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至明清，考古成果和纪年文献图像上，可见两种交椅，一是直背（“弓形搭脑”）交椅，二是圈背（“圆背”或“椅圈”）交椅。器型直观，演化形态历历可辨。

进一步考察,一些交椅所在“母图”上，都有一众人，各执器物，如交椅、斧钺、骨朵、伞盖、鼓、旗等，并列组合，实为礼仪图， 表明交椅有精神符号意义。

分述两题如左。

一．直背型

五代，胡床（马扎）演变，左右后腿向上延伸，交椅形成。搭脑形态为弓形，两端出头。下座依然如胡床，前梃与后梃间编藤或编绳。可自由开合。前后腿交叉点横穿金属轴钉，足下置宽大托泥。史上有不同称谓，如折叠椅、单靠背交椅、马扎式交椅、高靠背马扎等。

交椅与胡床，均为X 形交叉腿形，与直立腿系的坐具相对。

五代，直背交椅问世，上后腿前倾，靠背部偏竖直，没有横枨或靠背板。实例如莫高窟五代第61窟壁画五台山图中，行人肩扛的交椅。“敦煌壁画五代五台山图中的交椅是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交椅图像。”（杨森：《敦煌五代交椅家具考》，《敦煌研究》2016年第4期)

五代莫高窟61窟壁画上行人扛交椅图（右为线图）

宋初，已经有交椅称谓。乾德四年（966年），宋太祖赵匡胤赏赐蜀国国主：“交倚、水罐、银大燎炉并银器二百五十两。”（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四，《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交倚” 是交椅早期写法。倚意为倚靠之物，引申为坐具。元明清，书写“交椅”成为规范。

山西闻喜县下阳金代墓壁画上，直背交椅，靠背上有两根横枨。传为北宋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图中交椅，与金代壁画交椅形态相同，靠背上也是两根横枨。

宋金时期，宋代交椅，靠背分两种。一种是横枨，一根或二根，另一种为竖向靠背板。

金代  山西闻喜县下阳墓壁画上交椅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闻喜县金代砖雕、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北宋张择端（待考）《清明上河图》图中交椅

元代至明代，直背交椅，式样延续。传为明代唐寅《李端端像》上，直背交椅，前托子上置活脚踏。可作参考。

明代 唐寅（待考）《李端端像》上的交椅唐寅

（南京博物院藏）

明代王圻、王思义辑《三才图会》，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印，插图上有直背交椅，名为折叠椅。搭脑偏直，竖直靠背板。另页有“醉翁椅”，即交叉腿躺椅，增加扶手，与上弯前腿连接，为直背交椅变化发展形器物。

明万历《三才图会》上的交椅和躺椅

明代唐寅《桐阴清梦图》上，交叉腿躺椅上，搭脑不出头，且增加头枕。全靠背板，分为上下两段，下段铺席面。可参考。

明代唐寅（待考）《桐阴清梦图》上的交叉腿躺椅

（故宫博物院藏）

黄花梨交叉腿躺椅，搭脑圆枕状，连同全靠背板一起，铺席面。扶手出头圆雕螭龙头纹。

清中期  黄花梨交叉腿躺椅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

(二）圈背型

宋代交椅先有直背型，后有圈背型。

南宋时，直搭脑交椅之一脉，分化为圈背交椅。其前后又分为两型，即半圈背型、全圈背型。

半圈背交椅，由直搭脑交椅而来。直背搭脑出头前伸为弧线形，像半个椅圈，鹅脖随之斜上至前，形成半圈背交椅。人坐下时，椅圈出头在人肩后部。扶手出头向后卷。以下三图中，可以证实半圈背之说。

河南焦作宋代冯汝楫墓墓主人画像中，半椅圈交椅，扶手在人肩后，出头向后卷。形态介于直背与圈背之间。

宋代 河南焦作冯汝楫墓墓主人画像中交椅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藏南宋“扛交椅出行图”，椅圈出头回弯向上，形态在直背与圈背之间。靠背板竖立。泸县宋代石刻构件多为征集，没有发掘报告。

南宋 扛交椅出行图

（余如波：《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雕凿一座川南小城的宋代“美好生活”》）

甘肃额济纳旗黑城镇黑水城西夏遗址出土《义勇武安王图》（俗称《关公图》）上，形态在直背交椅与半椅圈交椅之间。关公身后，可见竖立靠背板。

西夏 甘肃额济纳旗黑城镇黑水城遗址出土《义勇武安王图》

（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全椅圈在宋代已使用。但以上画像说明，元代仍然延续半椅圈。它有滞后性，至明清还残存。

随着半椅圈扶手逐渐加长，全椅圈出现。后腿上截也更为前伸，成为鹅脖。它另木制作，与下腿相接。竖靠背板，与鹅脖共同支撑椅圈。

江西乐平南宋墓壁画中，圈背交椅，扶手已下垂前伸，出头大回弯。靠背攒框，两段装板。

此时出土交椅资料上，鹅脖都是直棍。而存于日本同时代绘画上的“半交椅”形圈椅，鹅脖基本为三弯曲线。

南宋 江西乐平墓壁画中交椅

（《江西乐平宋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3期）

泸县宋墓石刻上，圈背交椅上置椅披，扶手出头回卷。椅后屏风，俯视为弧线形。

南宋 泸县墓室石刻上圈椅

有学者认为，椅圈由圆凭几发展而来，“这种连贯的扶手与靠背结构，可以追溯至汉代及之前的凭几（或称隐几）。”（刘铁军：《明式圈椅的造型及其文化内涵》《装饰》杂志（2006年第5期）上述直搭脑、半椅圈到全椅圈演变历程，与“椅圈凭几说”相悖。

山西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金代壁画上交椅，椅圈偏水平，与扶手下垂式样有区别。攒框靠背板，直棍鹅脖。下腿上段为方材，以便与鹅脖衔接。

金代 山西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壁画中交椅

宋代陈彭年《广韵》批注：“栲，栲栳，柳器也。”栲栳原指竹条、柳条编圆筐。椅圈近圈形，故称“栲栳样”。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元代《渔樵记》：“便滚鞍下马，在道旁边放下那栲栳圈银交椅。”

宋元交椅，式样相同。山西阳泉东村元代中期墓壁画《夫妻对坐图》上，男主人坐于交椅，四面平活脚踏，下有龟脚。

元代  山西阳泉东村墓壁画《夫妻对坐图》

（《文物》2016年第1期）

活脚踏，也称为踏床。宋代始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记开宝六年（973年）六月，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进贡：“金棱七宝装乌木椅子、踏床子、金银棱宝装床子十、银装椅子十、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银棱盘子十、银装笼子十。"《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7750 页，1957 年）踏床子即脚踏。同时表明，进贡家具豪华，金棱七宝装指以金线勾边、镶嵌七宝。

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夫妻对坐图》上，交椅后腿结构明确，鹅脖与下腿转折连接处，包裹金属叶片，起加固作用。鹅脖与下腿是反向两木相接，尤其需要金属件包裹支撑。后来这发展为系列做法，在构件交接处，如前腿与扶手、背板与椅圈、榫卯的相交处，包铜皮等。

元代赤峰元宝山墓壁画上的交椅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4期）

元墓壁画中，屡见夫妻对坐像，有的夫妻均坐交椅，如陕西蒲城县洞耳村墓元代壁画《夫妻对坐图》、元代《事林广记》图。更多是夫坐交椅，妻坐凳子、靠背椅，体现夫权力。如赤峰元宝山元代墓壁画、山西阳泉东村元代墓壁画上，

元代 陕西蒲城县洞耳村墓壁画《夫妻对坐图》上交椅

元代《事林广记》刻本插图上的交椅

元代《新刊全相武王伐纣书》插图上，交椅椅圈出头大弧度外翻。竖靠背板，与鹅脖共同支撑椅圈。

元代《新刊全相武王伐纣书》上的交椅

陕西蒲城县洞耳村墓元代壁画《夫妻对坐图》上，主人坐交椅，屏风在后。元代至顺年间《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上，也有交椅、屏风。

圈背交椅起步于南宋，发达在元代。早年有学者称自藏黄花梨交椅为元代制作，捕捉到某方面时代特点，但直接用于存世实物，逻辑有误。

明承元制，交椅式样几乎未变。明鲁王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其墓建于山东省邹城市。墓中出土交椅明器，与山西繁峙县金代岩山寺文殊殿壁画中交椅形态相近，只是鹅脖为三弯形，名符其实曲如鹅脖。

明代  山东省邹城市朱檀墓出土明器交椅

纵观交椅，最大特点就是器型始终不变，历代略有微调，渐进增补功能构件，本质是补强短板，而非式样重构、突破范式的创新性变革。其长期延续，进入“术语体系”系列，成为“稳定系列”一员，沉淀于家具史中，由宋代一直沿用至今。

故宫博物院藏《蕉阴击球图》上，有交椅。此图影响甚大，每称“宋画”，实际未必。其结构少见，三攒靠背板，下接弯曲横枨，横枨两端搭于左右的额脖或后腿上，结构怪异，支撑力弱，不见于早期。历代出土交椅，靠背板均落在座子后梃上，开槽镶入，坚固耐用。晚近漆木条椅或直背交椅上，有靠背板落横枨式样，横枨下都有构件。如清代三人直背交椅，应为踵事增华、后世变化之作。

此画无确切年代的文字考证。无作者款印，最早记录在清乾隆时期，著录于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题签“苏汉臣蕉阴击球”。不知何时何人所题？与清高宗弘历御题诗同在裱褙上，极可能同时。“在艺术表现的造诣上却远不及苏汉臣。”（故宫博物院官网，撰稿人李湜）其年代待考。

《蕉阴击球图》上的交椅

（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 三人直背交椅

（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

中国家具史研究，要“内史”“外史”兼具。家具自身式样、构造、风格演变是内史。社会背景、文化观念、礼仪制度等附加为外史。内史提供物质基础、载体。外史注入灵魂，决定社会高度。交椅形制之外，还要其关注精神承载。

二．官方和民间礼仪中的交椅

宋金至明清，在进贡品、皇家赐品和皇家卤薄器物中，交椅高贵，但一直被视为日常生活用具，往往与唾盂、水罐等同列。

如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十四日驾幸五岳观》记:“执御从物，如金交椅、唾盂、水罐、菓垒、掌扇、缨绋之类。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东京梦华录》卷六）金交椅为木胎泥金罩透明清漆。座椅都有黄色罗纱椅背和坐垫。

《金史》记百官仪仗：“内执藤棒二对、骨朵三对、牙杖三对、簇马六人，伞子二人。交椅、水罐、鐁锣、盂子、唾盌等事以次执之。”（《金史》卷四十二 志第二十三）“正一品：—— 以上交椅并用银裹圈背，紫丝絛结”。“正二品——交椅并用直背银间妆，青丝絛结”。（《金史》卷四十二志第二十三）这表明圈背交椅品级高于直背交椅。直背、圈背之名，或也源于此。银裹圈背、直背银间妆，都是以银件包裹交椅，即接榫处包裹银件，加固并装饰。这走出交椅增加构件三步曲的第一步。三步曲分别是接榫处包金属片、连接处加角牙、椅圈下增立柱。

明代，“宣德元年，更造卤簿仪仗，有具服幄殿一座，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盆一，金罐一，金马杌一，鞍笼一，金香炉一，金香合一，金唾盂一，金唾壶一。——亲王仪仗，——，交椅一，脚踏一，水罐一，水盆一。团扇四，盖二，皆校尉执。”（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十四志第四十仪卫，中华书局点校本）金交椅、金脚踏为起居用具。盆、瓶、盂、壶为盥洗饮食用具。但它们也非凡胎俗骨，“旧例，郡王仪仗有交椅、马杌，皆木质银裹。”（《明史》志第四十仪卫）交椅、马杌，都是银饰件。“水盆、水罐及香炉、香合，皆银质抹金。”瓶瓶罐罐也是银质鎏金。

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皇朝礼器图式》钦定：皇帝大驾卤簿中，香合、盥盆、唾壶、水瓶等为一类。马杌、交椅为一类，原型均为帝王日常起居所用。

交椅入皇家卤簿后，转为礼仪陈设，有等级性符号，给人以威仪意象。但在制度中，依然与生活用具并列，属功能性仪物，地位明显低于车辂、旗幡、法驾等核心礼仪器物，为 "执事类仪物" 。清代之前，文献制度上，交椅并没有被符号化。

相对比，宋辽金时期墓葬仪仗图上，交椅从实用器物走向精神符号，含有社会意义。

宋辽金墓葬壁画，交椅图像分为两种，一是夫妇对坐图等，绘在墓室中央，表现是私人生活场景,实为祭奠空间。二是“手持交椅" 出行仪仗图，画在墓道、天井等空间。

安徽南陵铁拐安徽南陵铁拐墓，建于北宋晚期，约建中靖国至崇宁年（1101-1106 ）间。其发掘发现“木男俑11件，包括轿夫俑4件。”“武士俑”左手持骨朵。”“仆从俑”左肩扛交椅，作行走状。

结合宋辽金多个同类资料，我个人认为，此“男武士俑与仆从俑”的区分不确。轿夫俑外，其他男俑群应是一组仪仗佣，分别持交椅、牙杖、骨朵。人称为“出行图”，实为仪仗图，只是非整齐行进，人物散漫安排。其俑不是“仆从侍奉主人”之佣，出行亦非现实生活，仅表现理想，是对官方礼仪的攀附。

木女伎乐俑一组10件、奉食俑一组6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南陵铁拐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2期）人物佣外，还陪葬冥器木建筑、木家具及锡器。

墓主为北宋三品翰林学士徐勣的母亲，非官员，有 “安康郡太君” 封号。

图上交椅，直背，后上腿间有一根横向弯枨，前后腿交叉，下置托子。

北宋 安徽南陵铁拐墓出土木俑线图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博物馆：《南陵铁拐宋墓》，文物出版社，2023年）

北宋 安徽南陵铁拐墓出土木俑

福建尤溪北宋晚期壁画墓，北壁绘仪仗图，六人各执器（人像之间砌一人物雕像壁龛）。自西向东，分别为执杖、捧物、扛交椅、执骨朵、执斧钺、执杖。南壁壁画，也绘六人形象，依次表现为扛伞、捧物、捧洗、执骨朵、执斧。

两图绘制秩序井然，器物包括牙杖、交椅、骨朵、斧钺、伞盖，公认这是“仪仗图”，据此，可解其他墓葬壁画“出行图”的仪仗含义。

图上交椅，靠背上有二根弯枨。

北宋 福建尤溪墓壁画线图

（杨琮：《福建尤溪麻洋宋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 1989年第7期）

福建尤溪壁画墓中的扛交椅人象

内蒙古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是太平五、六年间所制筑。”（《内蒙古敖汉旗羊山辽墓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辽圣宗太平六年为1026 年。墓道西壁、东壁各绘礼仪出行图，西壁绘五鼓五旗。东壁绘伞、链壶、交椅、长柄武器和旗帜。仪仗图有契丹民族特点，形式为出行中的歇息。

直背交椅，后腿间上部置一根横向弯枨。前后梃上，穿孔往返扎绳，形成软面。

辽代 敖汉旗羊山1号墓壁画上仪仗图

（《内蒙古敖汉旗羊山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

敖汉旗羊山1号墓壁画上交椅

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随葬特制铜钱年代为辽大康六年（1080），可能这也是墓葬年代。北墓道壁画壁画，右侧画男女人物二十三个，“或握骨朵，或执剑，或捧砚，或扛椅，或背衣包，或持伞、伞椅，或持镜，或套车。壁画上方画有山石树木。画面上有五鼓、大斗、方斗陈设。”（《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此出行仪仗图中，骨朵、剑、交椅、伞盖、五鼓同列，是核心仪仗物，五鼓是辽国高级官员出行配置，是重要的礼仪符号，与中原唐宋制度中伞盖、骨朵、扇及交椅等汉式仪仗结合，构成辽代贵族出行礼仪。

黑色彩绘交椅，上部整体偏直立，后上腿间安横弯枨。

辽代 库伦旗一号辽墓壁画《出行图》交椅（摹本）

（陈相伟 王健群：《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08期）

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建于“正隆六年（1161）。墓甬道东西壁，均绘仪仗图（“出行图”），其西壁中，“前面第一人扛阳伞，中间一人荷胡床，最后一人执骨朵。”（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考古》2004年第9期）仪仗有意散漫安排画面，以展示人物正面。墓志记载：“徐君讳龟，字龟，天德人也，兵火之后隐居于云中，因而家焉。正隆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寝疾终于家，时年六十八，男子元俻丧礼，九月甲申葬于云中之北阳。”没有记载其官衔和家族背景。墓有瓜棱形注壶、绞胎钵等24件随葬品。他是小富之人，因避战乱而隐居他乡。壁画仪仗，仿制官府仪仗，为虚拟情景。“隐居”者生前没有资格、也不会使用仪仗。这可能已成流风，相互模仿。

金代 大同市徐龟墓壁画上的交椅和伞盖

大同市徐龟墓壁画上的骨朵

交椅在历代皇家卤薄分类中，属生活器类。而斧钺、骨朵、伞盖、旗帜、鼓、杖等，则为护卫、标识、礼乐器物，表现皇权权威性、秩序性。

在宋辽金的富民墓葬图像中，交椅与斧杖等同列，跻身核心礼仪器物体系，由日常用品变为身份标志。这是其地位、价值提升的新突破。

社会授予某物精神因素时，其身价则提高。交椅的价值和身份非天生固有，而是文化不断赋予的。虽然它是普遍存在，不像单体艺术品一样，但自身分成几个层次。

在宋元明清，史料中，皇家、贵族、官员、平民百姓，人人可使交椅。然而人群中如仅有一把，一定是地位最高者坐，它自然是视觉中心，体现地位。

各种家具的使用和制作，多少都含有象征意涵。汉唐年间，局脚榻代表着财富和高贵。而宋辽金以后，交椅承接了这种荣耀。全社会对某一类家具的赋予权力含义，以交椅最为典型。

明代以后，帝王、官员、大家族祭祀先祖的肖像画上，常见交椅。例子不胜枚举，如明代万历《徐显卿宦迹图》明神宗所坐交椅、明代《明光宗朱常洛像》明光宗所坐交椅。还有文学作品中，明代《金瓶梅》第十六回，写李瓶儿摆酒席：“上面独独安了一张交椅，让西门庆上坐。”以讨其欢喜。

清代，交椅获得的地位最高，交椅在宫廷中，成为“亚宝座”，造办处活计档称之为“马栅宝座”。康熙帝、乾隆帝都有交椅坐像。清乾隆朝，朝野上下，大漆交椅、黄花梨交椅制造达到历史高峰。

有研究认为，宋辽金墓葬出行图上的交椅，是墓主人生前出行休息用具。实际上，墓主人大多数为中下层地主或小官员，代表民间富民阶层。在生活中，与仪仗无涉。而且仪仗图像中，除了交椅，还有斧钺、骨朵、伞盖等礼仪器。这是富民身份没有资格动用的，用则严重逾制。

然而，在墓壁画、俑群中，模仿官府仪仗，为社会默认。墓室是封闭的地下空间，不在现实社会。逝者丧葬礼仪，使用超出其生前等级的仪仗、器物，是模仿和想象，是虚拟逾制。徐龟墓壁画尤其典型。

虚拟逾制的背景原因，是商品经济活跃，富民阶层兴起，阶层固化松动，市民意识觉醒。丧葬行业商业化，专门葬师、工匠推广彰显身份的葬礼产品，也推动此类葬礼流行。

墓主人实际生活水平，当然会影响壁画、俑相规模水准。但是完全根据壁画等，拘泥地反推墓主人生活、身份，也不可靠。那需要更多资料来界定和推理。

有一种说法，交椅便携，在仪仗中，是为了皇帝、官员外出途中，临时使用。这是臆断，卤薄仪仗中器物，就是视觉符号。正像其斧钺、骨朵等没有实用性一样，同列交椅也没有实用性。

庙堂与江湖上，都称之为交椅，式样也没有很大区别。不同在于品质。皇家交椅，银胎鎏金饰件，镶金银珠宝、雕髹龙凤纹饰、髹金漆，表达品质高贵和地位识别。这传统一个源远流长。今天看，起码在宋代已经流行，只是遗物鲜见。

宋代进贡皇室礼品，已可见交椅金银满身。宋代欧阳修《新五代史》：“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庄还，置酒延广第。 延广所进器服、鞍马、茶床、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新五代史》列传·晋臣传第十七.景延广传）天福八年为943年。皆裹金银，饰以龙凤。即金银饰件、龙凤纹饰。

《宋史》记：宋真宗即位，交趾南平王黎桓遣人，“以金银七宝装交椅一、银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绢紬布万匹来贡。”（《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列传卷。第40册，第14064页，中华书局，1977年）七宝，一说是佛教七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晋代以后，史料不断记载七宝床、七宝绳床、七宝屏风等。七宝装交椅泛指多种金银珠宝装饰的交椅。

圈背交椅形态，上部椅圈和鹅脖双重三弯，下部X型腿交叉。侧面观看，成“之”字形。在剑走偏锋中，构件相互支撑，在斜欹中达到平衡。

交椅基本无垂直构件，避免出现直角。特质恰好不属于标准，不守横平竖直结构规则。全身充满斜向、三弯形，流动婉转。从45度正侧面观看，感到曲线、动势，或者说独具力量感、进攻感和张力。交椅独特，扩展古典家具设计模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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