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观察 | 艺术家数字文献系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26-01-15 11:50:03 未知
编者按:在数字化技术深刻重塑文化传承方式的今天,如何系统、持久地保存艺术家的创作轨迹与思想脉络,已成为一项迫切的时代课题。本文从中国“盛世修典”的文化传统出发,结合当代国家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示范,探讨建立艺术家数字文献系统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通过分析《史国良画集》编纂中遇到的典型困境,文章指出,唯有将文献保存从“事后补救”转变为“日常构建”,借助科技手段为艺术生命建立立体、可延续的数字化档案,方能为艺术史的书写留下完整、鲜活的底层素材,真正实现文明记忆在数字时代的传承与活化。
步入一位国画家的工作室,常见堆积的宣纸、案头的速写以及墙上层层叠叠的试墨稿。对国画家而言,创作过程中产生大量手稿与实验性作品本是常态。
![]()
艺术家工作室一角
这些资料本应足以记录一位画家的艺术发展历程,然而现实却往往相反。在为艺术家筹备回顾展或系统梳理其创作脉络时,我们常面临一个共同困境:尽管画作数量众多,展览与画册亦持续推出,但可供学术比对与逻辑梳理的底层文献却时常匮乏。
![]()
展览现场
短期内,这种缺失或许并不影响展览的举办、市场的流通或作品的收藏。然而,若将时间维度拉长至数十年乃至艺术家进入艺术史视野之时,问题便会凸显:后世所能见到的往往仅是少数“代表作”,而那些支撑作品诞生的思维过程、反复试验的曲折路径,很可能就此湮没无闻。
从“修典”传统到数字化传承
中国素有“盛世修典”的文化传统,以国家之力系统编纂艺术瑰宝。从《宣和画谱》到《石渠宝笈》,皆体现了对文明连续性的自觉承担。古代因技术所限,编纂工程艰巨,原作亦难免因水火兵燹而损毁散佚。
![]()
“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陕西特展”现场
今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正是对此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与科技化升级。该项目历时十余年,在全球范围搜集、拍摄了万余件(套)存世中国古代绘画,并采用最高标准的数字化技术,为流散各地的珍品建立了精准的“数字孪生”。这不仅为古代绘画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全新范式,也为当代艺术家的文献保存工作树立了系统性、高标准的示范。
现代数字化采集不仅能清晰呈现宣纸的纤维肌理、墨色的微妙层次,更能构建多元信息的关联网络。通过系统化的数据管理,艺术家的手稿、展览记录、相关评论、创作影像等资料得以有机整合,形成一个动态、立体的“艺术现场”。
消逝在流转中的艺术“心电图”
文献的缺失不仅体现于创作过程材料的流失,也常见于作品本身的散佚。随着时间推移,因搬迁、代际更替、社会流转等原因,作品往往从艺术家手中流向不同藏家,甚至踪迹难寻。
尤其在早年,艺术界普遍缺乏自觉的文献保存意识。许多画家在成名前,因生活或交往需要,随手赠出或售出作品,却未留存图像记录。待到编纂全集时,才发现这些作品早已散布四方,影像资料模糊残缺,甚至原件已损。
这在业界已成为普遍痛点。一位艺术家可能毕生勤奋创作,最终得以清晰追溯、具备完整文献的作品却十分有限。那些失散的作品,恰似艺术家在特定历史瞬间的“心电图”,每一幅都是彼时思想与情感的凝结。若画作佚失,那段生命记忆与创作状态便也随之模糊。
![]()
纸质文献 泛黄、破损 图片来源于网络
若超越个人视角,可见问题的本质在于时代性的记录方式滞后。过去主要依赖实物保管与纸质出版,但纸张易黄、影像易褪、书籍易失,且纸质资料难以检索与关联,导致草稿与成品、不同时期的作品之间缺乏脉络连接。这种断裂,使得艺术家的生命历程沦为碎片。
从《史国良画集》看文献系统化建设的紧迫性
近期,由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承印的《史国良画集》正式出版。该画集系统收录了艺术家从青年时期至今的四百余幅精品,部分作品历经多方寻访才得以收回。这部厚重之作,既是史国良艺术道路的阶段总结,亦具重要的艺术、收藏与文献价值。
然而,在编纂过程中,一个现实问题凸显:因早年缺乏系统的影像与文献保存,不少关键作品已无法找到原作,只能借助旧出版物翻拍或分辨率有限的图像进行补充。史国良本人亦表示:“我没有这些作品的高清图像,画作已经找不到了。”本应完整呈现的艺术历程,因此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问题并非出于整理者的努力不足,而在于许多材料在创作当时就已错过最佳保存时机。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指出,史国良的大量作品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随后便流散于社会。尽管编纂时竭力搜集,仍有一部分作品无法以理想状态呈现。
![]()
雅昌艺术数据库史国良作品图
实际上,雅昌艺术数据库中已收录史国良的高清作品影像逾千幅。核心症结在于缺乏一个持续建设、系统管理的艺术家数字文献体系。
在整理过程中,最难复原的并非单件作品,而是围绕创作产生的过程性材料:速写、构图草稿、修改痕迹等。这些正是理解艺术家创作方法与思维演进的关键,却也是最易散失的部分。
因此,为健在艺术家建立个人数字文献系统,实有必要将整理工作从“晚年回溯”前移至“日常记录”,使文献保存成为创作的自然延伸。
为何“事后补救”往往力不从心?
《史国良画集》所遇困境并非孤例。在为已故或年长艺术家整理文献时,类似情况几乎成为常态。作品分散于不同藏家,逐一协调拍摄工作量巨大;资料散落在画廊、出版社、个人存储设备甚至记忆之中,难以整合为有机整体。这也正是近年来“艺术家数字文献系统”被日益重视的根本原因。
与传统资料整理不同,数字文献系统能够在创作过程中持续纳入作品、草图、展览、评论、影像等多元材料,而非待多年后再进行拼凑。文献保存不应是补救措施,而应在创作起始阶段就以最佳状态得以存续。一旦错过关键节点,即便后期投入巨大努力,也难完全挽回。
更重要的是,数字文献系统不仅是“储存”,更是“联结”。它将草图与成品、展览与评论、影像与文本相互关联,使原本零散的信息重组为可被解读、可被研究的生命轨迹。
![]()
雅昌艺术家数字文献中作品图无限放大
在这一系统中,每件作品都可成为一个立体入口。观众可无限放大图像,查看创作过程,甚至聆听相关故事与时代语境。艺术从而不再是静止的物件,而是可持续进入、不断再生的文化现场。
雅昌艺术家数字文献项目,正是针对艺术文献长期缺乏系统性保存这一问题展开的重要实践。该项目运用信息技术,对艺术家的作品、出版、展览、创作历程、评论及相关影像进行系统化整理与管理,使艺术家的创作生命与精神遗产得以跨越时空限制,获得持久保存、高效利用与广泛传播的可能。
结语
中国绘画的历史,不应仅是少数“代表作”的编年史,而应是鲜活、立体的生命记载。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对古代瑰宝的数字化重塑,到当代艺术家数字文献系统的建设,我们正在探索一条融合传统文脉与科技赋能的传承新路。
我们亟须将文献保存从个人层面的“无意疏忽”或“力有不逮”,转化为社会文化层面的“系统共建”与“科技赋能”。这不仅是为了存续过去,更是为了启示未来——让后来的研究者与爱好者,不仅能欣赏画作,更能完整地“遇见”一位艺术家,以及那片充满温度与思考的创作世界。
当文献成为创作的一部分,而非事后的补充,中国绘画的历史,才可能真正得以完整书写。
(责任编辑:王丽静)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雅昌艺术网的价值判断。
阿拉里奥画廊上海转型:为何要成为策展式艺术商业综合体?
李铁夫冯钢百领衔 作为群体的早期粤籍留美艺术家
张瀚文:以物质媒介具象化精神世界
OCAT上海馆:参与构建上海艺术生态的十年
全部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