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胡潘云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本次专访。您自幼便喜爱中国书法篆刻艺术，能否和我们聊聊，童年时期是怎样的契机，让您与这项传统艺术结下不解之缘？这份童年的热爱，又如何埋下了日后深耕金石碑刻收藏的种子？

胡潘云女士：您好。童年与书法篆刻结缘，其实源于家中长辈的影响。小时候家里有不少古籍碑帖，长辈闲暇时会临摹书法、把玩篆刻印章，我总凑在一旁看，慢慢就学着用毛笔涂画、用小石子模仿刻字。第一次成功刻出一枚简单的小印章时，那种成就感让我彻底迷上了这门艺术。这份热爱让我对传统金石文字、碑刻纹路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上学后也总主动找相关书籍研读，不知不觉间，就埋下了日后想要深入探索金石碑刻、守护这类传统文化遗产的种子。而这份初心，也支撑着我后来在收藏领域不断深耕，最终收获了意大利大使奖、第 29 届全国当代艺术大赛国际奖等国际认可。

记者：您大学期间在本专业之外主动兼修中国艺术史课程，当时这一选择在同学中是否属于少数？在兼修课程的过程中，您最受益的知识模块是什么？

胡潘云女士：确实算是少数，那时候同学们大多专注于本专业学习，很少有人会花额外精力修艺术史。对我而言，最受益的是历代艺术风格演变和文物断代与价值评估这两个模块。艺术风格演变的课程，帮我理清了从先秦金石到明清篆刻的审美脉络，让我明白不同时期金石碑刻的风格差异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文物断代与价值评估的知识，则为我后续鉴别金石拓片、判断藏品价值打下了理论基础，让我告别了早期仅靠兴趣的 “盲目欣赏”，学会用专业视角看待传统文物。

记者：您有幸师从艺术收藏大家马强，能否回忆一下拜师初期，先生给您上的第一课是什么？这堂课对您的收藏理念产生了怎样的启蒙？

胡潘云女士：拜师初期，先生没先教我鉴宝技巧，反而带我去看了一批他收藏的普通民间器物拓片，这是我印象里的“第一课”。他指着拓片告诉我：“收藏不是只追名贵藏品，那些散落民间、承载着普通百姓生活印记的文物，同样是历史的见证，守护它们的意义不亚于守护国宝。”这堂课彻底扭转了我对收藏的认知，我原本以为收藏要聚焦珍稀名贵的金石碑刻，而先生让我明白，收藏的核心是“守护文化脉络”，无论藏品贵贱，只要有历史和艺术价值，就值得用心珍藏，这也成了我日后走访民间收集拓片的核心准则。

记者：您多年来走访民间收藏大量金石、器物拓片，在筛选藏品的过程中，您是否有自己固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如何逐步确立的？

胡潘云女士：我确实有明确的筛选标准，且这些标准是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摸索中逐步确立的。首要标准是文化承载性，即藏品是否能反映某一时期的文字风貌、工艺水平或社会习俗；其次是保存完整性，对于拓片而言，字迹、纹路的完整度直接影响其研究价值，我会优先选择保存状况较好、或有修复价值的拓片；最后是民间稀缺性，我会重点关注那些市面上少见、且大概率会因保管不当流失的民间拓片。这些标准的确立，离不开大学艺术史课程的理论支撑，也得益于马强的指导和多年走访民间的实践经验。而这些精心筛选的藏品，后来也在日本京都国际艺术展、大阪世博会等国际舞台上获得了业内高度认可。

记者：您在非遗收藏与文化传播领域收获颇丰，2024 年斩获意大利大使奖、第 29 届全国当代艺术大赛国际奖，还担任过中意当代艺术年鉴项目评审，同时是法国国际设计师和艺术家协会、香港美术协会等多个专业协会的会员，多次带着藏品亮相日本京都国际艺术展、大阪世博会等国际舞台。能否分享一下，这些荣誉、评审经历和国际交流经历，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格外难忘？

胡潘云女士：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既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2024 年拿到意大利大使奖和第 29 届全国当代艺术大赛国际奖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这些奖项背后对中国非遗文化国际价值的肯定 —— 我的藏品能得到国际业界的认可，说明金石碑刻这类承载华夏文脉的 “宝贝”，真的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被世界看见。担任中意当代艺术年鉴项目评审时，我也格外难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评审一起交流时，我发现他们对中国传统金石艺术充满好奇，而我能通过专业视角，把非遗藏品的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传递出去，这种 “文化桥梁” 的角色让我很有成就感。加入法国国际设计师和艺术家协会、香港美术协会等组织后，我也收获了很多。在协会的交流活动中，我能接触到国际艺术界的最新动态，也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探讨传承之道，这些交流让我打开了思路，知道如何用更贴合国际受众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而带着藏品参加日本京都国际艺术展、大阪世博会时，看到外国观众围着拓片驻足、认真听讲解，甚至主动询问如何了解更多中国金石文化，那种场景让我更加坚信，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这些经历都在推着我往前走，让我更想把非遗收藏和传播这件事做得更扎实。

记者：您身兼传奇企业家与非遗收藏巨擘的双重身份，日常会如何分配商业工作与收藏事业的时间？有没有过两者时间冲突的时刻？您是如何协调的？

胡潘云女士：我会给两类事务划定明确的时间边界，工作日的核心时段专注商业工作，保障企业正常运营；下班后和周末的时间，则几乎全部留给收藏事业，用来整理藏品、研究拓片、对接民间藏家。确实有过时间冲突的时刻，比如有一次筹备日本京都国际艺术展的藏品参展工作，同时企业又有重要商务谈判。当时我通过提前规划解决了问题：先将藏品参展的前期整理工作交给专业助手，同时协调谈判时间，在谈判间隙远程跟进藏品筹备进度，谈判结束后立刻投身展前的藏品核验工作，最终既保障了商务工作，也顺利完成了藏品参展，而那次参展的藏品也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赏。

记者：您的企业家身份为非遗收藏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能否具体说说，您在藏品的专业保管方面，依托企业资源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投入？

胡潘云女士：确实，企业的资源让我能为藏品提供更专业的保管条件。首先是硬件设施的投入，我专门划拨了企业名下一处独立场地，改造成了恒温恒湿的专业藏品库房，配备了防潮、防紫外线、防虫害的专用设备，还安装了安防监控系统，确保金石拓片、古器物等藏品的保存环境稳定安全；其次是专业人才的聘请，我依托企业的人脉资源，对接了文博领域的专业修复师和保管专员，定期为藏品做养护和状态排查，尤其是一些破损的民间拓片，会交由专业团队进行修复；另外，我还从企业的运营资金中预留了专项收藏保护基金，用于支付藏品修复、鉴定、运输参展等相关费用，为藏品的长期守护和文化传播提供了持续的资金保障。

记者：您曾说把收藏品视作知己朋友，空暇时清茶一杯、孤芳自赏，这种独处赏藏的状态，是否会随着藏品数量增多而发生心境变化？

胡潘云女士：确实会有变化。最开始藏品数量少，我赏藏时更多是单纯的喜爱和欣赏，沉浸于拓片的纹路美感和金石的刻字韵味；随着藏品数量增多，尤其是收集到不少能串联起某一历史阶段的拓片和金石后，独处赏藏时的心境多了一份责任感。看着满架的藏品，我不再只是 “孤芳自赏”，更多时候会琢磨如何让这些 “知己” 发挥更大价值，比如怎样修复破损拓片、怎样让它们走出库房被更多人看到，这份心境的变化，也让我从单纯的收藏者，慢慢转变为文化传承的践行者。

记者：您的藏品在世界各大艺术收藏及艺术展中收获业内高度赞赏，在将藏品送展国际的过程中，您是否会针对不同国家的受众，对藏品的展示方式做调整？

胡潘云女士：会做一定的针对性调整，但核心始终是“还原藏品的文化本真”。比如在欧洲的艺术展上，我会为每件金石拓片配备多语言的“历史背景说明卡”，因为当地受众对中国古代碑刻文化相对陌生，详细的背景介绍能帮助他们理解藏品价值；而在亚洲一些对中国文化有基础认知的地区参展时，我会简化背景说明，重点突出拓片的书法篆刻艺术美感，让受众聚焦于艺术层面的共鸣。无论怎么调整，我都不会为了迎合海外受众而改变藏品的呈现原貌，毕竟只有保持文化本真，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

记者：您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在您看来，金石碑刻、器物拓片这类非遗相关藏品，未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还能承担哪些新角色？

胡潘云女士：我认为它们未来能承担更多元的角色。首先可以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纽带，依托我所在的法国国际设计师和艺术家协会、香港美术协会等平台，推动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围绕这些藏品开展联合研究，深挖其历史和艺术价值；其次能成为青少年跨文化启蒙的教具，通过在海外举办面向青少年的小型藏品展，让国外孩子直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还能成为文化创意的灵感源泉，在保障文物版权的前提下，授权相关机构将拓片纹路、金石刻字转化为文创产品，让传统非遗文化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海外大众视野。同时，我也计划结合中意当代艺术年鉴项目的评审经历，将更多优秀的非遗藏品纳入国际艺术交流体系，让它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传递华夏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