到上海购买的，还是舶来品。

在描绘云南傣族泼水节壁画的《生命的赞歌》组里，袁运生和费正老师带领七七班的耿旭、曾小俊，韩美伦同学在架子上爬上爬下的，也是令我心痒。第一次能够画这么大的画，多么兴奋呀！

终于我也可以参加壁画工程实践了。

不久我被安排到西餐厅西墙的壁画《科学的春天》组。它是与袁运生、费正老师的泼水节壁画的正对面。组长是严尚德老师，从西安美院来的，五十年代在波兰留学，学习玻璃马赛克。同组的岳景融老师来自民族出版社，中央工艺美院六十年代毕业；张一方老师来自山西大学。可能因为有设计研究院工作的经历，我被分配在这个组里。艺术顾问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郑可先生。

听严尚德老师介绍，我们组这张壁画的作者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艺术家，她的壁画设计风格受到张仃院长的肯定和赞许，壁画设计者叫肖惠祥，湖南人，也是从山西回来的。 令我肃然起敬。后来在张仃先生那里见到《科学的春天》的设计手稿，似乎是在很薄的纸上画的，记不得是高丽纸还是硫酸纸了。总之画稿不大，大概有四十公分长，构图和形象很简练，人物形象充满了装饰和夸张味道。当时在中国艺术家的圈里还是相当大胆的，带有突破性，很是前卫。能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在这么重要的国际航空交通节点上，选择和肯定一个勇敢的艺术设计，可见张仃先生不凡的艺术眼光。

严尚德老师带领我们三个人准备放大壁画稿。我们几个扛着几刀高丽纸，在机场建筑工地找到了一块与西餐厅墙面积相同的空面墙体，搭好脚手架。然后再将一张张的高丽纸粘起来，形成整张，二三十米长，近三米高，挂在墙上。等候壁画的设计者肖惠祥女士。

第二天，郑可先生和肖惠祥老师来了。他们和严尚德老师商议了一番。介绍说整个壁画将来要制作成陶板浅浮雕，上面要施高温釉，还要到河北彭城制作。目前的任务就是按照墙面的面积，根据设计小稿进行放大。郑可先生走了，我们五个人开始工作。由严老师分组，我们上架子开始打格。

我算是第一次见到作者。当严尚德老师介绍我的时候，肖老师只是看了我一眼，也就再没有理会了。我顿时感觉到她起码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团队工作就出现了问题，以后的几天气氛就很紧张了。

有一天到现场，肖惠祥老师不让严尚德、岳景融老师上手，也不许张一方老师画，只能在一旁观看。肖惠祥老师让我做她的助手，画那些人物形象。我很吃惊，见到老师们的紧张情绪，直格劲地向严老师使眼色，怎么办？严老师对我说，小任，你就帮她画吧，我们就指着你了。我上架子开始尝试着独自画，起初心里还有点打颤，结果肖老师很满意，之后就大胆放手画起来。整个工作时间，虽然几个老师未能上手，但都没离开现场，一直在下面看着肖惠祥和我在架子上画。有时乘肖老师不在的时候，严老师、岳老师还给我纠正一些偏差和提示一些经验，甚至上手画几笔。肖惠祥回来，这些老师依然袖手旁观。肖惠祥也没发现放大稿有什么变化。

虽然严尚德老师从五十年代以来，久经政治运动的洗礼，纸里包不住火脾气依然没有改变。很快就告诉我发生事情的原委。问题的实质是艺术家与艺术工程的关系。

肖惠祥老师是绘画艺术家，没有搞过艺术工程，没有艺术制作的经验，不理解壁画工程工艺的局限性，所以很多艺术追求出于想象，过于主观，脱离艺术工程规律。郑可先生、严尚德老师在国外受过艺术工程方面的教育，知识面很广，很有艺术制作的经验。

我是从设计院出来的，又有十几年的产业工作实践经验，听到这个事情后，认为郑可和严尚德这边的看法是对的。岳景融老师和张一方老师也都是这个看法。肖惠祥老师意见很孤立。

放大稿面临的问题是，按墙面积如实放大还是按墙面积加陶板收缩比放大？这是决定我们按照什么程序进行放大的工作问题。肖惠祥是前者，郑可和严尚德是后者。我们现在放大稿是为了日后在彭城陶瓷厂进行加工使用的，在陶板制作和烧制过程中有两次收缩，有变形的系数，如果按肖老师指挥的方法放稿，按二十六米长的画稿加工，烧制出来能少两米多，将来无法上满墙。只有加上加工工程中的收缩系数，扩大现在的面积，才能达到肖惠祥老师画稿预期的效果。

在郑可先生建议下，放大稿转为由严尚德老师负责，这样肖惠祥老师就不参加具体的放大稿的工作。严尚德老师安排我计算核实为达到后期艺术效果的放大稿尺寸，这工作对我来讲太容易了，画面的长宽加上大致的收缩比就可以了。后来放大稿的纸面上又被粘贴上好几米的高丽纸。

在严尚德老师的组织下，我们工作进展也很快，很顺利的完成了加工稿的放大工作。张仃先生、郑可先生和肖惠祥老师都来看过，感到满意。

但接下来又爆发了陶板如何排列的问题纠纷。

肖惠祥老师希望陶板纵横排列，不许有安装缝隙影响到画面效果。郑可先生和严尚德老师的意见是，设计者的主观愿望是达不到的，目前国内墙面陶瓷板安装达不到无缝安装的水平，而且根据安装技术要求总要留有一定的安装公差尺寸，灰缝总是有的，为了解决安装灰缝与画面效果的最小得失起见，提出陶板菱形排列的意见。我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认为两位先生的意见很有道理，是对的。想试图说服固执己见的艺术设计家，确实太困难。我感到艺术家的那种天真，那种想象力中，掺杂着某种无邪和无知，真是可爱可叹。没有办法，肖惠祥老师与严尚德老师因意见分歧，争执起来，导致肖惠祥老师扬言要撕画稿。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工作就是与肖老师捉迷藏。严老师、岳老师、张老师和我每天都比肖老师早到机场候机楼现场，他们见到肖惠祥来了，就喊我将画稿卷起来扛走。我是组里最年轻的，手脚也麻利，她从东来，我扛着画稿上西楼，她从西来，我扛着画稿下东楼，就在候机楼里转猫猫。那三位老师怎么对付肖惠祥，我就不知道了，总之等肖老师去宾馆了，他们通知我才能回来。我经历了几天很有戏剧性的生活。

最后据说上了院里的会议，张仃院长采纳郑可先生和严尚德的建议，认可了菱形安装的方式。陶板壁画的艺术顾问由郑可先生负责。艺术监制小组由严尚德老师负责，成员有岳景融、张一方和我。肖惠祥老师不参加陶板壁画的制作工作。

在奔赴外地之前，《科学的春天》壁画工程的人员组织工作和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工程中大的原则也明确了。

根据对国内各个陶瓷地区的比较分析，郑可先生认为，河北彭城的高温花釉工艺比较成熟，经过先前的考察，制作条件比较好，而且还有几个得心应手的学生，得到张仃院长的同意，确定在彭城进行大型壁画《科学的春天》的制作。河北彭城，是古代磁州窑所在地。七十年代以后，恢复了陶瓷业的发展规模，邯郸陶瓷公司以及下属若干企业就分布在这里。

我们在严尚德老师的带领下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河北邯郸，又从邯郸换短途慢车到彭城，住进陶瓷公司招待所。壁画制作的任务安排在不远的陶瓷七厂，也就是邯郸美术陶瓷厂。随后郑可先生、张国藩先生和肖惠祥老师也来到彭城视察。民航及军管会的领导也来到邯郸彭城。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张国藩的《民间舞蹈》两幅陶板壁画都将在美术陶瓷厂制作。

十月国庆节前，新建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将要亮相在结束动乱三周年之际，标志中国对外开放之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历史任务。邯郸陶瓷公司的领导非常重视，上上下下、一切工作为这项光荣的艺术工程开道。在美陶厂对面腾出一个大院子，几间大房子专门为我们开展工作准备。要人调人，为了组建制作队伍，从不同的工厂调来原北京工艺美校的学生。

除了严尚德、岳景融、张一方和我以外，制作队伍又增加几个人。一看，我都认识，韩全有、杜宏宇、崔宝林，张宝成都是参加郑可先生研究生考试的同窗，他们在陶瓷行业工作了十几年了，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在郑可先生下厂办学的时候，跟郑可先生学习了多年。按学习先后来算，我算是他们的小师弟，按年龄来讲在这个组里我也是最小的，当年二十九岁。

工作开始后，进展不大，主要问题是陶板加工成型和陶板生产规模的问题。郑可先生非常头痛，他希望陶瓷公司能够进口国外干粉陶板压力机，但时间上、财力上和现实条件都来不及。他感叹当时全中国陶瓷板材加工制作能力的落后，那十年中基本没有发展，连二十公分见方的陶板压制设备都没有。严尚德老师到处走访，上至陶瓷公司、研究所、下至厂里请教老师傅。工期紧，陶瓷公司和美陶厂连着开会，干着急也没有好办法。

当时陶板生产不像瓷板的生产，手加工是陶板加工成型唯一的方式，没有任何机械化的生产条件。

美陶厂有人提出手打版。严老师就安排我们几个年轻人进行试验。韩全有、杜宏宇、崔宝林，张宝成和我，就在七九年的入夏时节，天天打着赤膊，汗流浃背，抡圆了膀子打泥板子。岳景融、张一民也来帮忙，用我们的手打出上千块陶板，放在棚子里阴干。每天虽然很累，但看到棚子里平平整整阴干的陶板，心里总是充满了希望。一个月后，我们的希望全部破灭。

阴干的陶板，看起来很平整，其实内部的密度和内应力并不均匀，入窑烧制后，陶板平面和边缘产生了变形。平烧的几乎没有一块能够达到标准的。吊烧的，虽然有平整的，但成品率很低，无法满足刻画加工的需求和工期要求。此路不通，陶瓷公司和美陶厂决定取消了手打版的办法。

只有寄希望于注浆成型生产陶板的办法了，只能背水一战。注浆成型，是一种利用石膏的吸水性的特点，将陶瓷浆液注入石膏模具，形成陶瓷浆液局部干燥成型的方法。多用于异形陶瓷器皿和造型的成型。之前有人用这种注浆成型办法制作过少量陶板，没有形成大的生产规模。后来经过试验比较，修整了石膏模具后的注浆成型的陶板，相比手打板而言其密度比较均匀，应力变形较小，控制好烧制条件，比手打板的成品率高的多。问题是如何在有效时间内保证大面积的刻画加工需求？这就是美陶厂的石膏模具大量投入的问题了。必须短期内形成大批量的生产能力，保障基本材料的供给。严尚德老师与陶瓷公司、美陶厂协商，最终确定注浆成型的方案、模具材料和人员的落实。

严尚德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计算一下，根据新机场候机楼西餐厅的西墙面，其中有两个门，中间一个主门，左边一个辅门，按照菱形排列，需要多少块整的陶板，需要多少块三角陶板和异形陶板？以前是概算，现在要求精细的计算。

我一个人，避开了每日体力劳动，躲在陶瓷俱乐部的顶楼乒乓球案子上进行计算和绘制陶板安装示意图。首先根据我们实验陶板多次测量的结果，统计手打版和注浆板平均收缩比的平均系数，作为将来总结的理论依据。其中有注浆成型后阴干过程的收缩比和烧制过程的收缩比的两次平均数值，作为计算放大稿分格和石膏模具上的重要参数。其次根据我们要求的陶板最终尺寸，加上安装缝隙的公差尺寸，以墙面中心线为基准，从上到下、从中间向两边排列的安装方式，画成上墙的安装示意图。并计算出所需要陶板的数量，尤其是周边和门框区域的异形陶板的具体形状和数量。根据具体位置将每块陶板进行编号，安装时对号入位。当时在国内还没有加工陶瓷板材的切割机，分割陶瓷板只有用锤子和凿子这样的原始工具，很难保证边缘的规矩，这是不能用的。所以异形板的切割，必须在陶板进窑之前阴干干燥的时期进行加工，进窑烧制后一次成型。

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我还必须根据陶板安装分布图，以收缩比逆运算计算出放大稿中门框的位置和阴干干燥陶板的菱形布局，准确地在放大稿上画出分格线。严尚德老师、岳景融老师协助我在俱乐部顶楼大房间的地面上铺开的放大稿上完成的。整个过程中，两位老师在放大稿上反复推敲，确认我计算绘制的结果无误。我很高兴，感到真是天生多学必有用啊！

等到大批量的阴干的陶板运来以后，经过检验合格，我们八九个人就搬过来开始排板。严尚德老师指导崔宝林几个有经验的人先上手试验，刻划出一两个形象，然后定出刻划深度、斜度的标准：要求我们在刻划的过程中时刻注意深的、浅的地方如何积釉的效果，统一了认识。刻划工具都是自带的，或者现场制作的，怎么顺手怎么来，锯条、竹筷子、牛角片、腻子铲刀都用上了。我动手能力强，学的很快，不久后能和这些师兄们媲美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这些人根据放大稿夜以继日地刻划陶板的浅浮雕，部分完成后，由严老师、岳老师用细砂纸过一遍，确认没有汗滴油迹后，进行施釉。底层釉料为乌金和白釉，最后罩遍透明釉。使用气压泵喷的，喷釉过程比较慢，还是釉喷的比较均匀的。然后晾干，干透了才能入窑烧制。当出窑后，我们见到最终的成品，大家都兴奋极了，历经坎坷，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由于当时的工艺条件，难免出现变形的，龟裂的，还有滚釉的。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在新陶板上重新刻划，施釉和烧制。质量上，严老师把关是很严格的。

其中出现了一件与制作无关的小插曲。

我们将出窑烧好的陶板拼起来看效果，我看的比较仔细，也爱琢磨，发现一组图案里有计算机，还是大型磁带式的，很吸引人，上面还有爱恩斯坦相对论的公式（肖老师写成 E=M2C）。我没研究过爱恩斯坦的相对论，但是数学方程表达的公式应该与我学过的自由落体加速度的 e=mc2 公式类似。其中 M 代表物体的质量，C 代表速度，落体的加速度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它的速度平方。在爱恩斯坦的方程公式里，M 是物体的质量，C 是光速，也是速度呀。不可能是物体质量的平方乘以光速吧，质量是恒定数值，怎么可能有二次方？逻辑上说不通！肖惠祥老师的设计稿中的所谓爱恩斯坦公式有误！会不会搞错了？我产生了怀疑，立刻向严尚德老师反映。

当时通讯联系很困难，只有通过电话局才能打长途电话。严老师打长途到张仃先生家，通过张仃先生找肖惠祥老师问询。同时我还到当地的新华书店和陶瓷公司的图书室去找资料查证。一九七九年呀，诺大的一个彭城连一本像“语录本 ”大小的数学手册都没有。几天后，严尚德老师告诉我，北京肖惠祥老师回话了，说她的稿子是经过科学专家看过的，保证绝对没有问题。我说，咱们是要她拿来爱恩斯坦的公式依据，寄一张照片来或一本数学手册来，这不是拍胸脯保证的事情。绝不可能是物体质量的平方，没道理呀！我还是怀疑肖惠祥老师画的那个公式。

无巧不成书，一天，严尚德老师收到一封家信，我一看，上面有一张纪念爱恩斯坦一百周年的纪念邮票，在爱恩斯坦像下面一排小字，就是相对论方程公式 Ε = MC2 ，诶普赛龙 Ε等于质量M 乘以光速 C 的平方。肖惠祥老师稿子上的公式写错了！当天我们立即找来原稿，修改后，将那一部分重新刻，重新施釉入窑烧制，赶在包装前完成。

非常感谢那张小小的邮票，无心人用给有心人，要不然，上了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西餐厅墙面，往来的都是外宾，将来要闹出多大的笑话呀。

《科学的春天》的陶板壁画终于完成了，同期由严尚德、岳景融监制的张国藩先生的《民间舞蹈》也顺利完成了。运回北京，分别安装到机场候机楼的西餐厅和贵宾室。

九月底，我们这些人跟随张仃院长观看新落成的壁画的时候，张院长特地在《科学的春天》面前讲到，“看来菱形安装的灰缝没有破坏画面，反倒加强了整个画面的艺术效果，将十几组人物联系起来了。很成功！”他表扬了我们艺术监制组。郑可先生、袁运甫先生也很满意。面对安装在西餐厅墙面上的陶板壁画，肖惠祥老师也非常高兴，几个月中的战斗硝烟，早已云消雾散！她激动地向严尚德老师、岳景融老师、张一方老师握手。

她握着我的手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任，我请你吃烤鸭！”

三十八年过去了，一位诗人说，弹指一挥间。肖老师这句话却记得牢牢的，我经常在想象中品尝那只烤鸭的滋味。

严尚德老师生前一直希望我能将这张壁画的故事写出来，遗憾拖到了今天。此文献给故去的张仃先生、郑可先生、何燕明先生、严尚德先生和岳景融先生。

2017 年 5 月 29  日于终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