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廖学军

我的书房里，近十年来，一直悬挂着一幅自书的书法：“大道逢君子”（上图）。它静默地栖于一隅，却总能让初见的访客目光流连，生出会心一笑或探究的好奇。这五个字取自陶博吾先生的对联: “大道逢君子，归舟载夕阳”之上联。于我而言，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书法装饰，它似一方精神印石，压住了书斋里有时难免的浮尘与喧嚣，更是一扇通往一个孤高而丰饶灵魂——现代诗书画艺术大家陶博吾先生的门扉。每当目光与之相接，我仿佛便看见了那条蜿蜒于历史烟云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大道”，以及那位于大道的苍茫暮色或熹微晨光中，踽踽独行又巍然自立的“君子”身影。

近日，“苍顽奇骨——陶博吾诗书画艺术展”在深圳美术馆的盛大呈现，无疑是一次对这颗沉寂多年却光芒不减的星辰的集体仰望。展览以近180件（套）作品及文献，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大道”轨迹：从一个“草草一生累遭颠仆”的苦行者，到最终被林散之、李可染、启功等大师推许，被誉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诗、书、画艺术大家和“诗人书法家”、“大文人画家”。这不仅是对一位艺术家成就的系统梳理，更像是一次“招魂”，召唤着那个似乎远去的、以诗为魂、书画同源的传统文人精神世界，重新与我们对话。而“大道逢君子”，正是理解陶博吾其人其艺，乃至叩问我们自身精神出路的一把钥匙。

一

陶博吾先生生于1900年，卒于1996年，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动荡史相重叠。江西彭泽的乡土哺育了他的初心，而师从黄宾虹、王一亭、潘天寿等大家的经历，又使他得以直溯吴昌硕一脉的金石写意传统。然而，与许多同期艺术家不同，陶博吾毕生未曾离开这片土地的核心，他以“布衣”自处，将个体的命运深深楔入家国巨变的裂缝之中。他自言“累遭颠仆”，这轻描淡写的四字背后，是战乱流离、是生计困顿、是漫长的被遗忘与被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常人难以承受的“颠仆”里，陶博吾完成了一位传统文人君子最艰难的修行——“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的“大道”，首先是一条人格淬炼的荆棘路。

这条大道上，他坚守的是传统文人最核心的操守：独立不迁的文化人格与安贫乐道的生命状态。 他不趋时，不媚俗，在艺术思潮剧烈翻腾的年代，始终将根须深植于古典诗文的沃土与金石书法的源头。他的“大道”，不是喧嚣的康庄坦途，而是回归内心的僻静小径。展览中“君子慎独”的篇章，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慎独”二字，源自《中庸》，是儒家对君子修养的至高要求，即在无人监督时，仍能恪守本心。陶博吾的“慎独”，体现在他近一个世纪的生涯里，无论外界是誉是毁，是显是隐，他对于艺术的虔诚、对于“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美学信条，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他将生活的“苦汁”当作墨，将命运的“顽石”当作砚，在孤独中反复研磨，终而流淌出浑朴沉雄、天真率意的笔墨。这便是我所理解的“君子之道”——它并非外在规范的被动遵循，而是内化于生命、外化于艺术的主动选择与持守，是一种在困境中反而愈发彰显的精神定力。

他的艺术，是这条人格大道上结出的最奇崛果实。所谓“苍顽奇骨”，“苍”是岁月与苦难沉淀的包浆，是笔墨间挥之不去的郁勃之气；“顽”是生命力的倔强与不屈，是“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韧性；“奇骨”则是超拔于流俗的独特风神与内在架构。观其书法，无论是篆是行，皆如古松蟠螭，线条沉郁顿挫，结体奇崛险峻，于法度中充满破法的生机，在稚拙里透出老辣的智慧。这并非炫技，而是心迹的自然流露，是坎坷人生在笔端的金石镗鞳之声。览其绘画，山水花鸟，往往构图简括，笔墨酣畅，似不经意的挥洒间，却蕴含深趣。他画中的鸟兽，常有“稚子舞袖”般的憨态，但这种“天真”绝非浅薄，而是洗尽铅华、看透世相后的返璞归真，是一种饱含深情的“冷眼”与“热肠”。他的诗文，更是其艺术的灵魂。无论是感时伤世，还是抒怀咏物，皆真情沛然，直抒胸臆，无半点矫饰。恰如其“笔端具有英豪气，眼底曾无世俗情”所自况。‌诗、书、画在他手中不是分裂的技艺，而是同一颗君子之心在不同维度的呼吸与脉动，共同构成了一个“诗中有画、画中有书、书中有我”的完整且自足的艺术世界。

因此，陶博吾所以“修得正果”，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功成名就（其社会声誉的广泛认可来得极晚），而是指他在艺术与人格上抵达的高度统一与圆满。他将个体的“小我”之悲苦，通过传统文化的熔炉，锤炼成了具有普遍人类情感与美学价值的“大我”之境。他的大道，始于对传统文人操守的坚守，成于将个人命运深刻融入艺术创造的转化能力。他是一位真正的“行道者”，用近乎一生的孤寂行走，证明了在现代化的洪流中，那条看似古老的“君子大道”，依然能够孕育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与艺术丰碑。

二

悬挂于书房的“大道逢君子”，于我而言，既是仰观一位前辈大师的背影，更是一个反躬自省的精神坐标。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节奏飞快的当下，“君子”似乎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古旧词汇。我们被各种“成功学”的捷径所包围，被即时满足的消费文化所诱惑，内心时常感到漂泊无依，那条需要沉潜、需要坚守、甚至需要忍受孤独的“大道”，还值得我们去追寻吗？陶博吾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人君子人格，恰恰在这个时刻，提供了最为清醒而有力的回答。

我所向往的陶博吾式的“君子”，首先是一种文化上的“定力”。在一个习惯于解构、颠覆或趁时、献媚的时代，这种定力不是保守与僵化，而是深知何者为根、何者为本。它意味着对一种文明核心价值（如仁爱、廉耻、诚信、坚韧）的深切认同与实践，意味着在纷繁的技艺与潮流面前，始终保持对“道”的追问与持守。陶博吾一生沉浸于诗书画，但他追求的不是技法的堆砌，而是通过笔墨与古人精神相往来，抒发自我的真性情。这种“文以载道”、“艺以修身”的传统，正是抵御精神碎片化与浅薄化的坚实壁垒。学习他，便是在自我创作与生活中，努力寻找并锚定那个超越功利、直指人心的价值核心。

其次，我所心折的是那种“和而不同”的独立精神。陶博吾承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之风骨，却最终“自成一格”。他的“不同”，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其独特生命体验与艺术感悟的必然结果。他的笔墨语言被概括为“真、辣、拙、朴、重、野、趣”，这七个字无一不带着强烈的个人印记与生命温度。真正的君子，从不是千人一面的道德符号，而是在共同的价值底座上，绽放出千姿百态的人格光辉与创造活力。这启示着我们，在向往和学习传统君子的同时，绝不能失去自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滋养独立的灵魂，而非制造复刻的标本。我希望走向的“大道”，是一条既能与古往今来的贤者精神接轨，又能清晰地留下自己足迹的道路。

于是，“大道逢君子”便有了第二重充满希冀的意味——它是我对自己艺术与人生道路的期许。只要心怀对“大道”的信仰并踏实前行，便能在精神的时空中，与陶博吾这样的君子，乃至更多璀璨的灵魂“神遇”。这种“神遇”，发生在追摹其书画时笔锋的微妙震颤中，发生在品味其诗句时内心的深深共鸣里，更发生在面对现实纷扰，想起其“慎独”与“苍顽”而获得平静与力量的时刻。他们不再是历史书中冰冷的姓名，而是穿越时空的同行者与引路人。

以他们为榜样，意味着在艺术实践中，永葆对“真”的追求，不虚伪，不矫饰，让作品成为心性的诚实镜像；意味着甘于“守拙”，在速成与捷径的诱惑面前，选择那条需要更多时间与心血积累的漫长道路；更意味着将艺术与人格的修炼视为一体，以“修身”为根本，让技艺的磨砺同时成为心性的涵养。这条大道或许寂寥，沿途未必有鲜花掌声，但每一步的踏实前行，都是对自我生命的雕琢与拓展，都是在向那些精神高峰的靠近。

大道苍茫，其悠远非一世可尽；君子如星，其光华能穿越时空。陶博吾先生以其近乎完满的“诗书画”三绝之身与“苍顽奇骨”之人格，为我们具象化地诠释了何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的一生证明，真正的“大道”，不在外界的喧嚷与褒贬之中，而在内心对文化与道德的持守、对艺术与真理的虔诚求索之中。

“大道逢君子”，这挂在我书房的五字箴言，如今看来，既是一份对先贤的礼赞与怀念，也是一封写给自己未来的信笺。它提醒着，无论时代如何变幻，那条由无数先贤踩踏出来的、通往精神高贵与艺术纯粹的道路，始终在那里，等待着每一位愿意沉潜心灵、迈开步伐的行者。我愿以此与同道互勉，在笔墨与人生的修行中，不断向着那大道深处走去，期盼着在下一个转角，与那份拙朴而璀璨的君子之光，再次欣然相逢。这相遇，必将照亮更远的行程。

2026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