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的北京仍处在一种尚未成形的能量里。城市像一块被加热过度的金属，表面平静，而内部正以不可见的速度膨胀。那一年，我第一次看见潘石屹在建国路 88 号，为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群邀请十位艺术家自由落笔。他不是在装饰一个楼盘，而是在给城市埋下十枚不确定性的种子。

我始终相信：艺术的核心价值从不在“好看”，而在“扰动”。在那十件作品里，最锋利的刺激来自那位“爬楼的小偷”。一个攀附在建筑外立面上的黑影，动作逼真，甚至带着一种奇异的荒诞神性。他仿佛从现实的边界跳出来，把我们以为已经稳固的安全感轻轻掰开了一厘米。许多准业主因此退房、投诉。他们的情绪并非对艺术的厌恶，而是对“被迫意识到”的恐惧。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真正的城市从来不是由混凝土建成，而是由人们愿意如何面对自己的不安构成。

艺术揭开不安，城市便因此向前一步。有趣的是，潘石屹没有试图掩盖这道突兀撕开的裂口。他选择顺势而为，让争议成为项目的一次深呼吸。像是一种宣示：“既然这座城市注定要长大，那就让它从面对一位小偷开始吧。”这是一种带着东方幽默与都市智慧的公共行为，也是我一直所期许的：混沌并非秩序的对立面，而是秩序诞生的原矿。

那位“盗贼”的形象，从来不是对犯罪的模拟，而是一次关于城市成长的隐喻练习——城市的边界、人的欲望、空间的缝隙，都在那个攀爬的动作里被重新假设、重新命名。

在某种意义上，那不是一个小偷，而是一个为北京未来攀爬的人类原型。他让这座城市第一次看见自己脆弱的侧面，也看见自己未来的逼真与锋芒。

多年后再回看，我仍然认为那是中国公共艺术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一瞬间开始，我们意识到：艺术在城市中的角色不再是花瓶、符号或装饰，而是一种可以改变叙事实体的力量。它让建筑拥有语言，让街区产生性格，让城市从二维地图变成三维精神场域。

我常说：“雕塑一头牛，或一只鸟，也是在塑造宇宙的投影。”SOHO 现代城的这个“小偷”，正是那幕投影的一次试探性搅动与发力。它撬动的并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城市肌理中长期沉睡的自我觉知。

城市因此更真实，也更直面、更开放。而艺术，正是在那一道裂缝处照亮了它。

是为记。

1999.5.19.

重庆

事件梳理与回放：

城市背景：北京 CBD 的萌芽期（1990 年代中后期）

彼时北京东扩的想象力刚刚发芽，城市高度、商业欲望与国际都市的参照系同时加速膨胀。CBD 尚未真正成形，但未来的轮廓已经在空气中躁动。

SOHO 现代城的出现：先锋房地产的破土（1996）

潘石屹与张欣在建国门外建国路 88 号推出 SOHO 现代城，试图将国际化办公与时尚生活方式引入北京。在那个房地产仍以“堆积体量、强调功能”为主的年代，引入艺术装置本身即是激进的前卫。

十位艺术家 · 十件雕塑：把实验精神嵌入地产语法

潘石屹允许十位艺术家自由发挥，“艺术不是附庸”，而是直接参与场域构造。这在当时几乎是反常识的决定，等于是把实验艺术直接镶嵌到商业地产的骨架里。

最具争议的作品：“攀爬的小偷”与刺破安全感的艺术动作

那件呈现“攀爬高楼、仿佛准备入室”的雕塑，以荒诞现实主义直指城市的心理防线。大量业主因此恐慌、投诉乃至退房。这是公共艺术罕见地直接刺痛市民的生活神经。艺术真正进入了生活，因为它第一次制造了“不适”。

舆论风暴中的转折：争议成为放大器

面对巨大的社会反应，潘石屹选择拥抱冲突，而非消解冲突。他将这件作品转译为：— 自由精神— 前卫审美— 国际都市的象征— 城市新秩序的生成点。争议迅速放大了项目声量，反而成就了 SOHO 的品牌性格。

行业意义：公共艺术第一次真正进入中国城市叙事

这件作品的出现意味着：艺术不再是“装饰”，而是可制造城市话题的主动策略；艺术进入了公共讨论与消费决策；城市开始理解艺术的价值在于“提出问题”；商业地产第一次意识到：冲突也是生产力。SOHO 现代城由此成为城市精神的一次前卫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