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艺术全球化的图景中，跨文化创作常陷入符号嫁接或风格混搭的浅表困境。匈牙利-西班牙艺术家佐尔坦 Zoltán Gábor Fodor-Lengyel 长达四十余年的实践，却提供了一条迥异的深层路径：他将生命历程本身铸炼为一种“文化游牧”的方式，从在地性的感知生发，逐渐形成语言方式，最终形成新系列作品的方法论，通过在差异地理中的持续栖居与身体体验，他的绘画语言从内部产生张力，承载复杂意蕴的个人化形式。他的创作历程所呈现出的独特样本，并非简单地携带一种成熟风格周游世界，而是让自身成为文化流动的载体，在持续的行走、对话与感知中，让艺术语言自然生长。他的这场漫长创作轨迹作为“文化游牧”的重要核心，从布达佩斯、马德里到中国近20个城市和地区，近期他来到北京宋庄完成驻留创作计划。2025年12月13日在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举办了个展《东方寻境：从马可波罗到万里江山》及其发布的《万里江山图》共创计划，则标志着他这场旅程进入了一个深思熟虑、意图构建体系的新阶段。并非其艺术生涯的异域插曲，而是这条一以贯之的路径在东方语境下的必然展开与逻辑深化。

　　佐尔坦・加博尔・佛多尔-伦吉 Zoltán Gábor Fodor-Lengye，作为西班牙加的斯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匈牙利金十字勋章获得者。1963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少年时期迁居西班牙，在巴黎索邦大学完成艺术深造。这种跨越匈牙利、西班牙、法国的成长经历，使他自称“所谓的西方文化已经融入我的血液”。然而，正是这种深厚的欧洲文化根基，激发了他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强烈向往。也铸就了他的“世界灵魂”。佐尔坦已在全球举办超过200场展览，作品被百余家国际机构收藏。但对他而言，这些成就并非终点，而是不断突破的起点。

Zoltán(佐尔坦)曾获得西班牙戈雅电影奖(Goya Awards)出版了十多本专著和近百本画册。他的艺术创作经历被拍成了多部专题纪录片。 

　　“文化游牧史”的多元根系生长

　　佐尔坦的创作系统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与生长性，根植于其个人史本身就是一部“文化游牧史”。他生于匈牙利，童少年时代迁居西班牙，而后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汲取早期的艺术滋养。三国的背景赋予其“多元化的成长过程”。匈牙利提供了中欧的精神底色与家庭记忆，西班牙注入热烈奔放的生命节奏与色彩感知，巴黎则锤炼其形式修养与理性构架。这种复合背景使他不再隶属于单一文化母体，而天然成为一个文化的“翻译者”与“间性主体”。他的早期创作，如1993年的《发射》系列，充满了欧洲表现主义的强烈情感张力与动态构图，展现了其在西方现当代艺术传统中的扎实训练。

　　然而，“文化游牧”的本质在于流动与反应。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全球举办了超过两百场展览，这种高密度的旅行与展示并非重复，而是持续的对话与测试。他的创作风格因此拒绝定型，媒介从绘画、雕塑跨越至公共艺术，主题也在历史叙事、体育精神与人文肖像间自如切换。其工作方法颇具特色：他习惯于在一个系列中同时开启四五十幅画作，在数月内并行推进，让灵感在整体中相互激荡。这种方法被他称为一种“交响式创作”，其核心在于保持创作状态的开放性与流动性，这也隐喻了他的文化态度——永远准备接纳融合新的节奏汇入。佐尔坦并不是直接从表层的“东西方融合”套路去创作，而是通过多次、多地在行旅在中国的深度驻留，以及在地性的生活创作，而非短暂采风。对水性材料的亲身尝试，包括水墨、地方风物、多民族的文化。

　　中国经验如何重塑色彩与感知的笔触意味

　　正是这种身份，驱动他将“文化游牧”从被动经历转换为理性方法。近年来的中国游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贵州榕江、肇兴侗寨的的深度行旅过程中，多民族的丰富文化和苗族蜡染中那“精雕细琢的东方蓝”……这些经验形成直接的肉身体验的储备，而非以猎奇眼光观看。

　　2024-2025年间，佐尔坦经历了重要的创作转向。他坦言：“这辈子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早已习惯不同的生活节奏和方式。中国，是我真正向往的地方。”这一次，他决定“来当学生”，开启深度人文行走，在山水与市井间寻找全新的艺术叙事。

　　以及于2025年5月，“印绘东西”艺术作品展在宁波举行，佐尔坦近200件作品与中国图形印篆刻艺术首次深度对话。并且佐尔坦受聘担任新成立的“宁波-中东欧国际文化与艺术交流中心”艺术总监及匈牙利文化艺术(宁波)中心主任。这些共同形成了他常常提及的“学习”与“感受”丰富性，其创作核心是“表达他爱中国这个主题”。这绝非浮泛抒情，而是意味着他试图在中国经验中，找到与自身情感结构共振的频率，也是他的色彩符号学融入更丰富的文化基因。这些记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视觉语言，尤其是色彩系统。

　　在他的叙述中，抽象的色块获得了具体的文化体温：《丝绸之路》中的红色与金色对应庄重与庆典，《天空》中纯淨的白与蓝映射其所感知的社会秩序与清明，充满光感的明黄则如无处不在的阳光，传递温暖与能量：红与金的表达蕴含致敬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传统色;白与蓝：象征其所感知的中国社会“纯净”特质;冲击性黄与磷光黄：代表内心的热情与纯洁，“与蓝白相间，构成最自然平和的情感表达”;玫红与粉色表现“纯真感与秩序感”他的风景画因此超越地貌描绘，成为情感地理的图谱。中国经验没有让他变成一位东方画家，而是为他固有的欧洲抽象表现主义语言，注入了新的情感逻辑与色彩哲学。

　　在此，色彩不再是客体，而是主体感知的延伸。这种将社会观察转化为内在色彩逻辑的能力，正是其创作从“旅行见闻”迈向“文明对话”的关键一跃。在“东方寻境”展中的作品，清晰展现了上述体验与转译的成果。我们可以借尚辉所强调的“想象性”与“笔触味”这一对范畴，来剖析其作品的独特面貌。

　　在《地球》与《和平》、《爱》、《纯洁》等作品中，佐尔坦并未描绘任何可辨识的地貌特征，而是全力捕捉根脉生生不息的绵延意象。他摒弃了地理的真实，生成抽象性的精神真实。画面中自由的笔触形成线条、色彩、节奏共同塑造出的如山似水的图像，是一种基于现场感受的“意象再造”。他尤其善于运用富于生命律动的曲线，来替代西方抽象中常见的理性直线，这无疑是对东方美学中婉转流动韵味的一种心领神会。

　　而其个人化的笔触意味，可以视为表现主义的挥洒与中国水墨书写性二者间进行了巧妙的混杂与叠加。在《丝绸之路》与《天空》等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书写的色彩”。笔触在画布上既有油彩的堆叠与覆盖，又兼具飞白、渗化般的通透感;色彩层叠交织，仿佛在空间中呼吸与生长。这种笔触，不再仅仅是造型或表意的手段，其本身就成为情感流动的轨迹与时间沉淀的痕迹，充满了“手绘创造价值”的温度与力量。这正是对机器或AI图像“对人类审美的抹平”趋势的一种有力回应。

　　宋庄驻留的节奏与创作生成

　　理解佐尔坦的艺术，必须进入其创作发生的具体现场。在北京宋庄上上国际美术馆那间四百余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他的日常呈现为一种高度自律又充满感知张力的仪式。他的工作节奏如同精准的齿轮：上午十点至十二点沉浸于画布，午后稍作休憩，傍晚五点重返，直至夜色九点。这种节奏非关苦行，而是一种蓄能系统——佐尔坦善于在创作间隙，以西班牙音乐、雪茄或一杯威士忌与友人小叙，将松弛的社交感转化为下一轮创作的情感燃料。他坦言晚间常以作画代替进食，将全部生理与精神能量“汇聚成一种艺术的爆发力”。

　　这一工作现场，是其毕生创作系统的微观缩影。佐尔坦的创作从未依赖瞬间灵感，而是依托于一套可迁徙、可再生的“生产程序”。他习惯在一个系列中同时开启四五十幅画作，让它们在六七个月的周期内并行生长、相互对话。这种“交响式创作法”确保了其作品内核的同一性与表达的放射性。工作室里使用的从欧洲带来的高饱和度、甚至带有荧光特质的颜料，在画布上碰撞出极具张力的色彩景观，这既是他西班牙岁月中内化的“斗牛士般炙热情感”的本能流露，也是其面对新环境时主动选择的视觉抗争——以最强烈的色彩语法，叩击并融入陌生的文化场域。他以身体感知为起点，让不同文化在个体经验中自然融合。

　　从寻境到同构的系统化转向

　　在与佐尔坦的交流中，上上美术馆馆长、艺术家李广明深感西方艺术家的“沉浸式创作”有不同社会、文化、个体的差异：生长于古典-现代-当代线性未断裂的文化语境，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社会背景;他不拘泥于艺术史标签，可自由往返于具象、抽象、表现主义之间，具有选择的自由性;在他的创作方法中，不难看出源于个人生命体验与即时感知，而非理论先行的特质。

　　此次在上上国际美术馆的展览，可以看作佐尔坦前期中国经验的阶段性总结与未来野心的宣言。展览主题“从马可波罗到万里江山”，揭示了他自我定位的升华：从一位好奇的观察者(如马可·波罗)，转向一位意图参与构建文化图景的对话者。

　　展览中的作品，如《洛阳》与《西安》，清晰展现了这种“转译”。他并未描绘具象的山水或古迹，而是用挥洒的笔触、层叠的色块和富于动势的构图，去捕捉“气”与“势”。中国水墨画的“气韵生动”在这里被解构，并通过油彩的浓郁质感与抽象形式重新编码。例如，在表现山脉时，他更倾向于使用富有生命力的曲线而非冰冷的直线，他认为这更接近东方美学中对自然内在韵律的理解。

　　展览最核心的宣告，是与李广明共同发起《万里江山图》共创计划。这标志着他从个人创作向系统化艺术工程的范式转变。双方试图融合李广明源于水墨的实验与佐尔坦的理性“网格叙事”，在对话中形成新的可能性。他们计划将如大运河这样宏大的地理历史课题，分解为可数字化处理、又可传统笔绘的“动态矩阵”单元，最终组合成一件可无限生长、重组的开放性作品。

　　此次共创计划的发布，是佐尔坦此前所有在华经历的进一步延伸。他将个人情感转向为共有的文化使命;从个人化的创作，整合为系统的艺术工程;并在艺术语言上，探索拓展为跨文化的合作方式;这标志着他以“当代马可·波罗”的身份，不仅完成了对东方的“寻境”，更开始参与书写和共建一种新的、流动的、属于全球化时代的“万里江山”图景。

　　结语

　　佐尔坦的艺术路径揭示了一种在全球化时代日益重要的创作方法论：将个人置于不断流动的文化际遇中，让身份保持开放，让语言在对话中生成。他的作品，无论是早期欧洲时期的强烈表达，还是如今融汇东方意蕴的抽象风景，都是其生命地理的即时显影。从作品语言和方法论的转变，可以看到变的是语言与尺度，不变的是永在路上的“文化游牧者”的核心——对世界怀抱赤子般的好奇，并坚信艺术是连接彼此、构建理解的共通语言。他的旅程，仍在进行。