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裴刚

　　任诒春的绘画，初看是静物的秩序，细察则是内在精神与肉身感知的多维连接。“我是谁的果实”任诒春于站台中国画廊的第二回个展中，呈现了她近年的创作，一种关于培育、迁徙与自我定义的微观生命政治，通过高度克制、静谧的视觉语言徐徐展开。她的工作若静流下的精神涌动，不断的在绘画本体与个体生命经验的交界处寻求独立的绘画语言和安驻心灵的皈依处。在静物画的传统题材中，发掘与个体生存经验相互关照的意义，延展出果实、静物、风景、人物等等形态的内在隐喻。

　　作为象征系统的果实、静物、风景

　　1994年生人的任诒春，生活经历也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不断地迁徙着，如“风滚草”般的生活经历。但她却在静物作品的秩序与克制中获得了安全感，也在不断提炼、归纳、改变中，对空间秩序重组、延伸的转换中获得精神自由的释放。

　　任诒春选择“果实”作为核心意象，绝非偶然。在她那里，果实脱离了其植物学或日常生活的指涉，演变为一个饱满的象征符号。 “一个人，尤其我作为一个女性，在家庭中所获得的培育与关爱……同时也包含着这种关系背后的束缚，被安排、被定义的状态。”这是一种充满悖论的“爱”的经济学，个体既是滋养的成果，也是循环中的资源。

　　这一内在悖论，因艺术家的“迁徙”经验而获得了空间化的形态。从西安到北京的地理位移，在她的画布上被转化为色彩冷暖与明暗素描关系的心理图像。

　　在“我是谁的果实”个展空间中，画面上首先被“看见”的果实在此绝非其自然属性的再现。果实被转化为高度凝练的象征符号。它指涉的是个体(尤其是女性个体)在家庭与社会关系中的生存状态：一种在“培育”与“消耗”之间永恒循环的悖论。果实被精心呵护得以饱满，其终极目的却是被摘下、被使用。这精确地隐喻了艺术家所体验的，在关爱与期待、塑造与定义之间生长的生命感受。

　　从西安到北京“迁徙”的生活经历，在画面上被转化为心理空间的转换。在《我们是谁的果实》、《果实之家》等等作品中，暗示着内在的迁徙——从被动的、接受“培育”的客体位置，向一个试图辨认不同境遇的自身轮廓，不断在寻找内在光源的主体位置上无声地位移、转换。

　　静物中的果实，在此刻不再是果实。从“果实”的实用与象征抽离出来，祛除了惯常的功能。“我是谁的果实”并非寻求答案，而是“被消费状态”的呈现。消费浪潮下的每个人，何尝不是被教育塑造 “凝视”下的果实?呈现出某种应有的形状与色泽?画中那些果实，边缘清晰又柔和，色彩鲜明却笼罩在一层理智的冷灰调中，它们是被塑造的结果。不同块面转换的边缘，主观自发的光亮，又暗示着内部未曾熄灭的、差异性的火焰。任诒春的克制与理性，“用细软笔可以没有笔触”的过程中逐渐虚化画面的四边，不着痕迹。这种技术上的绝对控制，与形象所承载的“被控制”的生命感受，构成了同构的悖论。绘画行为本身，成了对“规训”这一主题最精密的演练与最隐秘的思辨。

　　“内在性”视觉秩序的溢出光晕

　　任诒春的艺术语言，核心在于对秩序的控制与对“非常规”光线的引入，两者共同构成其绘画的张力结构。

　　任诒春静物中的水果、桌布、叶片、背景等等不断转换的边缘线间，空间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互为运动的共振状态。她的画布前，目光在果实、衬布与那片深邃的背景之间游移。她的手臂抬起，笔尖在调色板与画布之间的虚空中停顿。这不是开始的瞬间，也并非结束的时刻，而是一个被无限延长的“悬置”状态——形式、色彩与光线在此凝结，又即将在笔触的推进中重新流转。在她面前的这块平面上，《栖息于光》的前景的果实边缘正泛着一道不由分说的、暖黄色的光;中景饱满的果实、叶蔓与蓝灰、灰紫的色彩相互渗透;而后方，是一片并非虚空、却吸纳了一切细节的“神秘的暗色”。

　　“作为表象的世界”静物构成的世界中，有着本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两个半面——客体和主体。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永远是运动状态的因此从来没有被肯定下来，是不确定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象征主义的隐喻，将不可见的个体成长经验、心理迁徙轨迹和主客体辩证关系，转化为可见的形式、色彩与光线。让我们看到： “果实”与“光”，背后是一整套生存秩序。画面中那个确定的、发光的果实形象，恰恰诞生于混沌背景和观者视线之间永恒且“不确定性”的光晕中。

　　她说这“并不完全来自自然地光线投射”的光，是“呈现出来自物相内部的‘荧光’”，这抹“荧光”是主观感受之光。它仿佛是从被培育的果核深处，挣扎而出的自觉意识。

　　于是，她的画面生产出一种独特的光。这光并非古典绘画中那统摄全局、象征理性或神性的单一光源，也非印象派笔下破碎于瞬间的大气辉光。它是一种内敛的、自反性的荧光。在《栖息于光》、《五月的青果》整体倾向色温的差异，以及没有明确的来处的光，它不从外部射入，而是从物与物的边界，从凝视的压强最强处，悄然渗透出来。它取消了外部世界的戏剧性照明，将画面转化为向内关照的发光体。

　　同样，在《苏梅岛夜晚》的风景作品中或《绿幕上的黄与橙》的静物中的光，并不完全来自某一方向的自然光线投射，而呈现出来自物相内部的“荧光”，自然与画者的主观内在的世界之间形成通过“光”的对话。画面依然是技术理性控制下的克制与秩序。然而，对秩序真正的颠覆性正蕴藏在这极致的控制之中——那抹在边界上闪烁的 “荧光”。

　　来自主客观二元关照共振的“光晕”，构建出一个既封闭又开放、既坚实又悬浮的意象。背景的“暗”不是空洞的黑暗，而是充满物质感的、可以吸纳和孕育的混沌基底;前景与中景的形体，仿佛从这片基底中生长或浮现出来。这种空间消解了现实参照系，它不再是客观世界的窗口，而是内在心理状态的直接外化。它类似于一个梦境的舞台或一个思想的容器，其中所有的元素——果实、衬布、光、暗——都处于一种“互为主客体的关系”和“不确定的相互作用”中。

　　这种对“光”的处理，让画面的空间与观看的关系得以延展。空间被压缩，趋于平面，却又在抽象的明暗与色彩关系中形成多层的心理结构。当果实、衬布被赋予内在的光，它们便“看”了回来。观看者与画作对象的关系，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单向审视，而是一种“相互给予”。在此，凝视不再是征服，而是一种平等的对峙与共生。

　　任诒春的绘画实践告诉我们，主体性并非一个先验的存在，而是在一次次的凝视、一次次的技术操演、一次次的象征重构与意义释放中，像那抹来自果实内部的“荧光”一样，艰难而确凿地自我显影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栖息于光》是她为自己、也为所有在迁徙与规训中探寻“我是谁”的个体，所点亮的一盏内省之灯。

《最佳赏味期》 100x150cm 布面油画 2025

　　遭遇的不是形象，而是一种温度差

　　在任诒春的画布上，我们首先遭遇的不是形象，而是一种温度差。画室里自然的天光是冷的，照在苹果、柠檬或一挂香蕉上;而《爱丽丝》人体的肌肤，据艺术家说，散发着源自生命力的体温。这最初的温差，划开了一道缝隙：一边是物的世界，沉默、被动、等待被赋予意义;另一边是人的气息，涌动、观看、试图在万物中辨认自己。任诒春的工作，便是将自身置入这道缝隙，让绘画成为一场持续的、在冷与暖之间进行的测温实验。她画静物，但静物并不“静”;她描绘关系，但关系从未被固定。一切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充满张力的“二维半”悬停状态——既非纯粹的平面装饰，也非对三维空间的深度模仿，而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相互生成、相互凝视的临界状态。

　　“绘画日记”作为精神的必需

　　任诒春将自己的绘画行为定义为“写日记”，是“精神的必需”和完成作品后的全然释放与告别。任诒春通过描绘“果实”，完成了对自我成长经验的反思、梳理与象征性表达。这揭示了其创作最本质的动力：绘画是她进行主体性建构的日常实践与伦理方法。任诒春的绘画道路，清晰地记录了一个主体意识苏醒并试图发掘、探索、实践个人化语言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凝视”与“重构”。一方面，她凝视作为客体的果实，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迁徙、被培育的复杂感受)投射并铭刻其上，完成第一次意义的赋予(画什么);另一方面，这个被重构的、散发着“荧光”的果实象征，又反过来凝视和质询艺术家自身，促使“我更为主动自觉地加入到一种新的主体性建构中”;绘画行为，因而成为一个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操演场;她在接受并精通学院派造型规训与绘画语言的探索(怎么画)的同时，通过引入感性的色彩选择和颠覆性的内在之光，对此规训进行挪用与转化，从而在画布上为自己开辟出一个表达与存在的空间。

　　至此，我们触及了最核心的“为什么画”。绘画对任诒春而言，是“自省式的向内追问”，是“写日记”，最终是一种“完成后的全然释放”。

　　艺术家对画面“有顺序”、“有秩序”的极致追求，对笔触的消除，对边缘线的精密控制，不仅是获得“安全感”的基础，同时，象征了被“培育和塑造”的历程。

　　“签名”作为最后融入画面行为的落幕，意味着这次复杂的凝视循环和意义建构暂时闭合，一段时期的生命体验与情绪被对象化、被封存、被“释放”。因此，《栖息于光》的静谧，不是问题的解答，而是一次艰难的心理迁徙抵达某个相对平衡的栖居地后的暂时的宁静，是能量释放后留下的、发光的痕迹。

　　结语：任诒春的绘画实践，在当下中国当代艺术景观中，提供了一种内敛而坚韧的样本。她潜入静物画的内部，通过极其个人化又极具普遍意义的象征系统，以及冷静克制又暗含反叛的视觉语言，描绘了新一代都市青年(尤其女性)在成长迁徙中的精神轨迹。

　　她笔下那些散发着幽光的果实，最终超越了对静物的描绘，成为一代人精神状态的寓言。任诒春的绘画，让我们在看似平静的果实表面，瞥见了时代投射于个体生命之上的、复杂而深邃的暗影与光痕。任诒春的绘画，不仅是对“我是谁的果实”的追问，更是在以每一笔的推进，尝试作出一个关于“我如何成为我”的，闪烁着荧光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